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拼经济”成为关键词，消费被寄予厚望。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实际上，老百姓收入持续增长，并且对这种增长有确定的预期，才能够更好地释放消费潜力，提振市场信心。如何增加居民收入？如何让老百姓挣到钱的同时敢于花钱、愿意花钱？
如今，中国家庭的储蓄总额已经突破120万亿元人民币，这些存款当中又会有多大的比例有可能在今年转化成消费？
针对上述问题，观察者网专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执行局副局长陈文玲，解读并建言2023中国经济。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观察者网 （ID：guanchacn），访谈：王慧，整理：王濛，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艰难的2022年终于过去了，“拼经济”成为2023年的关键词之一。谈到经济增长动力，离不开对消费、投资、净出口这“三驾马车”的分析。您认为2023年这“三驾马车”的走势将会如何，中国经济复苏的动能主要来自哪里？
陈文玲：今年“拼经济”，大体上要经过修复、恢复、快速反弹这三个阶段。最开始是修复阶段，随着疫情影响的逐渐消散，春节期间我国的消费正在快速地回升，虽然消费的绝对量还没有恢复到2019年的程度，但相比元旦期间已经有了大幅度回升。
回顾疫情三年，2020年中国的GDP增长为2.3%，是当年世界主要经济体里唯一一个GDP正增长的国家，而消费增长却是-3.6%；2021年中国消费有所反弹，年均增长8.8%；2022年消费大幅度下降，再次变为负数（全年负增长0.2%）。
2022年，“三驾马车”当中，投资这辆“马车”跑得最快，出口这驾“马车”也不慢，但消费这辆“马车”不但没有往前跑，还往后退了几步。
不过，这个“退”我认为是暂时的，因为2022年全国疫情全面反弹，而且主要集中在人口最集中、经济承载量最密集、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关联最紧密的地方，对经济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尤其在消费领域，旅游、餐饮、会展、电影院等线下消费，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我认为，2023年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的力度不会减少，这驾“马车”还会继续奔腾；出口的“马车”可能由于大国博弈、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等原因跑得慢一点；而向前跑得最快的“马车”将会是消费，今年我们要“拼经济”，刺激消费是关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强调“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观察者网：2022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32.8%，较前一年的65.4%几乎减了一半。另一方面，2022年，居民住户存款增加17.84万亿元，创造了历史新高。也就是说，去年大家不爱花钱、或者说不敢花钱，反而更多地把钱存到银行了，您如何解读这一情况？
陈文玲：2021年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5.4%，2022年第一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9.4%，但下半年由于疫情的持续影响，消费大幅度下降，对经济的贡献也大幅度下降。
对于去年储蓄率提高、消费率下降的问题，要分成两个方面看待。
首先，储蓄率提高和中华民族传统的消费观以及生存方式有关。不同于西方国家，东亚儒家文化圈国家的民众重视全生命周期的储蓄。他们会把过去和现在的消费能力作为存款储备起来，用于未来生命周期的支出，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保障的家庭机制。也因为这种储蓄习惯，让一些家庭在疫情中遭遇失业、降薪等打击时，能保障生活基本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相比之下，美国是一个消费型国家，人们没有储蓄的习惯。他们的薪资是按周发放，上一天班就有一天的收入来生活，如果发生失业，他们的生活可能难以为继。
其次，在疫情期间，老百姓更多地保留了刚性消费需求，降低了整个弹性消费支出。刚性消费需求对应的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第一个层次——生存的消费需求。而弹性消费需求是在基本需求满足之后，进一步优化、改善或者提升生活的需求，像旅游、外出就餐、购物、电影、展览、演出等等都属于弹性消费需求。
因此，在遇到灾害或经济困难时，这部分消费需求是下降最快的。我认为，2022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前一年几乎下降一半，主要是因为弹性需求下降了。
观察者网：美国花旗银行集团认为，中国家庭的储蓄总额已经突破120万亿元人民币，这些存款可以促进消费。您怎么看这个观点？这些被称为“超额的储蓄”有多大的比例可能转化成消费？
陈文玲：2022年，我国居民住户存款增加17.84万亿元，其中13多万亿是定期储蓄。所谓定期储蓄意味着，在一定期限内这些钱是不动的，这部分储蓄占了去年存款增量的60%～70%，活期储蓄也就占了30%左右，数额在5万亿左右。这30%可用于弹性消费，是可以转化为增量的消费需求的。
另外，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居民即期的消费能力。
2021年我国人均GDP是12551美元（约合80976元人民币），2022年人均GDP增长到12741美元（约合85698元人民币），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6883元。人均可支配收入由工资性收入、资产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构成。人均可支配收入加上前面提到的30%左右活期储蓄，我认为这是今年可以用于消费增量的部分。
不过，今年的消费要经过几个阶段：从市场的修复，到市场的恢复，再到强劲的反弹。而那种超过2019年消费水平的大规模反弹，我认为恐怕得到今年三季度、四季度才能实现。
从历史数据来看，2019年我们餐饮业全年的消费总额是4.67万亿元，旅游的消费总额是6.63万亿元，仅凭这两项就占当年GDP总量（986515亿元）的九分之一，拉动经济增速0.8到1个百分点。
观察者网：我觉得，老百姓收入持续增长，并且对这种增长有确定的预期，才能够更好地释放消费潜力，提振市场信心。我注意到，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在如何增加居民收入方面，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增加收入方面，您有何建言？
陈文玲：目前扩大消费的瓶颈在于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不足，可支配收入或者即期购买力水平较低。换句话说就是，低收入群体的消费率高，高收入群体的消费率低。因此，实现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反弹才能真正提高我国的消费。
低消费群体在衣食住行这种满足生活基本需求的消费比例大，恩格尔系数比较高。在这种情况下，关键是要提高低消费群体的收入水平。
提高收入水平的途径有很多，我认为，第一要鼓励适龄劳动力创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5月份，我国18到24周岁的青年人失业比例高达18%以上，这一批人没有工作岗位，鼓励他们创业既能解决失业率问题，也能使他们有收入来源。
第二，要扩大年轻人就业途径。目前重要的就业载体包括中小微企业、服务型企业、线下服务企业，以及新型服务行业等等，这些领域有大量就业岗位空缺。
比如，现在市场中需要五千万个保姆，而从事保姆的劳动力只有三千万个，这就形成两千万个就业岗位空缺。据说现在北京的月嫂每月工资都超过2万元人民币了，比一些硕博毕业生的工资还高。但问题在于，真正符合条件的月嫂是稀缺的，想要雇佣一位很好的月嫂也很难。
此外，为制造业提供重要支撑的高智能、高技术含量的生产性服务业需要大量劳动力，例如广告、创意、设计、文化、现代物流、现代金融等，这些行业围绕着制造业转型升级，在未来发展中一定会需要人才填补。
在开辟新就业途径的同时，无论是大学生还是硕博生都应该转变就业观念。并不是在政府机关当了公务员才能算就业，也不是进入国有企业才算有了“铁饭碗”。我认为，原来所谓的“非正规”就业这个说法应该作废，就业不应该有“正规”、“非正规”之分。
比如说网络直播，现在很多农民都在通过网络直播销售农产品，这就是一种新型的就业方式。围绕网络直播能创造多种就业岗位，直播带货看着是一个主播在卖东西，实际上后边是一个强大的服务体系。那些人气指数高的、销售额大的直播带货都有一条完整的服务链条，不仅仅是直播间里“有人说、有人唱、有人和”，这套服务体系中还包括退换货服务、质检环节、物流系统等等。
观察者网：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特别强调，“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您觉得可以从哪些方面发力来提振消费信心，让老百姓敢于花钱、愿意花钱？
陈文玲：在提振消费这方面，国家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建立了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工伤救助等。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免除居民在全生命周期中未来的一些消费支出，将居民的这部分储蓄资金化为消费，把潜在消费需求变成即期消费需求。
在受疫情三年影响之后，我认为，现在首先需要关注的是如何激活线下消费。比如说，过去三年，有一批餐饮企业倒闭了，而对于“扛过来”的企业，政府应从财政与税收方面给予扶持。不能说它们“活下来”了就不管了，得让它们在市场中生存得更好。在供给侧做得更优，更加有利于激发人们的消费需求，也能满足消费需求。
第二，要关注几大领域的消费，包括住房消费、汽车消费、电子产品消费等。
房地产的振兴很重要，中央也非常重视住房消费需求。目前一线城市的住房消费需求在迅速回升，二线城市在部分盘活。最难啃的“骨头”在三四线城市甚至县城，化解这些住房存量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仅依靠取消限购是不够的，还得有新思路。
有些房地产的盘活可能不是靠居民去购买，而是靠运营。我们可以用各种途径化解二三四线的存量房，比如说一部分可以转化为保障房，一部分可以转化为教育培训基地等等。
对于房企，中央已经出台了“金融16条”，政策支持力度非常大。
但是我认为，关键是对房地产市场的总体设计。按照市场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和住房需求，明确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住房供给体系，划分政府和市场的职责，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同时，政府保证特殊群体的基本住房需求。
另外，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政府对其要释放非常清晰的支持信号，不能让人们对房地产的预期产生反复：今天房地产可能受到政策全力支持，买房后会不会马上征收房地产税？贷款政策会不会突然发生调整？在政策预期上，必须让消费者看到非常清晰的政策走向，而且政策走向是可持续的。这样，才能逐渐地把房地产市场盘活。
此外，汽车消费也十分重要。
现在一些地方还有汽车限购，我觉得限购应该取消。未来中国的汽车消费，在供给侧可能还会发生一些颠覆性的变化。比如新能源汽车对传统能源汽车的替代，在5G、超算、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基础上，形成立体化、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后，出现无人驾驶汽车等。
未来汽车供给侧产业的革命会带来全新的技术和汽车，原来的3亿多汽车存量逐渐会被替代，所以汽车的消费需求在未来的市场中也是庞大的。
第三，我们还需要关注电子产品的消费。
电子产品不仅是指传统的电视、冰箱、洗衣机，由于有生命周期，这些传统的电子产品不会很快更新换代。未来电子产品会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有很大关系，例如现在人们对用于健康、美容等方面的电子产品需求量很旺盛。
从几个群体来说，有几个消费群体非常庞大，也非常值得关注。第一个就是老年人群体，现在我国有2.7亿老年人；第二，单身群体，有2.4亿人，因此现在市场上出现了很多小型化、个人化的产品供应；第三，儿童群体；第四，女性群体，“她消费”，由“她”来决定的家庭消费占80%。
观察者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月30日发布最新预测说：中国经济今年将增长5.2%，高出去年10月预测值0.8个百分点。多家国际投资机构近期也纷纷上调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测，您认为2023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可能是在哪个区间，会在普遍看衰的世界经济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陈文玲：从2013年到2021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38.6%，是名副其实的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尽管这几年动力有点减弱，但随着中国经济的修复、恢复、反弹到腾飞，我认为2023年中国经济会满血复活。
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中国2023年GDP增速都有预测，分别是5.2%、 4.6%，世界银行也公布2023年整个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将稳步上升至4.3%，但是我认为这些数据偏保守了一些。
如果今年的线下消费能够实现达到2019年的水平，占GDP总额的九分之一或十分之一，那么“三驾马车”里消费对经济增量的贡献就会恢复到60%以上。消费这驾“马车”如果全力开动，再加上投资和出口，我认为今年的GDP增速最起码是在6%以上。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经济还有很多体制性和机制性问题，比如政策合成谬误。这一问题在2021年第三季度表现特别突出，但此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政策的取向和宏观调控方式进行了及时的修正。
2023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这既是我们中国式现代化开局起步的关键一年，也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在大国竞争中能否胜出的关键一年；也是关系到整个“十四五”规划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一年。我相信经过2023年经济的修复、恢复、反弹、腾飞，将会为2024年打下非常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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