江朱搭档的历史,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起的。

尽管他们这时已经60岁左右了,但一生最辉煌的事业才刚刚开始。在其后的岁月里,这两位成长地域不同、性格类型迥异的同志,却成为了一对世所公认的“黄金搭档”。

那么,他们是怎么搭档的,又为何能搭档得好呢?

01

在写这个题目的时候,我首先就想考证一个问题:江朱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因为根据公开的履历,在他们职业生涯的前半期,几乎毫无交集。最终让他们联结在一起的,是上海。

江同志与上海的渊源自不必说。其实,上海对朱同志来说,也是一座有特殊意义的城市。

1947年夏天,19岁的他从长沙来到上海,参加清华大学的一年级入学考试。

那一年,清华全部实行“自主招生”,共在全国设立了北平、上海、武汉、成都等9个考点。朱同志为什么没有选择离长沙更近的武汉,而是来到上海参加考试,这个就不得而知。

有热心的读者朋友,帮我找到了那一年清华大学的招生简章。上面显示,考试的日期是从8月5日开始,报工学院的学生需考国文、英语、数学、公民史地、物理和化学等六个科目。

最终,年轻的朱同志以平均分80以上、湖南籍学生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电机系。

同月,同样念电机系江同志,在当时严酷的就业环境里找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在上海粮服实验厂(益民食品一厂的前身)担任技术员。

在1947年的8月,他们同在上海,也许相隔不远,都有着光明的前途。

根据我所看过的资料,江朱第一次在工作上打交道,恐怕都要在整整四十年后了。

地点还是在上海。

那是1987年,时任市长的江同志正面临一个具体的压力。

当时,中德合资成立了上海大众汽车公司,生产“桑塔纳”轿车。曾在“一汽”工作过的江同志懂得汽车产业的价值,他希望借助国际的先进技术,把上海打造成轿车工业的基地。

按照最初确定的目标,“桑塔纳”有个国产化的时间表,最终国产化率要达到90%以上。可干了接近三年,国产化率仅有2.7%,只有轮胎、喇叭、天线、标牌这四个零部件符合要求。

国产化率达不到,量产就上不去,企业就见不到稳定的效益,总不能全靠散件进口吧。

看到这种情形,德国方面也开始担心,中方对项目的支持会不会动摇啊?

为了稳住德国人,江同志主动出面做他们的工作,还风趣地表达了自己的决心:

像我这样90公斤的体重,不是好打倒的。

这时,“桑塔纳”国产化的问题也引起了北京的关注。这年6月,北京派下来了一个阵容豪华的调查组。

调查组的组长,就是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同志。

在了解了情况之后,他用很严厉的措辞说:

必须明白我们的痛苦教训,三年来的国产化工作,实际上几乎没有向前迈进一步。

从当年媒体的报道里,无法证实江同志与调查组见过面,只提到“市政府连续召开会议研究调查组意见”。但是,想必此时的江同志,一定熟悉了这位调查组长的名字,也感受到了他直言不讳的风格。

不过,大概谁也没有想到,仅仅在半年之后,朱同志也调来了上海,接棒升任书记的江同志,担任市长。

这真是一个人的命运呐!

02

原本不太熟悉的人要在一起共事,建立信任是第一步。首先姿态就非常重要。

所谓姿态,就是摆正位置。

初来乍到,朱同志的姿态放得很低,位置也摆得很正。

从他的讲话里,可以知道他很熟悉江同志的经历,也是从心底里尊重这位“班长”的。他认为自己缺少基层工作的经历,“一直坐在北京”,不像泽民同志“很早就当厂长,而且是大厂的厂长”。

他还说自己作为上海市长,不是最佳人选,有很多不足:

特别是比泽民同志差得很远。

他讲这个话,是在上海市人代会正式选举前做的一个自我介绍。这篇讲话被全文收录在他后来的《上海讲话实录》一书中。只是文字的感觉远远没有视频精彩。

这也算是一个经典名场面。

在讲话的开头,朱同志总在陈述自己的缺点。他总结了三条,其中之一就是“性情很急躁,对下面干部批评过严”:

这一点我应该向泽民同志好好学习。

不料,坐在一旁的泽民同志突然插话道:

这点我跟镕基同志差不多,但我们都没有坏心,只是像上海人说的“吃相难看”。

会场顿时笑声一片。

众所周知,老上海人是讲究“腔调”的,尤其是饭桌上更要有“吃相”。而在沪语里,形容一个人吃相难看,还有一句顺口溜,叫“筷子像雨点,眼睛像闪电”。

大概也就是“太捉急”的意思。

江同志说自己“跟镕基同志差不多”,是一种谦虚,是对朱同志的照应,也是一种高情商的表现。他并不常对下属发脾气,据老同志们讲,他总是“在很放松的谈心聊天中同大家交流”。

因此,这个片段反映出他们之间融洽的氛围。江朱是有默契的。

很快,这种默契就在工作里得到了体现。

体现的地方还是那个“桑塔纳”。

就在人代会开过没几天,朱同志来到了上海大众视察。人们以为新市长是不是又带来了什么新蓝图。他却说:

上海轿车工业的蓝图,老市长泽民同志已经绘制,我将不遗余力去创造性地实现。

他是怎么“创造性实现”的呢?

在视察后第二天清早,让德国合作伙伴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一辆巨型吊车横卧在大众厂区旁的一条马路上,把路给堵死了。

这辆吊车正是朱同志搞来的。

他为什么要堵路呢?原来,这条道路正好经过工厂的油漆车间,道路扬尘会影响车身喷漆的质量,按照起初的规划早就该封闭了。可事情在几个部门间扯皮,扯了三年都没搞成。

朱市长一来,不到24小时就搞成了。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我看汽车也一样。

在第二年,不光“桑塔纳”的国产化有了进展,上海大众还试制出了加长型的样车。江同志在朱同志的陪同下,乘坐了这款样车。下车后他高兴地说:

感觉真不错。

03

江朱的个性其实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一个有水,包容而灵活;一个带金,犀利而坚实。

他们一个抓得准,擅长战略;一个抓得狠,擅长执行。

这就是主帅和先锋的配置啊。

这个可以举出很多案例。譬如,在回顾上海振兴历史时,绕不开的一个“菜篮子工程”。

在80年代初期,上海市民的副食品供应很困难。前面说到,上海人是讲究“吃相”的。吃的都没有,还怎么讲究嘛。所以,市民的抱怨很大。

江同志刚来的头几个月,就为这个事睡不好,脑子里转的全是“菜篮子”。

坐在办公室都是问题,下去调研全是办法。于是,江同志就来到上海的农业大县金山县调研。当时有一种论调,说要解决上海的副食品供应问题,要“立足经济区,面向全中国”。

江同志却认为不能丢掉自力更生。经过调研后,他明确指出,不是立足经济区:

还是要立足郊区。

他为什么有这个认识呢?在当时的体制下,一个1200万人口的大城市,总从外地调东西不是个办法。他给同志们讲了一个事:

今年市里大豆紧张,要黑龙江调,我只好“秀才人情纸半张”,用毛笔给黑龙江省长写信;豆源有了,运输又成问题,再来个“秀才人情纸半张”,给铁道部写信。但这种信不能多写。

调研中,他就提出在郊县搞几个大机械化养鸡场的设想,他说:

要掌握几千万斤蛋在手里。

通俗的几句话,明确了解决的副食品供应的思路。

朱同志来之后,便选择“菜篮子”作为自己工作的突破口,他也觉得上海郊县大有可为。

他顺着江同志定下的思路,在郊县大力兴办农业基地。以1988年为例,上半年就开工了200多个基地,全年建设了300多个,市民的吃菜问题很快得到缓解。

到今天,上海依然延续着这个思路。而且随着发展的脚步,“上海农场”已经不光局限在上海,还在苏北和皖南等地建设了若干个“域外农场”。

估计还是有几千万斤蛋在手里。

04

这种“江定战略、朱来执行”的默契配合,日后也跟随历史的进程,延续到了北京。

这时,给他们施展的版图更大更广了。

1995年底,江同志来到陕西和甘肃视察,两省刚刚遭遇了严重的旱灾。特别是在甘肃定西,这里自古以来“苦甲天下”,他看到那里农民的水源仅靠水窖积的雨水。为了节约用水,他们很少洗脸,几乎成了半个“黑人”。

江同志当时就念了《出师表》里的两句话,来形容了自己沉重的心情:

寝不安席,食不甘味。

于是,一个开发西部的的想法,开始在他脑海里酝酿。

1999年的3月,他正式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

其实当时好多同志还有疑虑,就认为时机是不是合适。然而,江同志引用美国的例子说:

美国当年如果不开发西部,它能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

随后,为了实施这个战略,朱同志去到西部多个省份考察。他将大开发的战略,拆解成当前要抓的几个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这些基础设施,包括从西南向广东送电的“西电东送”工程。

讲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我室经常引用的那本书,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同志的那本《筚路蓝缕》。

在这本书里,他讲到了一个江朱联手推动工作的很好案例。

当时,广东省经济发展很快,电力需求激增。广东的负责同志就带来一个议题,希望在“十五规划”期间(也就是在2005年前),批准在广东省内新建1000万千瓦的发电厂。

然而,朱同志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出发,为了帮助贫困地区发展,提出了另一个方案,即在贵州、云南新建以水电为主的发电机组,然后将电力输送到广东。

究竟哪个方案好,在会议上产生了争论。朱同志以他一贯强势的风格,说:

如果不能完成向广东送电1000万千瓦的任务,我总理辞职。

这这相当于是立“军令状”了。

那么,主持会议的江同志是怎么说的呢?他说:

朱总理是清华大学学电机的,他懂电,我们就听他的吧。

其实,江同志自己不也是学电机的吗?但他以这种巧妙的方式,表达了对朱同志的支持。

在江朱的联手推动下,世纪之交的那几年,催生了诸如西电东送、西气东输、青藏铁路等等“超级工程”。这些工程拉动了经济,改善了生活,也改变了国家的面貌。

虽然,这些决策的故事,现在只有很少的部分被披露,但还是能感受到那些年,国家“筚路蓝缕”的发展过程。

我就联想到库恩博士写的那本传记,名字是“他改变了中国”,其实也可以叫“他们改变了中国”。

05

任何事业的成功,都需要依靠团队的力量。

能够把人团结在一起共事、一起奋斗的最核心的东西,说到底还是共同价值观和理想。

江朱固然来自不同的地域,一个受江浙文化影响,一个被湖湘文化熏陶。但他们身上,其实有个难以忽视的共同背景。

他们都是从抗日救亡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都感受过国破家亡的滋味。

江同志的故乡扬州,在抗战爆发初期就沦陷了。他就读的扬州中学,曾被日军占领,教室里的书本被付之一炬。他和他的同学,时常去扬州梅花岭下的史可法墓凭吊,那里的墓牌坊上有一副对联:

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

而朱同志就学的湖南省会长沙,经历了四次保卫战,他的中学时代,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1944年,他刚上高中时,长沙最终失守。多年以后,他在给母校的信中回忆道:

面临无家可回之际,国破家亡之感终生难忘。

在这一代人身上,是有着火热的爱国理想的。因此,当他们有机会去改变国家时,是非常能够凝聚在一起的。

也因此,当他们看到中国日渐富强时,内心必定是十分欣慰的。

在关于江同志与扬州的一本画册中,可以见到一张他们俩的合影。那是在2013年5月,江朱相聚在扬州瘦西湖畔。

此时,他们早已功成身退,都是耄耋老人。两人并肩而坐,相视而笑。

这种感觉,应该就叫“恰同志少年”吧。

如今,照片里的一位老人已经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另一位也逐渐远离了大家的视野。

但是,江朱搭档的故事,相信会一直留在历史中,成为世代传颂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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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的记者会为什么好看?


我的电脑里,保存着朱镕基98年到02年,五次总理记者会的完整视频。

记得那些年,我年龄还小,却对这每年一次的答记者问很是期待,就感觉到有意思,尽管他讲的东西好多都听不懂。

前两天我感到焦虑的时候,又把这些视频翻出来复习一下,看了还是觉得十分提气。

我也在想,他的记者会为什么好看?



朱镕基在记者会现场。

01

朱同志口才很好,几乎没人会否认这一点。

他退下来之后出的第一本书《朱镕基答记者问》,成了畅销书。这本书收录了总理记者会整理后的文本,我对照着视频,发现他说话的几个特点。

一个,他不回避问题,甚至会把问题说得很直接、很赤裸、很严重。

譬如,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的财政收入大幅改善。但新的问题随之产生:许多地方在规定的“税”之外,又巧立名目,征收各种形式的“费”,老百姓意见很大。

在1998年的首次记者会上,朱同志提到“费大于税”的问题时,用了一个极为严厉的措辞:

使老百姓负担不堪,民怨沸腾,对此必须整顿和改革。

讲真,我印象中几乎从没听到哪个官员口中,当众承认过“民怨沸腾”这四个字的。

尽管后来“费改税”因为涉及各方利益,进行地非常艰难,但总理能这样讲,一方面可以稍微舒缓人们的怨气,另一方面也可以给官员们施加压力。

毕竟,承认问题的存在,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这样的例子,不是他当总理之后才有的,在上海时就有了。

在去上海当市长之前,他一天地方官都没做过,所以特地去请教了天津的李瑞环同志。李同志对他面授机宜说:

干好工作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振奋人的精神,增强人民的信心。人民的信心鼓起来了,相信你了,愿意与你合作了,那事情就好办了。

朱同志是清华出身,李同志是木匠出身。但大学生听进去了老木匠的话,要拿一点实在的政绩,取信于民。

朱同志选择市民日常最关心的“菜篮子”,作为工作的突破口。

上海的副食品供应,历史上就是个问题。它没有广阔的农地,却有庞大的人口。

1958年,为了解决农副产品的问题,上海曾向隔壁的江苏“伸手要地”,经过中央批准,嘉定、松江等10个县并入上海。可即便这样,到了80年代,上海的“菜篮子”依然到处都是洞,老百姓意见很大。

朱同志花了很大功夫,就怕下属不重视,曾对他们说:

在上海取得民心主要靠 “菜篮子”,你把“菜篮子”丢了,我们就垮台了。

这话不是我杜撰的,是白纸黑字写在《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里。这本书也是精彩得很呢。



朱市长视察道路改造。

02

朱同志讲话坦诚,也有个性。

他的个性体现在说话上,其实就是一大特点:不假谦虚,有点“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意思。

这个怎么讲呢?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他答问时更习惯于用“我”做主语:我想、我感到、我认为…

譬如,开1999年的记者会前,其实面临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就是前一年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8%,没有达到。这在改革以来也是少有的情况。

朱同志在回答相关问题时,是这样说的:

过去的一年我感到非常难,这个困难超过了我预料的程度。第一,我原来没有估计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么大;第二,中国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也超出了我的预料。

其实在说不足的时候,他完全可以使用个人色彩更轻的“我们”。他没有这样做。

现在有的官员开发布会,就根本听不出他的所思所想,你就感觉不是一个人在说话,而是一枚图章在说话。信任感会大打折扣。

这让我想起以前的一位同事,他在汇报中遇到质疑时,口头禅总是“我们下来找一下原因”。他这样说,并不是谦虚,只是个人不愿承担责任。

相反,当仁不让的人,往往更值得信任。

朱同志个性中的当仁不让,有个流传很广的事。

1988年3月,刚出任副书记(还没正式当选市长)的朱同志随上海代表团赴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

会下,一位记者问:“听说你将出任上海市副市长,这消息可靠吗?”

朱同志毫不迟疑地回答:“我需要纠正你的是,国务院派我到上海去工作,是去当市长,而不是副市长。”

这句话后来回到上海被个别人大代表批评,说还没选呢,你怎么这么不谦虚。

还好,江同志帮他说了话:

我认为镕基同志讲这句话从原则上讲没有错。

朱同志虽然说话时很直接,但行为上不越位。

代表们问他有没有施政纲领,作为二把手,朱同志的回答是:

施政纲领在江同志的工作报告里明确阐明了,要求非常明确,我的任务是创造性地去完成、去实现。

所以,在上海时,两个个性迥异的人配合得很好。吴官正同志就有一句评价:伟大的邓小平与伟大的江同志,选择了伟大的朱同志。

或许今后,还可以写一个江朱两位同志是如何搭档的。



两位搭档在上海时期。

03

在朱同志当政的时候,经常上香港媒体的头条。

那些见风是雨的港记,给他封上了“经济沙皇”等等绰号,也最爱使用诸如“发飙”“炮轰”等等标题。

这些东西,虽然大多是为了吸引眼球,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朱同志自信与强势的风格。

这种风格,在困难时期或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里,却是非常能提振信心的。

例如,2002年11月,他最后一次到香港。

那时,香港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一直疲软不振,财政赤字高企,特首董先生“忧心如焚”。

朱同志在港府的欢迎晚宴上,发表了“我爱香港”的演讲。这可以说是他最精彩的演讲之一。

在演讲中,他先是对香港来了一番激情赞美,细数了香港种种优势。随后以自己做对比,给董先生打气:

我说你这个“赤字特首”跟我这个“赤字总理”比起来,你还差得多呢。我的财政赤字去年是2598亿元呀,我累计发放的国债余额25800亿元,你赶不上我啊。

即使三年以后,你把财政储备花光了,你可以到内地去发行香港五十年长期债券,我第一个带头买!



朱同志到访次月,董先生宣布竞选连任。

朱同志讲这个话,有他的底气在。

在他主政那些年,中国采取了“货币稳健、财政积极”的经济策略,通过发行国债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拉动了经济增长,也保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

不过,香港的媒体却又封给他一个“赤字总理”的头衔。

对于别人强加在我们头上的不实之词,必须强势怼回去。在2002年最后一次的记者会上,朱同志说:

中国这个赤字没有把它“吃”掉,而是用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共完成了2.5万多亿元的工程。

包括新建 10 万公里的公路,新建5000公里的干线铁路,建设了9500万千瓦的电站,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用户已经达到 3.2亿户。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地摆在那里的。

我为我们国家不但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影响,而且利用这个机遇空前地发展了国民经济而感到自豪。

说到激动处,他加快语速,挥动双手,一个个数据脱口而出。

在那些年里,朱同志如此这般,强势地掌控着中国经济。他对经济数据的信手拈来,对经济状况的了然于胸,对经济政策的清晰笃定,会让人觉得心中有底。

在任何时代,杰出政治家的标准,都要看他能否激发大众的信心。

这也是为什么快20年过去了,他还是让人怀念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