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 （ID：urban_evolution），作者：吴林静、刘艳美，来自：视觉中国
2月27日晚间，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他在经济领域的建树颇负盛名，“厉股份”“厉民营”“厉非均衡”，市场给予的一个个绰号背后，记录着他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
“体制改革、机制转换”，厉以宁的研究总是指向这一关键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厉以宁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到20世纪90年代，大量农民工外出，激起他对城乡二元体制和城乡一体化的思考；2003年开始，他以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组长的身份，常去贵州毕节考察，研究重心这才转移到农村问题上来。
虽然他说自己“从小生活和学习都在城市中，对农村情况不了解”，但他后来对城镇化的观察、研究与理论，并不妨碍他在市场中又获得一个新的称谓：“厉城镇”。
一、开出改革的药方
“城乡二元结构自古就有。从宋朝算起，至今已有一千年以上的历史。但当时尽管有城乡二元结构，却没有城乡二元体制。城乡二元体制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才建立的。”厉以宁在《论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一文中总结。
城乡二元体制和国有企业体制，曾是支撑计划经济的两大支柱。改革开放以后，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迅速，综合国力大大提高，成就举世瞩目。但在厉以宁看来，还有一个大的问题尚未解决，就是对于几十年来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相对滞后，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没有触动城乡二元体制。
这导致的后果是，城乡发展出现不协调，城乡差距也呈扩大趋势。“农民工”成了这一体制下的代表性产物。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至今，城市发展驶入快车道，农民离开乡土走进城市，“农民工”规模不断扩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全年农民工总量已达29562万人，相比上年仍在增长。
这个特殊的群体“漂泊”于城乡之间，日常居住和生活空间与户籍所在地分离，也无法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福利待遇，由此引发一系列新问题——
例如，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之后，土地“撂荒”；农民工进城后，家属也进城了，子女却无法在城市就学；每逢春运，大量人口迁徙，也同农民工回乡探亲有很大关系……
2013年，厉以宁在出版《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一书时，还着重提到一个“怪现象”。“中国现在的状况是初次分配有差距，二次分配扩大差距。” 厉以宁认为，这种不正常，正是由于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
“拿教育来说，城市人均教育经费多，农村人均教育经费少。即使是义务教育，农村学生学习质量也不高，读完初中后就开始找工作……这种情况慢慢会形成社会阶层固化，影响到收入的初次分配。”而在二次分配领域，“拿看病来说，城市职工看病公费医疗；农民工办合作医疗的也要交一部分钱，还有的没办合作医疗。”
新问题、“怪现象”怎么解决？厉以宁开出的改革“药方”，就是城镇化——如果不从体制、机制上着力，不把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作为今后改革的重点，农民就始终难以摆脱困境；如果不推进城乡一体化，农民就无法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厉以宁在多个场合提到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的紧迫性。他说，统筹城乡发展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改革城乡二元体制，这是中国下一轮改革发展的重点，也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为此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艰辛。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此后，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不断推进，“将促进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城镇化的首要任务”也被不断强调。
二、走符合国情的道路
在厉以宁看来，中国地少人多，必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也就是“就地城镇化”。具体又包括三个部分：
其一是城市老城区改造，通过工厂外迁形成商业区、服务区，改造成适合人居住的居民区、商务区、服务区、文化区。
其二是工业新区，新建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园区、实验区、物流园区等，通过工业化带动城镇化，成为未来的新经济增长点。
其三是农村新社区，指靠近城镇的农村社区建设。它不仅是个单纯盖楼的问题，还要进一步园林化、走绿色经济道路、完善公共服务，以及让城乡社会保障趋于同样的标准。
“新社区就是中国式城镇化的主要特色，它们就形成未来新的小城镇。”厉以宁说，让农民在这个区域适应由农民变居民，再自然而然向城镇化走，向城乡一体化靠近。
他曾提到：“农民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身份。”“农民工”是在城乡二元体制下产生的，随着城乡户口一元化，这一名词也将消失。而转移农民，并非只有进城打工这一条途径。更为稳定、有效而又十分重要的途径，恰恰是农民创业，并由此进入非农产业领域。
城乡一体化改革，是首要的、具有关键性意义的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城镇化的推行、土地确权、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户籍一元化等等改革与发展措施。这是关系到“以人为本”原则得以贯彻的大事，也是可以带来最大的改革红利的大事，切不可等闲视之。
去年，新一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年）》发布。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王凯解读，上一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在空间上的着力点主要是，建设一个城镇体系优、功能互补强的城市群。而新一轮规划的亮点则是特别提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特别补充“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补短板强弱项、就地城镇化”。
厉以宁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他的畅想：也许到2028年，也就是到了中国改革开放五十年的时候，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就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估计到那个时候，城乡体制已经一元化了。曾经存在过的城乡二元体制，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插曲。这位经济学家笃信，“这是总的趋势，谁也无法改变。”
达成“城乡一体化”是个怎样的局面？厉以宁继续描述，户籍是统一的，社会的职业分工是必要的，人们之间只有居住地点的不同和职业分工的不同，权利是平等的，机会也是平等的。实现城乡居民无身份差别和权利平等的目标，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的实质。
厉以宁说，“这就是城乡一体化的真正含义。”其实，这又何尝不是共同富裕、走向繁荣的基本要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 （ID：urban_evolution），作者：吴林静、刘艳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