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5日,李克强在第十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做完报告后,分别向主席团和台下深鞠躬。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首日做了工作报告,这也标志着他十年总理生涯的结束。外界有不少观点认为,他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弱势的总理,成就平淡;还有人说,李克强卸任意味着中共统治者内部的团派梯队走入历史。在不同视野中,李克强到底一个什么样的总理?



2023年3月5日,李克强在第十四届全国人大的第一次会议上做完一个小时的报告,分别向主席团和台下深鞠躬。(美联社)

3月5日,李克强在全国人大上做完一个小时的报告,分别向主席团和台下深鞠躬,赢得了台上台下长久的掌声。有媒体计算了掌声的时间,共计37秒。

中英文媒体不约而同在有关李克强这场报告的报道中强调了他的鞠躬和给他的掌声,似乎是在表达某种留恋。但这种鞠躬和掌声对于一位即将离任的中国总理来说,都在情理之中。真正让人感觉出反差的或许是,2013年在万众期待中就任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十年后却在平淡中收场。

出发无法预知抵达

李克强出任总理后不久,国际经济界开始把他掌管中国经济的思路总结为李克强经济学(英语:Likonomics),推论说,李克强对中国经济的主张是“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核心是向市场放权让利。

而在李克强上台之前几年,经济界就有克强指数(Li keqiang index)的提法。这是指通过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等三个指标来衡量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水平。

这些说法显示出外界对于这位拥有北大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中国总理有很强的信心和期待。但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已经陷入明显的颓势。从实际经济表现来看,过去十年中国经济下了一个台阶,2012年至2022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约为6.7%左右,而在此前的十年(2002年至2012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约为10.6%左右。

中国国资委研究中心前宏观战略部部长、北京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赵晓对本台分析说,“克强经济学”注重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和转型,加强创新能力和创新生态建设,加大了对新兴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促进了传统产业升级和转型,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但赵晓认为,“克强经济学”也面临着一些严峻的挑战和失败,“例如经济结构完善以及创新驱动不如人意,经济增长依然靠货币-贷款-投资驱动,消费不足、创新不足,整体债务经济风险不是越来越低,而是越来越高,地方财政风险已经充分暴露。”

资深财经评论人士、前凤凰网“十大最有影响力名博”之一的蔡慎坤则似乎完全不认同“克强经济学”,“大家谈论的所谓的李克强经济学,我觉得那是臆想,或者是给他戴高帽。”他认为,从这十年看,李克强虽然有经济学的修养,但他的经济学认知没有在其执政过程中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这当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没能实际掌握经济的权力。”

李克强在上任之初就强调要改革中国的经济结构,给民间资本以活力,他提出了包括国家机构改革,鼓励民间发起的民营银行等重要措施。李克强尤其重视国有企业改革,在2015年推出了国企改革总体方案,希望提高国企效率,增强其市场活力。

但这些改革从一开始似乎就先天不足。经济学者何清涟在国企改革方案出台后不久,就在美国发表评论指出,这个方案有极强的习近平色彩,其主要目的是解决中国政府财政困难,并让国企上市圈钱,她还暗示这些做法反而会降低国企效率,并蚕食民营经济的成果。

以这种政策为背景,近年来,中国经济国进民退的现象似乎一直在加剧。蔡慎坤认为,李克强改革国企的初心是不扩大国企在市场的份额,但现在看来,国企反而进一步渗透到各个领域,“原来的国企或央企只是在某个行业深耕,但现在不一样了,(国企)在各个行业都在渗透,而且每一个领域,他们的手都伸得很长。”蔡慎坤强调,这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

民企之伤

要评价李克强这十年在经济上的成就和责任,似乎很难与主导中国最高决策的习近平分开。

赵晓认为,在这十年中,李克强掌管中国经济仍有自己的空间,“他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自己的想法和见解,他经常释放出关于中国经济的真实信息。他尽力推动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包括简政放权、减税降费、优化营商环境等,这些措施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其积极的影响。”

赵晓在此处提到的几项改革要点对民营经济看似友好,但众多民营企业普遍感觉从这些利好政策中得到的实惠并不多。蔡慎坤分析说,“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是雷声大、雨点小,最终没有落到实处,包括企业退税、补贴,都是看起来数字可观,但企业没有真正感受到这些政策带来的实惠。”

但在外界看来,李克强对民企的态度一贯是比较支持的。在习近平主导下,中国政府从2020年开始,对以阿里巴巴、腾讯等为代表的大型民营企业加强管控,这些管控措施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2022年5月李克强试图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损害民营经济的管控措施做调整,其间还通过官媒新华社发出信号,要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但《华尔街日报》这篇报道当时就预测,李克强及其支持者任何政策上的胜利轻易就会被习近平推翻,因为后者对私人资本并不信任。事后确无证据表明,李克强当时的这一工作对平台经济的回暖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在另一面,李克强对民营经济的鼓励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下又会遇到很多问题。在他作总理的第一届任期中,P2P网络金融(点对点网络借贷)快速扩张,以致在2018年集体爆雷,外界普遍认为,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监管责任。

蔡慎坤分析说,网络金融在李克强治下被鼓励发展,其实是为了适应民营企业贷款难的现状,有其体制的背景,“我相信他的初衷是好的,他是想通过这些新的东西挑战原有的金融架构。但在中国,很多新的东西很快就被既得利益利用,而且最终留下了一滩烂泥。”

蔡慎坤认为,李克强鼓励民间金融的发展主要是由于他在金融事务上没有发言权,难以在现有的金融体制中为民企贷款提供较好的保证,“过去十年的头五年,这方面(经济、金融)受王岐山的影响比较大,因为王岐山在人事上举荐了很多人。所以,李在人事上动不了,在经济结构、金融政策上就不可能有大的作为。”

权力被架空


李克强在经济上作为有限,问题似乎要归结到他缺少实际权力。实际上不仅是经济,在诸如外交、国防以及安全执法等本应由总理来统辖的领域,李克强作为总理的权限都受到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辖制。

从中共十八大上确立习近平与李克强主政的体制初期,习近平就主导建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和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等等多个涉及重要事权的领导机构,并自任组长,把最高决策权抓在自己手中,有些小组后来成为委员会。外界惊呼国务院权力被架空,李克强成为史上最弱势总理。

“(习近平)把他(李克强)的权力都抓过来,搞错搞砸之后又(把问题)扔回去,”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分析说,习李体制的这种特征在实施清零政策期间尤其明显,“(习近平)花很多钱去搞什么核酸检测,你把这个钱算一算,国务院就几乎没什么余地,那李克强还要拼命去减负,要去保证企业、保证就业,包括六报六稳之类的。”

王军涛说,在这种体制下,如果真要说李克强的成就,就是在于补救,“我觉得李克强唯一的功劳就是使得习近平当时那些倒行逆施本来可能产生的危害,由于李克强的苦苦支撑,所以到老百姓头上,这个危害就没那么大。”

外界普遍认为,李克强个性温和,在习近平强势主政的背景下,似乎也没有李克强与习近平对抗的传闻。但从李克强的一些表现看,他似乎在寻找机会表达对习主政的不满。去年8月,李克强在深圳视察期间,他鼓励当地经济界人士时说,“中国开放还要继续往前推进,黄河、长江不会倒流。”外界对此解读为,这是李克强在发出政治暗示,试图保留邓小平、江泽民以来改革开放的政治遗产。

但这种习强李弱的体制对于习近平而言,并不总是有利的。去年11月底因反抗疫情封控而发生的白纸运动同时在全国多个城市爆发,推动清零政策迅速终结,对习近平的权威构成了挑战。

王军涛分析说,白纸运动之所以能突破,原因之一是各地武警没能出动,“习近平怕各地武警造反,所以就把兵权(武警)收上去了,收上去之后,(白纸运动)只要在街上冲破了大白和警察,地方政府就无能为力了,就只好放开。”这里提到的收回武警是指在2018年初,地方上武警部队的指挥权力收归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领导。王军涛说,这种权力的变动反而导致国家机器在白纸运动这样的事件中显得脆弱。

团派团灭

李克强一般被看作是团派出身的干部。1982年,李克强从北大毕业后,很快进入共青团中央工作,并在1990年代担任过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

这次李克强卸任,再加上去年底中共二十大上,同样有共青团中央工作经历的汪洋从常委上退任,以及副总理胡春华未连任政治局委员,让外界感觉是“团派”团灭。美国明镜新闻集团总裁何频分析说,随着这几位团派重要干部退去,中共挑选干部的机制也发生了改变,“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想改变中共体制,而共青团是他在体制内部最大的一个挑战,所以他必须要把共青团(出身的干部)拿掉。”

但王军涛则认为,并不存在真正的所谓团派,所谓团派实际是中共众多干部在晋升过程中要历练的一个阶段,并不特指某些人,“所以你看今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七个常委,我们都说他们是习派,像丁薛祥、赵乐际,还有李强,他们最初进官场都是在团系统里边,那你说他们是不是团派?”

他说,如果非要划出一个团派,那么现在可以说,不仅是团派,还有上海帮都团灭了,“现在共产党里边,只有习派和非习派,连反习派都没有。”

身后事


3月10日,全国人大将选举出新一届中国中央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选。如果不出意外,原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将接替李克强的位置,担任新一任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即将从中国的政治舞台退去,这也让人们能从更整体性的角度来审视他在中国政坛多年的经历。赵晓认为,李克强很难算得上一位重要的总理,“李克强没有能够发挥出政治与经济的重要角色,从这个角度上讲,在历史上难称‘重要总理’。但他在任期间,中国政治、经济、外交、民生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历史一定会对这位总理大书特书。”

有不少人认为李克强是“好人”,这似乎是一个道德判断。因为安全原因不愿透露全名的林先生告诉本台,“(李克强)主要是私人腐败之类的新闻少,然后就是显得亲民一些。”林先生在2018年个人股票暴涨,改变了个人从事的行业和命运。但他强调,他并不是因为股票涨了,才对李克强抱有好感,他认可李克强的是他的改革派角色,“股票不产生财富,获利是偶然因素,不会因为获利而对什么人有好感。但是改革派总比红色家族强。”

目前身在日本的前中国央视记者、主持人王志安则在最新的一期Youtube视频评论节目中说,李克强并不算真正的能人,他很早开始就被中共上层当作国家领导人培养,所以他在河南、辽宁两省担任主要领导人期间,虽有多起重大安全事故发生,却并没有被追究责任,并一路高升。

王志安没有提到的是,李克强继李长春主政河南期间,因为血液管理不善,有大批民众感染艾滋病毒并病发身亡。多年来,民间一直有人认为应该追究包括李克强在内的党政领导人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