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 (ID:urban_evolution),作者:杨弃非,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杭州加码“引人”,最近又将目光聚焦河南。


近日,杭州本地媒体策划了一组主题为“豫见杭州”的视频。对于河南与杭州的关系,其报道中直言,“杭州成了河南第二省会”。报道中还解释,近十年来,涌入杭州的河南人一路飙升,河南“杭漂”也成为当地众多外乡人的代表。


杭州到底有多少河南人?杭州另一家媒体用的数据显示,2021年,在杭州1220.4万常住人口中,河南籍人口总量达到192.3万人,占比15.8%,仅比杭州本地籍贯17.8%,低了两个百分点。换言之,在杭州大街上遇到的每100个人中,河南人只比杭州“土著”少两个。


一方面,近年来杭州外来人口强劲增长,河南人功劳不浅,杭州甚至被调侃为“豫杭”;但另一方面,作为外出务工大省,河南却愈加陷入人口外流、常住人口“缩水”的困境。


从数据上看,去年,河南常住人口为9872万人,同比减少11万人,相比2021年58万的降幅有所收窄,但仍保持下降趋势;与此同时,河南生育也跟不上了,去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仅-0.08‰,为62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不仅如此,作为户籍人口过亿的第一大省,河南人口流出规模近年呈不断扩大趋势,2021年超过1600万人……


对于高度依赖人力资源发展的河南来说,急需进一步优化人口布局。而眼下,河南是否还有力挽狂澜的余地?


一、涌入杭州


河南人扎堆杭州,并非首次进入官方视野。去年6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官网就曾发布一则文章,直言“杭州最多的外地人是河南人”。其援引数据指出,2021年杭州常住人口中,浙江籍人口占28.7%,河南籍人口占15.8%,安徽籍人口占12.1%,河南为常住杭州的外地人中人口最多的省份。


即便是2019年至2020年疫情期间,杭州河南籍人口仍增加42.75万人,为新增人口来源最多的省份。


当用工、务工需求出现时,双方政府也将彼此作为“首选项”。今年春节后开工第一天起,杭州就马不停蹄组团出省招工,在27个目的地城市中,河南城市就占6个。据本地媒体报道,这是杭州“精准招人”下的选择——最喜欢去杭州的务工者来源,省外省份中河南排在前列。


反过来,河南城市也不遗余力将本地务工人员送往杭州。今年2月底,洛阳嵩县县长及其一行人亲自护送76名务工人员赴杭州“上任”,甚至向用工家庭、企业赠送可终身免门票游览嵩县所有景区的旅游卡。他们还在杭州举行了劳务品牌暨文化旅游推介会,与杭州市人社局签订协议,建立长期劳务合作关系。


这场“双向奔赴”事出有因。


外界习惯于用历史渊源解释二者的深刻联系。时间追溯到宋朝将都城,北宋从河南汴京迁移到临安(今杭州),大批河南一带的移民一道前往。一组数据显示,当时,杭州本地人口仅7万人左右,而迁来的河南移民足有18.9万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研究显示,移民中的76%来自河南,其中绝大多数又来自汴梁。


中原血统仍然体现在当今杭州的方方面面。杭州官话比起其他吴语的“温柔婉转”,浊音众多,有明显的北方特色,杭州也被外界冠以“吴语飞地”之名;更有人认为,杭州的小笼包与开封灌汤包血脉相连,杭州遍地的片儿川店对于喜食面食的河南人也十分友好……直到现在,这些文化因素似乎继续影响着河南人的就业选择。


但置于今天的语境下,两地人口与产业的互补性更加深了二者的往来。


当被问及嵩县“主动出击”的原因时,当地人社局副局长任跟虎曾指出,务工是嵩县人增收的一大渠道,每年嵩县前往杭州等地打工的人有14万次。为更好“推销”当地务工人员,当地还特别打造“嵩州家政”“嵩州焊工”“嵩州建工”等县域特色劳务品牌。


河南的外出务工需求,恰与杭州吸纳外来务工人员的需求精准适配。此前在洛阳举办省际劳务协作招聘会时,杭州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黄小昶曾指出,洛阳和杭州在产业结构、劳务协作方面具有互补优势,每年在杭州参保登记的务工人员中,仅河南籍的就超过40万人。


而在杭州大量的就业供给下,务工者还会形成亲朋之间的带动效应。河南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河南省社科院原院长谷建全曾提到,有不少河南周口人在杭州开出租车,甚至一度在杭州北站附近聚居形成“河南村”。


二、走出河南


从某种意义上说,河南人外出务工,表面上看是推动务工所在地的经济发展,但同时也解决了河南自身的发展需求。


河南省平顶山市统计局就曾发文分析称,多年来,河南各地积极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为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发展地方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通过人口流动,有效实现了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并推动欠发达地区家庭增收、解决流出地的深层矛盾。


“富余”是河南人口一直以来的基本特征。数据显示,2021年,河南共有户籍人口1.15亿,居于全国首位,高出第二名山东1000余万人。大量的人力资源为河南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垒起基石,特别是农业农村人口比重大,造就了粮食生产的优势和王牌。


数据显示,河南用占全国1/16的耕地,生产了占全国1/10的粮食,小麦产量占全国1/4,畜牧业产值占全国1/10,均居全国第一。农业本身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端稳中国饭碗,离不开大量劳动力的支撑。


改革开放初期,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粮食问题,全国人民不再发愁温饱问题。从土地上走出来的农民需要一条致富之路,而沿海城市乡镇企业的兴起,则提供了“外出打工”的空间,自带的人口优势让河南逐渐成为外出务工大省。


从流出人口的数量可见一斑。数据显示,近10年内,河南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到2021年,该数字达到1649.74万人,若按照同年海南常住人口1020.46万人计算,相当于河南一年流出超过1.5个海南人口。



这一流出规模也意味着,河南人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各省,为特别是沿海城市的建设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根据河南省统计局公开的数据,2020年,河南省的出生流出人口主要流向广东、浙江、江苏、上海等地。


对于人口“孔雀东南飞”,河南此前在很长时间内都安之若素。


2010年前后,在金融危机影响下,河南曾面对大量农民工返乡。据河南当地媒体报道,当时有政府官员提出疑问:为什么不多想想怎样在家门口解决就业?向外转移劳动力很光荣吗?它从另一面说明我们本地经济发展水平低,就业岗位少。



要让人口回流,解决“就业”是首要大事。也是在同一时期,河南瞄准“招大商”,期望以大投资规模的项目,一次性带动大量就业落地,并带动配套的其他企业入驻。富士康正是在此时期落户郑州,至今仍是当地就业大户。


效果几乎立竿见影。数据显示,2010年以前,河南省农村劳动力有接近70%到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就业。但在2011年河南省劳务工省内就业人数比2010年增加了126万,其中约24万人是从省外转移到省内的。此后,河南省内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连续7年高于向省外输出农村劳动力人数,农村劳动力逐步向省内回流。


三、扭转外流


河南已有意要摆脱人口大规模持续外流的问题。


如平顶山市统计局上述文章分析,河南人口外流已经造成了当地劳动力和人才的流失,使农村普遍出现“空壳化”现象,形成严重人口结构失衡。体现在数据上,2020年,河南劳动力人口仅占总人口的58.79%,占比为全国最低。


过去经验表明,创造就业是人口回流的一种“前置条件”。但是,现有就业尚未能阻止流出人口扩大的趋势,一个“富士康”也并不足以从根本上扭转人口流动。


河南承接产业转移已势在必行。去年1月,《河南省“十四五”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规划》对外公开,明确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将河南万亿级产业从2个提升至7个。


新一轮产业链转移潮下,河南也迎来投资的高潮。特别体现在外资上,去年,河南实际使用外资达17.79亿元,同比增长118.24%。反映到进出口上,今年前两个月,河南进出口增速为15.2%,位居全国第十位。


但即便是现成的大项目,仍有问题隐现。


去年10月,受疫情影响的富士康曾出现10万招工缺口。为赶上生产旺季,富士康拿出颇具诱惑力的薪酬条件,并通过政府协助推动招工。从表面上看,招工还算顺利,甚至一度出现“招工太快,床位不够”,但据媒体报道,也不乏新应聘员工没待到报道就走的情形——厂里的工作令一些应聘者感到与设想“有落差”。


尽管疫情属特殊情况,但富士康招工一直有赖于当地政府的协助。河南大学副教授陈肖飞的一则论文中提到,早在富士康落地郑州前,“招工”重要性就被提出,而河南给出的应答,一是当地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二是下至村镇的强大招工动员能力。当地对此不乏质疑声音:富士康连招工问题都让政府解决,其他企业遇到用工荒,管还是不管?


有观点认为,比起紧盯着人口数量来做文章,河南不如跳出一步,尝试推动制度层面的变革,一个关键在于推动市场化机制变革。


眼下,河南的一种思路是,推动“打工经济”向“创业经济”转变。河南方面曾提出设想:全省约3000万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如果能够把其中10%有创业能力、经验和愿望的人员引回家乡创业,就是300万的庞大创业主体,如果一带十、十带百,以创新带动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这个群体就会汇聚成乡村振兴、中原出彩的强大力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 (ID:urban_evolution),作者:杨弃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