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 （ID：BooksAndFun），主持人：尹清露，编辑：黄月、尹清露，头图来自：《小欢喜》
前几日，一则标签为“用魔法打败魔法”、长达10分钟的视频引发争议。拍摄者是一位年轻的妈妈，因为女儿不愿意睡觉，妈妈索性半夜带女儿上街溜达，还说“我们天亮之前都不许回家”、“你要记住现在开心的样子”，并最终导致女儿哭闹崩溃。
有网友赞扬这位母亲情绪稳定、善于育儿；也有观点指出她看似温柔平静，其实内心有很大怨气，是在以爱的名义虐待孩子，以教育的名义施加权力控制。在这之后又发生了另一件事：某位母亲找人撬开门锁，绑架女儿去上戒网学校。两件没有关联的事件，却有着某种相似之处——父母有自己的问题，但接受惩罚的总是孩子。
心理治疗师苏珊·福沃德提出过“有毒的父母”的概念，她指出这样的父母往往缺乏共情力、自私，个别父母还有精神疾病。但要分辨谁是毒母却并不容易。韩剧《黑暗荣耀》中，文东恩的妈妈试图毁掉女儿的生活，疯得比较明显，但也有很多给子女造成困扰的父母平日里是以开明、懂教育的形象示人的。
很难想象那则视频里的小女孩长大后会如何回想这次凌晨散步，她会认为“其实妈妈对我很好”吗？她心底的不安和难过要如何安放呢？日本女作家铃木凉美曾说自己“羡慕灰姑娘那样简单直接的不幸”，母亲对她的爱是“泥泞”的，泥泞如同沼泽，更加难以逃离。
为了减少来自父母的影响，一些人开始学习心理学中的“课题分离”，把原生家庭和自己分开。然而，这并不容易。韩国女作家金惠珍在小说《关于女儿》中提到，女儿虽然想反抗母亲，但她身上的种种特质也同样来自母亲。除了归咎于原生家庭，我们似乎也还找不到另一种论述来表达创伤，只能把反思和怨恨投射在父母身上。
控制与教育的边界在哪里？
林子人：控制孩子，替孩子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恐怕也不仅在东亚发生。3月23日，美国犹他州通过了一部新社交媒体法案，从内容来看，它是美国甚至全球目前最严苛的限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
法案规定，社交媒体公司只有在家长明确许可的情况下才能允许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开设账户；即使未成年人获准拥有社交媒体账户，家长也有权限监测孩子账户的一举一动——也就是说，你在社交媒体上发的所有图片、视频、消息、搜索记录以及别人给你发的消息和关注列表，都能被家长掌握。
仔细想想真有点不寒而栗，这不就相当于法律规定了家长有权力阅读孩子的日记？我们都是过来人，谁小时候没有藏起过日记？这部法案通过的背景是，越来越多研究表明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负面影响，比如加剧焦虑、抑郁、失眠、网络暴力等风险，而且社交网络的成瘾机制也有很大危害性。法案支持者的理由不是不能理解，但以立法方式几乎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网络，也有些过犹不及，可谓是对家长权力的滥用。
徐鲁青：我觉得教育和控制不一样的地方，是对孩子自我决定权的保留——孩子自己的意见能占多大分量？父母和孩子在议事地位上是不是对等？人人都夸“听话”的孩子，但细想起来称赞“听话”会不会合理化家长的控制？甚至让孩子的反抗被理所当然看作坏的。有的选择看似开明，但实际上是父母靠命令、胁迫、感情绑架让孩子服从。马原并没有尊重马格想上学的愿望，也没有理睬他未来不想待在村子里采茶的诉求，可能在他看来，不让孩子去学校接受“那种应试教育”是开明的，但这分明是控制而非教育。
传统亲子关系也并非单一的“牢牢控制”
董子琪：是不是有一种说法是“孩子是父母的天然下级”？冲破家庭对个人的禁锢，加入时代的洪流，是巴金小说《家》中高觉慧的选择，觉慧的形象也鼓舞了无数儿女投入“革命加恋爱”的事业。不过，我想补充一个角度，就是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亲子关系并非总是父母无情地牢牢地控制儿女这样的形态，实际情况可能要更复杂一些。
美国汉学家伊佩霞通过对唐代悼亡子女墓志的考察，发现为那些未成年子女所写的墓志，会有一些普通墓志没有的细节——成年人的墓志通常都会有比较明显的赞颂美德的公式——比如说哪个孩子直到五岁才会走路、哪个女孩在祖母与母亲之间左右为难。这些成长中的细节是不是只有家人才知道？大概也无关这个孩子的品格、节操或者可怜中断的前途，仅仅是不舍的情感的流露。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王梵志所写的诗，诗中说，“父母怜男女，保爱掌中珠。”在父母眼中，无论男孩女孩都是掌中珠，这才是最真实自然的关系啊！更早时陶渊明写《责子》诗，写给他的五个儿子，总的来说都没有成器的，“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具体的批评也有点滑稽：“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看起来是责子不上进，就会吃喝耍无赖，实际上还不是宠爱大于管教吗？
所以说，所谓严父的形象可能也没有那么单一，中国父母并非从来都不会做父母，也不总信仰要把儿女管死。相信父母有权力压制子女的人是不是都很喜欢援引埋儿救母、卧鲤求冰的“二十四孝”典故——鲁迅就很厌恶“二十四孝图”，觉得简直有毒。它到底是什么时候变得受欢迎呢？这是我比较好奇的问题。
尹清露：子琪提到的宠爱与不舍，让我想起非虚构著作《要命还是要灵魂》中住在美国的苗族女孩黎亚。黎亚从小身患重病，父母对她怜爱有加，养成了她天真可爱但任性妄为的个性。父母无法信任西医，看到黎亚经受侵入式治疗会痛苦万分，也基本不遵医嘱。我读的时候会想，如果他们对女儿的爱少一点，是不是反而能放手让医生医治？但是对黎亚来说，身边围绕着的关爱又的确是她充满病痛的一生中珍贵的宝物。
说回“是爱还是控制”的问题，这好像是一件挺难分清的事。开明的爱固然是最好的，但我们毕竟只是普通人，所以对那些直接或间接导致控制的爱，我至今不知如何评判。也许最好的情况还是子人说的那种，父母能够时刻自省，意识到控制发生后可以悬崖勒马。我就很喜欢电影《铃芽之旅》的结尾——铃芽觉得姨妈的爱过于沉重，出门在外还会被短信轰炸，姨妈则抱怨抚养侄女耽误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但最后姨妈还是选择支持铃芽，告诉她，“虽然抱怨的想法是真实的，但这绝对不是唯一的想法”。
孩子的路，是理解、反抗还是逃离？
潘文捷：英剧《梅尔罗斯》就反映了原生家庭给孩子留下的可悲阴影。当主角说出“我觉得我母亲的死是最近我身上发生的最好的事了……”，我被深深震撼。但愿世界上再也没有孩子会说出这样的话！梅尔罗斯的父亲造成的，就是清露说的“简单直接的不幸”，他对亲生儿子实施性侵，也残暴地阻止孩子梦想。母亲的爱多少有点“泥泞”，因为母亲虽然看起来自私，但实际上她也是父亲的受害者。其实，面对这种“泥泞”的爱，或许还有和解的可能。可惜的是梅尔罗斯和母亲都深陷于自己的不幸之中，难以抽出心思尝试去理解彼此的处境。
如何逃离上一辈的权力控制、活得不那么压抑，我想对于孩子来说，能做的事是尝试去理解父母为何变成那样。是因为他们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所以在家里对着弱小的孩子作威作福吗？是因为他们的人生已经很艰苦，只想要养个听话不闹的孩子吗？是因为他们深深焦虑，担心自己和孩子的阶层会滑落吗？
大部分父母并非十恶不赦的混蛋，他们可能也有自己的苦衷。去理解父母长辈权力控制的源头，哪怕不能原谅对方，也会让自己心里好受一些——父母不是天生的混蛋，也是环境造就的，这样的分析也能避免悲剧在自己和下一代身上重演。
徐鲁青：虽然清清楚楚意识到环境带来的局限，但也很怀疑这样到底是增加了和解的可能，还是只是让自己更难受了。最棘手的是只有一方在理解，另一方继续坚持，比如身边有朋友的父母坚信国外常年水深火热，不允许她出国交换，这时候理解其实也没什么用，这是她的人生，不是父母的人生。大多数控制都能向上追溯至受害的阴影，但认识到阴影的时候，委屈和愤怒不仅没有减少，还会再加一层自我怀疑——是不是我不够宽容，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类似的情况在父母年老之后会出现得更多，这就是上野千鹤子说为什么跟弱者对决是很难的，很多母亲常常用软弱来操纵孩子，即所谓的“弱者的权力”。所以我很认同她所说的，要在母亲还是强者的时候，选择“不和解”与“正面对决”。
董子琪：有时候会悲哀地思索家族对于个人的影响，好像有不少这样的小说，就是个人想要逃脱家族的影响，可偏偏被宿命般的牵扯。尤其是脾气秉性方面，你想成为文雅的人，摆脱过去暴躁的影响；你想成为细腻的人，因为粗糙的家人曾伤害过你，但那些易怒的、爆炸的因素还潜藏在你的血液里，等待时机爆发。血液也是一个比喻，我想除了对过去的归因，也应当保持对自我的觉察。
徐鲁青：我还想补充一点关于对“理解”的理解。早几年会失望甚至恼怒于母亲不能理解我，对我来说失去了“理解”就意味着失去了沟通的可能性。但后来我发现，比起理解，更珍贵的是她即使不理解也仍然无条件爱我，这是我做不到的事情，正是这样的爱承托住了我。
潘文捷：我坚持认为理解是有用的。理解父母顽固不化的原因，也意味着“我看透你了，你也不过如此”，这意味孩子在思想和人格上的成熟。在幼小的时候，孩子眼中控制欲强的家长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但一旦我们意识到他们的视角是有如此大的局限，用来控制这个家庭、控制孩子的道理是如此苍白无力、站不住脚，这难道不是孩子独立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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