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德班”教导女人如何成为一个好妻子、好妈妈、好媳妇，“男德班”教什么？来自各行各业的9位男士，高矮、胖瘦、老少都有，尝试在这个培训班上挣脱男性气质焦虑，治疗自己的“爹味”。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赵皖西，编辑：萧奉，头图来自：《82年生的金智英》
深夜，北京东城区速8酒店一间几平方米的标间内，地上散落着行李、摄像设备，立着两台三脚架。空气闷热、焦灼。我和同事李京霖、孔大吉正抓耳挠腮，对眼前的“男德班”选题发愁。
2022年下半年以来，社会学博士、性别学者方刚在网上发布招募第二届“男德班”的城市带领者和学员。经过前期三个月对来自三座城市的9位带领者的线上培训，2023年2月底，“男德班”工作坊在北京正式开启。
舆论场上，我们或许对于“女德”二字更为熟悉。“三从四德”的传统文化糟粕遗留至现代社会，化为规训新时代女性的枷锁。
现实生活中，各地的“女德班”“好女子讲习班”总有市场，它们教导女人如何成为一个好妻子、好妈妈、好媳妇，获得五福临门的人生。女性独特的个体身份、丰富的生命情态被忽略和折叠。
与此同时，“男德”以一种暧昧和戏谑的方式在互联网上存在着。它被简单归纳为“女德”的翻版，一种反抗男性凝视的女性凝视的浓缩话语。
同事京霖希望前往“男德班”现场，视频跟踪记录线下课程展开的全过程。我，生理男性，26岁、未婚未育（符合报名条件），选择隐藏身份，作为一名普通学员，深度参与这三天的培训课程。
来参加“男德班”的学员都是什么人？方刚举办“男德班”的目的是什么？“男德班”真的能达到它想要达到的理想效果吗？这是出发前我内心的疑惑。
三天的高强度培训在我们仨的内心深处带来一定程度的波澜。课程结束后的深夜，我们在酒店回顾课程的种种细节，聊到刚认识的一对关系令人艳羡的夫妻，赞赏“男德班”的社会启蒙作用，也怀疑它在现实操作层面能够达到的覆盖范围和实际影响力。同时，我们不禁聊起各自的原生家庭、对婚育的态度和对往后生命历程的展望。
一、爹的多重宇宙
2月24日早上8点59分，距离课程开始仅剩一分钟，我来到“男德班”的培训地点，北京某酒店二楼会议室。进门时，现场已经准备就绪。学员围坐一圈，相顾无言，媒体记者早已架好摄像设备，严阵以待。9点钟，课程准时开始。
“男德班”全称“好父亲、好伴侣：男性成长工作坊”，本次课程的主要目的是培训9位城市带领者。前来参加的学员中，社会大众一共有9位，高矮、胖瘦、老少，有59岁的大学老师、有23岁的高校学生，更多的是已婚已育的中年男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怀抱着各自不同的目的来到这里。有人单纯因为感兴趣而来，有人被伴侣推荐而来。
这是“爹的多重宇宙”。
三天满满当当地安排了12堂课。从第一天上午发下来的培训手册中，可以大致看出这12堂课的主要内容，我们这些“亟待修习男德”的男人们，将在这三天里，反思支配性男性气质的伤害，回想父亲在自己生命中扮演的角色，意识并警惕家庭暴力的危害……
除了性别意识和理论的传授，课程还有若干技能培训。第二天一大早，每位男学员都成为“准妈妈”，腹部绑上几斤重的水袋，体验怀孕妈妈的辛苦和不便。“怀孕”一整天后，全体“准妈妈”现场分娩。隔天的“婴幼儿护理”课上，妊娠之后的学员开始学习如何抱婴儿，给婴儿洗澡、换尿布……
在方刚的理解中，“男德”指向的是国际社会倡导的“全参与型男性”。所谓“全参与型男性”，就是参与到家庭和社会的促进性别平等工作中的男性，比如在家庭领域，参与到家务劳动、养育孩子等事务；在公众领域，反对性别暴力、促进性别平等，等等。
“男性参与”的概念早在1994年的开罗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中就被首次提出，在1995年的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上得到进一步强化。
“我们希望有同样目的的男性来参加，如果一个男性想要更好地做好一个伴侣、一个父亲，就可以考虑来我们的‘男德班’。”方刚说。
正式开课之前，方刚带领所有学员共同阅读《小组成员契约》并签名。契约包含保密原则，未经同意不透露小组成员个人隐私的信息，对外谈论小组活动时需要略去可以识别出小组成员身份的信息；自愿原则，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没有人会被强迫参与任何互动；发表意见时使用类似的短语：“我觉得”“我会”“我曾经”……
我们同时发现，课程内容之外，方刚和带领者小组设置了一些隐形规则，比如尽量避免课程中出现政治不正确的措辞和话语，比如女性三围、软色情笑话；全程使用“伴侣”而非“夫妻”一词，“因为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学员假设成异性恋，我相信我们的学员也不会都是异性恋”……
公开契约是为了规范学员的行为，让我们感到安全感，更加全情投入；隐形规则指向标准化教学的细节，要求带领者具备更充沛的知识储备、更广博的性别认知和更强的控场能力。
二、激辩、反思、落泪的男人们
“男德班”学员们对于课程的参与度和投入度超出我的想象。
在反思大男子气概对我们的伤害时，几乎每一位学员都分享了自己曾被别人评论“不像个男人”或者被教导“要像个男人”的时刻。
59岁的赵老师小时候因为穿姐姐剩下的衣服，被人说“穿得像个女孩”；带领者谢谦小时候因为喜欢和女孩子们玩跳皮筋，被其他小伙伴说“这是女孩子玩的，你不能玩”；45岁的裴大哥小时候因为发烧而哭，父亲凶他“发个烧哭啥！”如今，无论是感冒发烧还是摔倒流血，他都不敢也不会跟别人表达、倾诉。
回忆起跟父亲的相处时，每个故事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牛大哥想起自己的父亲，指责、抱怨的形象就浮出脑海。在他的成长环境中，他和母亲经常受到父亲的指责，导致这些年母亲状态一直很抑郁，而他现在在家里，也会经常不由自主地指责妻子和孩子。
家庭内部的精神暴力一代代地传承下来，牛大哥想从自己这一代开始改变。这是他来参加“男德班”的主要原因。
带领者焦胜云对于父亲的印象也是严厉，这份严厉让他一直处于自卑、愤怒的状态之中，很想向父亲证明自己，得到他的认可。
去年，他有半年时间没有和父亲联系。后来，他听李宗盛的《新写的旧歌》，歌词中说“我早已想不起/吹嘘过的风景/而总是记着他/浑浊的眼睛/用我不敢直视的认真表情/那么艰难地挣扎着前行……”他听着听着就哭了。
李宗盛用这首歌完成了跟父亲的和解。今年过年期间，焦胜云给父亲写下一封很长的信，信中提到自己小时候和父亲的各种相处，袒露自己想要得到他的认可。他和父亲单独聊了很长时间，说出了那句“谢谢你，爸爸，我爱你”。
“时隔30年再次拥抱我的父亲”，他眼眶湿润地分享完整个故事。
最群情激昂的场面则是关于家庭暴力的辩论现场。所有学员站起身，绑着水袋，选定辩方，唇枪舌剑，短兵相接。
家庭暴力是不是个人隐私？
家庭暴力是不是主要发生在落后地区和没文化的人身上？
大多数受害者自己也有过错？
施暴者是因为“有病”“失控”才打人吗？
受害者不愿离开暴力关系，是否说明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每一个辩题都能让辩手们深究到底。有学员承认自己就曾是一个家庭暴力的施暴者。从前他也认为家庭暴力是个人隐私，但后来通过跟随方刚老师学习，他慢慢认识到，如果一直把家暴当成个人隐私，那他永远改变不了暴力的习性。
从小在农村长大，现在生活在城市中的牛大哥，不认同家暴主要发生在落后地区。虽然受过更高等的文化教育，但他来到城市之后，心理压力反而变得更大了，心理问题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
在“男德班”里，男人们挣脱男性气质焦虑，回望、梳理父子关系，反思婚育问题，试图给自己过往生活的种种症结解扣。
三、一个100分的男人
在所有学员中，汪大哥是一个特别的例子。
特别之处在于，在他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传统家庭结构中一个具备“男德”的男人的最佳状态。
午休时间，妻子汪大姐带着小儿子来找汪大哥吃午餐，在培训地点旁边的快餐店，夫妻俩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汪大姐目前是一个性教育方面的志愿者，在北京的一些打工子弟学校给小学生传授性教育知识。她一直很关注方刚老师的学术研究与实践动态，这次在朋友圈看到了“男德班”开办的消息，立刻推荐汪大哥来上。
在汪大姐眼中，汪大哥是一个100分的伴侣和父亲。来上“男德班”，对他来说是锦上添花，做附加题。
汪大哥平时工作特别忙，每天回到家还要陪两个儿子学习、聊天、瞎玩。汪大姐希望这三天给丈夫放个假，让他远离家庭琐事的烦扰，去接受新的东西，感受、享受一下。“尤其是这种课程，它跟你的技能和一些世俗的东西不挂钩，会给人带来一些改变和思考。”
学习了六七年的育儿知识，汪大姐一直觉得自己在不断地变好，也经常跟汪大哥交流，交流的过程中，两人感受到了共同进步。
“无论我们是想成为一对更好的伴侣，还是一对更好的父母，实际上终极目标都是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育儿也是育己。”汪大姐表示，他们非常感谢有这两个小孩，小孩给了他们第二次成长的机会。
两人相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大学校园，是同一个专业的同学。整个专业100多人，只有他们两人姓汪。
“那时候大学里有很多十八九岁、荷尔蒙旺盛的男生，经常为了球场、为了女生打架。但是他不是那种人，很多时候他都在用自己的人格魅力与人沟通，暴力行为找上他时，他也不会逃避，可以主动解决问题。”厌恶与恐惧暴力的汪大姐，看到了汪大哥身上的绅士作风与令人安心之处。
汪大姐也和其他女孩子不太一样，她从小被叫做“假小子”，后来练习武术。“所以我觉得我俩特别配，他不是那种大男子，我也不是那种小女子，我们俩各自都有一些性格中性化的东西，自然走到了一起。”
2011年左右，汪大姐做起全职妈妈，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参与流动儿童的公益事业，做亲子阅读和性教育宣传。同时，她学太极、插花，考营养师执业证书，学习心理学，既花时间又花钱，但汪大哥都很支持她，经济方面，从没让她操心过。
夫妻多年，两人就像朋友一样。家里谁也不管钱，小事相互信任，买房、买车、要孩子等大事互相商量。陪伴充斥在生活当中。两个人都喜欢体育运动，“大学的时候，他教我踢足球，后来结婚了，他陪我一起打羽毛球，我们俩去参加业余混双比赛，拿过好多奖。”说起这些，汪大姐脸上洋溢着幸福。
公益事业不仅不挣钱，有时候还倒贴钱。汪大哥的丈母娘曾担心自己的女儿在家里不挣一分钱，会不会让女婿有意见，女儿在家里的地位下降。有一次，汪大姐把母亲的这种担忧拿出来跟汪大哥探讨，当时汪大哥说了一段话，让她特别感动。
“他没有把我的主要价值叫做‘在家里干活’。他说：‘我们一个家庭是一个社会的单元，现在我们这个单位里头，由我去向社会索取财富，你在公益机构做的事情，是代表我们整个家庭去贡献价值。我们一拿一取，形成了一个特别健康的循环。这也是我们如今特别幸福美满的原因’。”汪大姐补充说：“实际上，他在向社会索取财富的时候也在给社会贡献价值。他当时对家庭的理解和对我价值的认可，让我觉得特别有幸福感。”
四、积水成渊，积沙成滩
方刚走上性别研究之路，源于他从小与弱者的联结。
成长过程中，没有父亲角色的存在，母亲常年在外工作，他是跟着姥姥长大的。他也并不是那种符合传统男性气质的男生，所以经常被同学们霸凌。
1997年，他第一次接触到女性主义，那些关于性别平等的论述深深触动了他。在他之后的整个学术生涯中，他一直在思考女性角色的改变，思考作为一名男性，如何与女性主义的诉求相联结。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了一系列关于男性议题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
2010年，方刚创办“白丝带终止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此后十多年间，一直在推动男性参与终止性别暴力。2014年，中国《反家庭暴力法》面对全国征求意见之时，他成立“原生家庭受暴者团辅小组”和“家庭暴力施暴者团辅小组”，给家暴当事人提供心理辅导和行动矫正。
此外，他还编写书籍、排练话剧、组织性教育营……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反家暴、反对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倡导性别多元平等理念、开展儿童性教育。
实践过程中也有很多反对和质疑的声音。2005年，方刚曾创办过一个“男性解放”的沙龙，意指让男性从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中解放出来。
一部分女性主义者非常支持，认为这是男性促进性别平等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女性主义者持批评态度，认为男性是父权制的既得利益者，只需要反思自己就行了，有什么好解放的。方刚记得，当时这个争论很激烈，后来他还把这些争论的文章集合成一本书出版。
慢慢的，随着这些年不断做一些男性参与的工作，他听到的来自学术界和公共领域中的批评声音已经不多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男性参与在性别平等事业中的重要性。
来自民间的社会结构仍然很难被轻易瓦解。有人会说，男性做这些事情就可以促进性别平等吗？不去正面迎击，父权制就会自动瓦解吗？方刚非常理解这些声音，“我们一直在强调，实际上我们的目标还是要挑战父权体制，但有时候我们需要做各种各样的工作，才有可能看到父权制被撼动。民间个体的改变也很重要”。
2015年“十一”假期，第一届“男德班”曾在北京开办，但真正主动来参加的社会人士只有两位，其余主要是“白丝带”的志愿者们。当时300多家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和评论，有很多批评的声音。“这些批评的声音多是基于传统的社会性别刻板印象，认为男人原来应该是支配的、主宰的。”
七年之后，方刚观察到，如今的社会公共话语中，至少关于父亲角色的讨论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于是他决定重启“男德班”。
三天课程结束后，他对在场的所有学员、带领者、媒体表达了感谢。“正是因为有了你们的参与，我们的努力才有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在开始一项创造性的工作，反思过去几十年影响我们性别角色的社会结构，挑战我们自身，后者更为困难。”
“我从来没有期待每一位来这里学习三天的人就会成为一个性别平等的革命者，或者成为一个彻底落实性别平等实践的人。我自己也是走过了几十年的时间。但是我相信这三天时间可能会给我们打开一扇窗，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世界，也给我们打开一扇门，让我们知道可以走出原来的自己，开始一段新的生活，过更美好的人生。积水成渊、积沙成滩，我们可以改变性别文化。”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赵皖西，编辑：萧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