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 (ID:urban_evolution),作者:吴林静、刘艳美,来自:视觉中国


2月27日晚间,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他在经济领域的建树颇负盛名,“厉股份”“厉民营”“厉非均衡”,市场给予的一个个绰号背后,记录着他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


“体制改革、机制转换”,厉以宁的研究总是指向这一关键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厉以宁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到20世纪90年代,大量农民工外出,激起他对城乡二元体制和城乡一体化的思考;2003年开始,他以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组长的身份,常去贵州毕节考察,研究重心这才转移到农村问题上来。


虽然他说自己“从小生活和学习都在城市中,对农村情况不了解”,但他后来对城镇化的观察、研究与理论,并不妨碍他在市场中又获得一个新的称谓:“厉城镇”。


一、开出改革的药方


“城乡二元结构自古就有。从宋朝算起,至今已有一千年以上的历史。但当时尽管有城乡二元结构,却没有城乡二元体制。城乡二元体制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才建立的。”厉以宁在《论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一文中总结。


城乡二元体制和国有企业体制,曾是支撑计划经济的两大支柱。改革开放以后,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迅速,综合国力大大提高,成就举世瞩目。但在厉以宁看来,还有一个大的问题尚未解决,就是对于几十年来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相对滞后,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没有触动城乡二元体制。


这导致的后果是,城乡发展出现不协调,城乡差距也呈扩大趋势。“农民工”成了这一体制下的代表性产物。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至今,城市发展驶入快车道,农民离开乡土走进城市,“农民工”规模不断扩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全年农民工总量已达29562万人,相比上年仍在增长。


这个特殊的群体“漂泊”于城乡之间,日常居住和生活空间与户籍所在地分离,也无法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福利待遇,由此引发一系列新问题——


例如,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之后,土地“撂荒”;农民工进城后,家属也进城了,子女却无法在城市就学;每逢春运,大量人口迁徙,也同农民工回乡探亲有很大关系……


2013年,厉以宁在出版《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一书时,还着重提到一个“怪现象”。“中国现在的状况是初次分配有差距,二次分配扩大差距。” 厉以宁认为,这种不正常,正是由于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


“拿教育来说,城市人均教育经费多,农村人均教育经费少。即使是义务教育,农村学生学习质量也不高,读完初中后就开始找工作……这种情况慢慢会形成社会阶层固化,影响到收入的初次分配。”而在二次分配领域,“拿看病来说,城市职工看病公费医疗;农民工办合作医疗的也要交一部分钱,还有的没办合作医疗。”


新问题、“怪现象”怎么解决?厉以宁开出的改革“药方”,就是城镇化——如果不从体制、机制上着力,不把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作为今后改革的重点,农民就始终难以摆脱困境;如果不推进城乡一体化,农民就无法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厉以宁在多个场合提到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的紧迫性。他说,统筹城乡发展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改革城乡二元体制,这是中国下一轮改革发展的重点,也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为此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艰辛。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此后,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不断推进,“将促进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城镇化的首要任务”也被不断强调。


二、走符合国情的道路


在厉以宁看来,中国地少人多,必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也就是“就地城镇化”。具体又包括三个部分:


其一是城市老城区改造,通过工厂外迁形成商业区、服务区,改造成适合人居住的居民区、商务区、服务区、文化区。


其二是工业新区,新建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园区、实验区、物流园区等,通过工业化带动城镇化,成为未来的新经济增长点。


其三是农村新社区,指靠近城镇的农村社区建设。它不仅是个单纯盖楼的问题,还要进一步园林化、走绿色经济道路、完善公共服务,以及让城乡社会保障趋于同样的标准。


“新社区就是中国式城镇化的主要特色,它们就形成未来新的小城镇。”厉以宁说,让农民在这个区域适应由农民变居民,再自然而然向城镇化走,向城乡一体化靠近。


他曾提到:“农民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身份。”“农民工”是在城乡二元体制下产生的,随着城乡户口一元化,这一名词也将消失。而转移农民,并非只有进城打工这一条途径。更为稳定、有效而又十分重要的途径,恰恰是农民创业,并由此进入非农产业领域。


城乡一体化改革,是首要的、具有关键性意义的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城镇化的推行、土地确权、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户籍一元化等等改革与发展措施。这是关系到“以人为本”原则得以贯彻的大事,也是可以带来最大的改革红利的大事,切不可等闲视之。


去年,新一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年)》发布。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王凯解读,上一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在空间上的着力点主要是,建设一个城镇体系优、功能互补强的城市群。而新一轮规划的亮点则是特别提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特别补充“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补短板强弱项、就地城镇化”。


厉以宁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他的畅想:也许到2028年,也就是到了中国改革开放五十年的时候,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就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估计到那个时候,城乡体制已经一元化了。曾经存在过的城乡二元体制,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插曲。这位经济学家笃信,“这是总的趋势,谁也无法改变。”


达成“城乡一体化”是个怎样的局面?厉以宁继续描述,户籍是统一的,社会的职业分工是必要的,人们之间只有居住地点的不同和职业分工的不同,权利是平等的,机会也是平等的。实现城乡居民无身份差别和权利平等的目标,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的实质。


厉以宁说,“这就是城乡一体化的真正含义。”其实,这又何尝不是共同富裕、走向繁荣的基本要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 (ID:urban_evolution),作者:吴林静、刘艳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