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每经头条 （ID：nbdtoutiao），作者：李可愚，对话嘉宾：刘世锦（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编辑：陈旭，原文标题：《“补上近3亿进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短板释放消费潜力！”每经专访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副主任刘世锦》，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3年，中国经济在经历三年疫情冲击之后迈出了坚定的复苏步伐。
近一段时期以来，多个国际组织和知名投行纷纷上调中国经济发展预期，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充满信心。
新一年我国经济增速目标将会如何设定？如何才能更好地恢复消费市场？投资要怎样发挥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面对技术新突破，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带着这一系列问题，在全国两会召开期间，《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对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进行了专访。
一、经济增速低于潜在增长水平会带来多方面问题
NBD：全国两会已经召开，新一年经济增速预期目标一直是全社会最关心的话题。去年我国实际经济增速低于预期，您如何看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设定的经济增速目标？
刘世锦：党的二十大指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我认为，要实现这一增长目标而言，有两个条件是不可或缺的：一是能争取到的实际增速必须要争取；二是靠实际增速“硬增长”还不够，立足点必须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上，并争取人民币汇率有一定幅度的升值。
以往我们担忧较多的是追求不切实际的过高增长，不重视提高增长质量。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实际增速过低对实现长期目标也有不利影响，这不仅表现在数量上不去，也会表现在拉低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说，对增长的质和量都是不利的。
2022年两会期间，我们提出的增速目标是全年5.5%左右，由于国内外不利因素的影响，全年实际增速为3%，之前2020年和2021年两年平均增速是5.1%，这样算来三年平均增速是低于5%的。
而现阶段我国潜在增长水平大概在5%~5.5%之间，也就是说，这三年我国经济平均增速低于潜在增长水平。
如果实际增速较长时间内低于潜在增速，会带来什么问题和后果呢？
第一是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会出现下降。在固定投入一定的情况下，产出减少，生产率必定下降。而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是生产率提升。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相应也会受到影响。
第二是中长期经济增长的机制性损伤。疫情冲击过后经济会出现反弹，有些丢失掉的机会能补回来，但有些则是补不回来的，而且还可能引起机制性损伤。比如说订单丢了，供应链断了，原有的合同执行不了，应招的员工没有招收，导致企业经营和发展能力下降等，更重要的是市场预期可能发生改变。从这种状况回到常态，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
第三是新旧动能转换可能受到冲击，出现减缓、扭曲甚至停顿后退。当前，我国正处在新旧动能的转换期，这个时候实际增长如果低于潜在增速，将会增大原本就有的困难和风险。
具体来看，对一些老的产业来说，增速较高的时候还比较平稳，一旦明显降速，原有的部分矛盾和问题可能就会转化成风险甚至危机，房地产行业出现的一些变化就属于此类。
与此同时，新动能如果遭遇预期、投资、市场等方面的变化或增长放缓，也有可能成为长期的风险，从而难以补上老动能留下的空缺。我们可以看到，近期数字经济创新势头有所减弱，风头正劲的新能源汽车也受到供应链波动的困扰，就与此有关。
所以在我看来，当前让增长回到正常轨道是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设定的全年增长目标，既是当下稳增长的迫切要求，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长期发展目标起步阶段的关键点。
二、鼓励发展型消费，提升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支出
NBD：过去一段时间，我国消费市场受疫情等因素影响较大。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在您看来，有哪些新消费领域可能挑起新一年乃至更长时间消费复苏的“大梁”？
刘世锦：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当前需求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不能用老眼光看待新问题。
通过我们所做的研究可以发现，近期需求侧出现重要的结构性变动，生存型消费趋于稳定，消费增长更多由发展型消费拉动。
具体来看，居民消费中增长比较快的主要是教育、医疗、保险、金融、交通通讯等方面的支出；政府支出中增长较快的主要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科技等方面。
对大多数人包括脱贫后的中低收入群体来说，消费增长越来越多与消费结构升级特别是发展型消费相关，疫情冲击并未改变这一变动态势。
从消费的具体形态来看，包括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费的生存型消费，是以个体消费方式为主；而发展型消费较多采取集体消费或公共服务的方式，如医保社保采取互助共济方式，学校教育是集体学习方式。
与此同时，发展型消费有利于劳动者安全性、稳定性、流动性和体力智力水平提升，进而提升人力资本，也可以看成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值得关注的是，它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直接相关。
NBD：您认为当前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鼓励这些新消费领域的发展？
刘世锦：展望2023年，我们可以看到，受疫情影响收入下降的接触性消费等有望逐步恢复，更重要的是，我们扩大消费的着眼点要从生存型消费转向发展型消费。
未来，消费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是与社保、医疗、教育、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密切相关的发展型消费。上面我们提到，发展型消费既是消费，也是人力资本投资，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更为重要的投资。因此，要改变人力资本投资见效弱和见效慢的看法。
近期各地重振经济出台数以万亿计的投资项目规划，但其中用于支持基本公共服务的项目很少，尤其是解决农民工住房、医疗教育、社保等问题的规划严重不足，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有人提议可以采取短期刺激消费的措施，如家电下乡等，但跨周期看并不能增加消费总量，还可能加大供求波动。像发放消费券等方式，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商业促销方法，也存在公平性和可操作性的问题。
三、解决3亿进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将大大提升消费升级潜力
NBD：当前我们应该如何减小此前疫情等因素对居民收入造成的影响，使他们敢于消费？除收入这一因素外，当前我国消费复苏和增长还面临哪些 “瓶颈”？如何加以针对性施策？
刘世锦：增加消费的基础是扩大生产、增加收入。考虑到我国部分人群特别是低收入人群消费水平较低，当前重点要解决的是增收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就是基本公共服务还未到位，特别是近3亿进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的问题。这对于消费的影响，特别是消费下一步升级的影响很大。这个问题不仅影响到了当前消费，还对人力资本的提升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如果针对近3亿进城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有大的改变，这个短板得以补上，将会释放很大的需求增长潜力。
比如说，如果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将拉动从建材到装修、家电等几十个行业的增长；
完善他们的社会保障，有利于稳定预期、增加流动，减少过度储蓄、增加消费；
在医疗、教育等方面加以针对性改善，将有效提高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水平，稳固高质量供给的基础；
让广大农民工由流动状态到“稳下来”，则将有助于稳定预期，也有助于培育工匠精神。
从更宽广的视角来说，未来我们应该以提升中低收入人群人力资本为重点，着力促进发展条件的机会平等，加快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进共同富裕进程。
更值得关注的是服务业投资，近些年稳中趋升，即使在疫情期间也呈现较强的稳定增长韧性。
这也意味着，我们未来要将投资的老“三驾马车”，也就是“制造业、基建、房地产”，转向新“三驾马车”，也就是“制造业、基建、服务业”投资。
实际上，再把投资重点放到建安工程类的大型项目上也不符合实际需求，不仅效率比较低，还有可能形成新的烂尾工程，更重要的是会耽误更为紧迫和重要的投资。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将“新三驾马车”的投资重心尽快转向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方面，比如说制造业中体现技术进步的设备投资、服务业中与发展型消费相配套的投资、数字技术和绿色创新投资等。
四、科研要把市场化应用和基础研究融为一体
NBD：开年以来，ChatGPT等人工智能领域新突破引发全社会热议。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适应新技术突破带来的经济新趋势？
刘世锦：从目前情况看，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新动能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基本同步，差距不大，部分领域还具有优势。
不过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经过多年的引进、消化、吸收，我国目前拥有的可利用技术减少，已经到了迫切需要再创新的阶段，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已进入“无人区”。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最大的短板是基础研发、源头创新能力不足，同时还遇到了“卡脖子”问题。
以前面提到的ChatGPT来说，为什么我们在这个领域相对落后，有人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说疫情引起的封闭、缺乏资金、平台企业信心不足等。
过去我们习惯把科研分成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化应用等若干阶段，但近些年来这些划分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市场竞争中遇到的难题往往也是科学发现前沿需要突破的问题。
应该把市场化应用和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融为一体，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在原创突破中的引领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科学前沿突破和源头创新更多是基于人们的兴趣、爱好，需要减少短期功利主义的影响。
这意味着大学和科研机构要形成有利于科学发现前沿突破、源头创新的环境，主要是自由探索的体制、机制、文化和学术规范，并且建立起学术共同体规则。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每经头条 （ID：nbdtoutiao），作者：李可愚，编辑：陈旭，对话嘉宾：刘世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