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他们这时已经60岁左右了，但一生最辉煌的事业才刚刚开始。在其后的岁月里，这两位成长地域不同、性格类型迥异的同志，却成为了一对世所公认的“黄金搭档”。
那么，他们是怎么搭档的，又为何能搭档得好呢？
01
在写这个题目的时候，我首先就想考证一个问题：江朱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因为根据公开的履历，在他们职业生涯的前半期，几乎毫无交集。最终让他们联结在一起的，是上海。
江同志与上海的渊源自不必说。其实，上海对朱同志来说，也是一座有特殊意义的城市。
1947年夏天，19岁的他从长沙来到上海，参加清华大学的一年级入学考试。
那一年，清华全部实行“自主招生”，共在全国设立了北平、上海、武汉、成都等9个考点。朱同志为什么没有选择离长沙更近的武汉，而是来到上海参加考试，这个就不得而知。
有热心的读者朋友，帮我找到了那一年清华大学的招生简章。上面显示，考试的日期是从8月5日开始，报工学院的学生需考国文、英语、数学、公民史地、物理和化学等六个科目。
最终，年轻的朱同志以平均分80以上、湖南籍学生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电机系。
同月，同样念电机系江同志，在当时严酷的就业环境里找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在上海粮服实验厂（益民食品一厂的前身）担任技术员。
在1947年的8月，他们同在上海，也许相隔不远，都有着光明的前途。
根据我所看过的资料，江朱第一次在工作上打交道，恐怕都要在整整四十年后了。
地点还是在上海。
那是1987年，时任市长的江同志正面临一个具体的压力。
当时，中德合资成立了上海大众汽车公司，生产“桑塔纳”轿车。曾在“一汽”工作过的江同志懂得汽车产业的价值，他希望借助国际的先进技术，把上海打造成轿车工业的基地。
按照最初确定的目标，“桑塔纳”有个国产化的时间表，最终国产化率要达到90%以上。可干了接近三年，国产化率仅有2.7%，只有轮胎、喇叭、天线、标牌这四个零部件符合要求。
国产化率达不到，量产就上不去，企业就见不到稳定的效益，总不能全靠散件进口吧。
看到这种情形，德国方面也开始担心，中方对项目的支持会不会动摇啊？
为了稳住德国人，江同志主动出面做他们的工作，还风趣地表达了自己的决心：
像我这样90公斤的体重，不是好打倒的。
这时，“桑塔纳”国产化的问题也引起了北京的关注。这年6月，北京派下来了一个阵容豪华的调查组。
调查组的组长，就是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同志。
在了解了情况之后，他用很严厉的措辞说：
必须明白我们的痛苦教训，三年来的国产化工作，实际上几乎没有向前迈进一步。
从当年媒体的报道里，无法证实江同志与调查组见过面，只提到“市政府连续召开会议研究调查组意见”。但是，想必此时的江同志，一定熟悉了这位调查组长的名字，也感受到了他直言不讳的风格。
不过，大概谁也没有想到，仅仅在半年之后，朱同志也调来了上海，接棒升任书记的江同志，担任市长。
这真是一个人的命运呐！
02
原本不太熟悉的人要在一起共事，建立信任是第一步。首先姿态就非常重要。
所谓姿态，就是摆正位置。
初来乍到，朱同志的姿态放得很低，位置也摆得很正。
从他的讲话里，可以知道他很熟悉江同志的经历，也是从心底里尊重这位“班长”的。他认为自己缺少基层工作的经历，“一直坐在北京”，不像泽民同志“很早就当厂长，而且是大厂的厂长”。
他还说自己作为上海市长，不是最佳人选，有很多不足：
特别是比泽民同志差得很远。
他讲这个话，是在上海市人代会正式选举前做的一个自我介绍。这篇讲话被全文收录在他后来的《上海讲话实录》一书中。只是文字的感觉远远没有视频精彩。
这也算是一个经典名场面。
在讲话的开头，朱同志总在陈述自己的缺点。他总结了三条，其中之一就是“性情很急躁，对下面干部批评过严”：
这一点我应该向泽民同志好好学习。
不料，坐在一旁的泽民同志突然插话道：
这点我跟镕基同志差不多，但我们都没有坏心，只是像上海人说的“吃相难看”。
会场顿时笑声一片。
众所周知，老上海人是讲究“腔调”的，尤其是饭桌上更要有“吃相”。而在沪语里，形容一个人吃相难看，还有一句顺口溜，叫“筷子像雨点，眼睛像闪电”。
大概也就是“太捉急”的意思。
江同志说自己“跟镕基同志差不多”，是一种谦虚，是对朱同志的照应，也是一种高情商的表现。他并不常对下属发脾气，据老同志们讲，他总是“在很放松的谈心聊天中同大家交流”。
因此，这个片段反映出他们之间融洽的氛围。江朱是有默契的。
很快，这种默契就在工作里得到了体现。
体现的地方还是那个“桑塔纳”。
就在人代会开过没几天，朱同志来到了上海大众视察。人们以为新市长是不是又带来了什么新蓝图。他却说：
上海轿车工业的蓝图，老市长泽民同志已经绘制，我将不遗余力去创造性地实现。
他是怎么“创造性实现”的呢？
在视察后第二天清早，让德国合作伙伴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一辆巨型吊车横卧在大众厂区旁的一条马路上，把路给堵死了。
这辆吊车正是朱同志搞来的。
他为什么要堵路呢？原来，这条道路正好经过工厂的油漆车间，道路扬尘会影响车身喷漆的质量，按照起初的规划早就该封闭了。可事情在几个部门间扯皮，扯了三年都没搞成。
朱市长一来，不到24小时就搞成了。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我看汽车也一样。
在第二年，不光“桑塔纳”的国产化有了进展，上海大众还试制出了加长型的样车。江同志在朱同志的陪同下，乘坐了这款样车。下车后他高兴地说：
感觉真不错。
03
江朱的个性其实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一个有水，包容而灵活；一个带金，犀利而坚实。
他们一个抓得准，擅长战略；一个抓得狠，擅长执行。
这就是主帅和先锋的配置啊。
这个可以举出很多案例。譬如，在回顾上海振兴历史时，绕不开的一个“菜篮子工程”。
在80年代初期，上海市民的副食品供应很困难。前面说到，上海人是讲究“吃相”的。吃的都没有，还怎么讲究嘛。所以，市民的抱怨很大。
江同志刚来的头几个月，就为这个事睡不好，脑子里转的全是“菜篮子”。
坐在办公室都是问题，下去调研全是办法。于是，江同志就来到上海的农业大县金山县调研。当时有一种论调，说要解决上海的副食品供应问题，要“立足经济区，面向全中国”。
江同志却认为不能丢掉自力更生。经过调研后，他明确指出，不是立足经济区：
还是要立足郊区。
他为什么有这个认识呢？在当时的体制下，一个1200万人口的大城市，总从外地调东西不是个办法。他给同志们讲了一个事：
今年市里大豆紧张，要黑龙江调，我只好“秀才人情纸半张”，用毛笔给黑龙江省长写信；豆源有了，运输又成问题，再来个“秀才人情纸半张”，给铁道部写信。但这种信不能多写。
调研中，他就提出在郊县搞几个大机械化养鸡场的设想，他说：
要掌握几千万斤蛋在手里。
通俗的几句话，明确了解决的副食品供应的思路。
朱同志来之后，便选择“菜篮子”作为自己工作的突破口，他也觉得上海郊县大有可为。
他顺着江同志定下的思路，在郊县大力兴办农业基地。以1988年为例，上半年就开工了200多个基地，全年建设了300多个，市民的吃菜问题很快得到缓解。
到今天，上海依然延续着这个思路。而且随着发展的脚步，“上海农场”已经不光局限在上海，还在苏北和皖南等地建设了若干个“域外农场”。
估计还是有几千万斤蛋在手里。
04
这种“江定战略、朱来执行”的默契配合，日后也跟随历史的进程，延续到了北京。
这时，给他们施展的版图更大更广了。
1995年底，江同志来到陕西和甘肃视察，两省刚刚遭遇了严重的旱灾。特别是在甘肃定西，这里自古以来“苦甲天下”，他看到那里农民的水源仅靠水窖积的雨水。为了节约用水，他们很少洗脸，几乎成了半个“黑人”。
江同志当时就念了《出师表》里的两句话，来形容了自己沉重的心情：
寝不安席，食不甘味。
于是，一个开发西部的的想法，开始在他脑海里酝酿。
1999年的3月，他正式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
其实当时好多同志还有疑虑，就认为时机是不是合适。然而，江同志引用美国的例子说：
美国当年如果不开发西部，它能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
随后，为了实施这个战略，朱同志去到西部多个省份考察。他将大开发的战略，拆解成当前要抓的几个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这些基础设施，包括从西南向广东送电的“西电东送”工程。
讲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我室经常引用的那本书，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同志的那本《筚路蓝缕》。
在这本书里，他讲到了一个江朱联手推动工作的很好案例。
当时，广东省经济发展很快，电力需求激增。广东的负责同志就带来一个议题，希望在“十五规划”期间（也就是在2005年前），批准在广东省内新建1000万千瓦的发电厂。
然而，朱同志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出发，为了帮助贫困地区发展，提出了另一个方案，即在贵州、云南新建以水电为主的发电机组，然后将电力输送到广东。
究竟哪个方案好，在会议上产生了争论。朱同志以他一贯强势的风格，说：
如果不能完成向广东送电1000万千瓦的任务，我总理辞职。
这这相当于是立“军令状”了。
那么，主持会议的江同志是怎么说的呢？他说：
朱总理是清华大学学电机的，他懂电，我们就听他的吧。
其实，江同志自己不也是学电机的吗？但他以这种巧妙的方式，表达了对朱同志的支持。
在江朱的联手推动下，世纪之交的那几年，催生了诸如西电东送、西气东输、青藏铁路等等“超级工程”。这些工程拉动了经济，改善了生活，也改变了国家的面貌。
虽然，这些决策的故事，现在只有很少的部分被披露，但还是能感受到那些年，国家“筚路蓝缕”的发展过程。
我就联想到库恩博士写的那本传记，名字是“他改变了中国”，其实也可以叫“他们改变了中国”。
05
任何事业的成功，都需要依靠团队的力量。
能够把人团结在一起共事、一起奋斗的最核心的东西，说到底还是共同价值观和理想。
江朱固然来自不同的地域，一个受江浙文化影响，一个被湖湘文化熏陶。但他们身上，其实有个难以忽视的共同背景。
他们都是从抗日救亡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都感受过国破家亡的滋味。
江同志的故乡扬州，在抗战爆发初期就沦陷了。他就读的扬州中学，曾被日军占领，教室里的书本被付之一炬。他和他的同学，时常去扬州梅花岭下的史可法墓凭吊，那里的墓牌坊上有一副对联：
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
而朱同志就学的湖南省会长沙，经历了四次保卫战，他的中学时代，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1944年，他刚上高中时，长沙最终失守。多年以后，他在给母校的信中回忆道：
面临无家可回之际，国破家亡之感终生难忘。
在这一代人身上，是有着火热的爱国理想的。因此，当他们有机会去改变国家时，是非常能够凝聚在一起的。
也因此，当他们看到中国日渐富强时，内心必定是十分欣慰的。
在关于江同志与扬州的一本画册中，可以见到一张他们俩的合影。那是在2013年5月，江朱相聚在扬州瘦西湖畔。
此时，他们早已功成身退，都是耄耋老人。两人并肩而坐，相视而笑。
这种感觉，应该就叫“恰同志少年”吧。
如今，照片里的一位老人已经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另一位也逐渐远离了大家的视野。
但是，江朱搭档的故事，相信会一直留在历史中，成为世代传颂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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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的记者会为什么好看？
我的电脑里，保存着朱镕基98年到02年，五次总理记者会的完整视频。
记得那些年，我年龄还小，却对这每年一次的答记者问很是期待，就感觉到有意思，尽管他讲的东西好多都听不懂。
前两天我感到焦虑的时候，又把这些视频翻出来复习一下，看了还是觉得十分提气。
我也在想，他的记者会为什么好看？
朱镕基在记者会现场。
01
朱同志口才很好，几乎没人会否认这一点。
他退下来之后出的第一本书《朱镕基答记者问》，成了畅销书。这本书收录了总理记者会整理后的文本，我对照着视频，发现他说话的几个特点。
一个，他不回避问题，甚至会把问题说得很直接、很赤裸、很严重。
譬如，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的财政收入大幅改善。但新的问题随之产生：许多地方在规定的“税”之外，又巧立名目，征收各种形式的“费”，老百姓意见很大。
在1998年的首次记者会上，朱同志提到“费大于税”的问题时，用了一个极为严厉的措辞：
使老百姓负担不堪，民怨沸腾，对此必须整顿和改革。
讲真，我印象中几乎从没听到哪个官员口中，当众承认过“民怨沸腾”这四个字的。
尽管后来“费改税”因为涉及各方利益，进行地非常艰难，但总理能这样讲，一方面可以稍微舒缓人们的怨气，另一方面也可以给官员们施加压力。
毕竟，承认问题的存在，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这样的例子，不是他当总理之后才有的，在上海时就有了。
在去上海当市长之前，他一天地方官都没做过，所以特地去请教了天津的李瑞环同志。李同志对他面授机宜说：
干好工作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振奋人的精神，增强人民的信心。人民的信心鼓起来了，相信你了，愿意与你合作了，那事情就好办了。
朱同志是清华出身，李同志是木匠出身。但大学生听进去了老木匠的话，要拿一点实在的政绩，取信于民。
朱同志选择市民日常最关心的“菜篮子”，作为工作的突破口。
上海的副食品供应，历史上就是个问题。它没有广阔的农地，却有庞大的人口。
1958年，为了解决农副产品的问题，上海曾向隔壁的江苏“伸手要地”，经过中央批准，嘉定、松江等10个县并入上海。可即便这样，到了80年代，上海的“菜篮子”依然到处都是洞，老百姓意见很大。
朱同志花了很大功夫，就怕下属不重视，曾对他们说：
在上海取得民心主要靠 “菜篮子”，你把“菜篮子”丢了，我们就垮台了。
这话不是我杜撰的，是白纸黑字写在《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里。这本书也是精彩得很呢。
朱市长视察道路改造。
02
朱同志讲话坦诚，也有个性。
他的个性体现在说话上，其实就是一大特点：不假谦虚，有点“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意思。
这个怎么讲呢？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他答问时更习惯于用“我”做主语：我想、我感到、我认为…
譬如，开1999年的记者会前，其实面临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就是前一年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8%，没有达到。这在改革以来也是少有的情况。
朱同志在回答相关问题时，是这样说的：
过去的一年我感到非常难，这个困难超过了我预料的程度。第一，我原来没有估计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么大；第二，中国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也超出了我的预料。
其实在说不足的时候，他完全可以使用个人色彩更轻的“我们”。他没有这样做。
现在有的官员开发布会，就根本听不出他的所思所想，你就感觉不是一个人在说话，而是一枚图章在说话。信任感会大打折扣。
这让我想起以前的一位同事，他在汇报中遇到质疑时，口头禅总是“我们下来找一下原因”。他这样说，并不是谦虚，只是个人不愿承担责任。
相反，当仁不让的人，往往更值得信任。
朱同志个性中的当仁不让，有个流传很广的事。
1988年3月，刚出任副书记（还没正式当选市长）的朱同志随上海代表团赴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
会下，一位记者问：“听说你将出任上海市副市长，这消息可靠吗？”
朱同志毫不迟疑地回答：“我需要纠正你的是，国务院派我到上海去工作，是去当市长，而不是副市长。”
这句话后来回到上海被个别人大代表批评，说还没选呢，你怎么这么不谦虚。
还好，江同志帮他说了话：
我认为镕基同志讲这句话从原则上讲没有错。
朱同志虽然说话时很直接，但行为上不越位。
代表们问他有没有施政纲领，作为二把手，朱同志的回答是：
施政纲领在江同志的工作报告里明确阐明了，要求非常明确，我的任务是创造性地去完成、去实现。
所以，在上海时，两个个性迥异的人配合得很好。吴官正同志就有一句评价：伟大的邓小平与伟大的江同志，选择了伟大的朱同志。
或许今后，还可以写一个江朱两位同志是如何搭档的。
两位搭档在上海时期。
03
在朱同志当政的时候，经常上香港媒体的头条。
那些见风是雨的港记，给他封上了“经济沙皇”等等绰号，也最爱使用诸如“发飙”“炮轰”等等标题。
这些东西，虽然大多是为了吸引眼球，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朱同志自信与强势的风格。
这种风格，在困难时期或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里，却是非常能提振信心的。
例如，2002年11月，他最后一次到香港。
那时，香港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一直疲软不振，财政赤字高企，特首董先生“忧心如焚”。
朱同志在港府的欢迎晚宴上，发表了“我爱香港”的演讲。这可以说是他最精彩的演讲之一。
在演讲中，他先是对香港来了一番激情赞美，细数了香港种种优势。随后以自己做对比，给董先生打气：
我说你这个“赤字特首”跟我这个“赤字总理”比起来，你还差得多呢。我的财政赤字去年是2598亿元呀，我累计发放的国债余额25800亿元，你赶不上我啊。
即使三年以后，你把财政储备花光了，你可以到内地去发行香港五十年长期债券，我第一个带头买！
朱同志到访次月，董先生宣布竞选连任。
朱同志讲这个话，有他的底气在。
在他主政那些年，中国采取了“货币稳健、财政积极”的经济策略，通过发行国债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拉动了经济增长，也保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
不过，香港的媒体却又封给他一个“赤字总理”的头衔。
对于别人强加在我们头上的不实之词，必须强势怼回去。在2002年最后一次的记者会上，朱同志说：
中国这个赤字没有把它“吃”掉，而是用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共完成了2.5万多亿元的工程。
包括新建 10 万公里的公路，新建5000公里的干线铁路，建设了9500万千瓦的电站，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用户已经达到 3.2亿户。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地摆在那里的。
我为我们国家不但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影响，而且利用这个机遇空前地发展了国民经济而感到自豪。
说到激动处，他加快语速，挥动双手，一个个数据脱口而出。
在那些年里，朱同志如此这般，强势地掌控着中国经济。他对经济数据的信手拈来，对经济状况的了然于胸，对经济政策的清晰笃定，会让人觉得心中有底。
在任何时代，杰出政治家的标准，都要看他能否激发大众的信心。
这也是为什么快20年过去了，他还是让人怀念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