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王中中，编辑：晏非，校对：赖晓妮，头图来自：《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
“这里是最明亮的地方，有人流，也有汽车经过。因为是车站，它一直都有灯亮着。大概只有这里，能让她稍微有还活着的感觉吧。”
2月早春，日本影坛风向标《电影旬报》杂志公布了2022年十佳片单。其中，《惠子，凝视》一片被誉为“2022年最好的日本电影，甚至是世界最佳电影”。
但令人意外的是，在国内风头更盛的，是另一部入选影片——《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
“《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是真事改编。真事太痛苦了，快三年了我想起来还觉得心如刀绞。”被万转的影片推荐微博如此写道。
《惠子，凝视》和《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本质上都是一样的电影，我们通过镜头去凝视这些女性，再从戏内凝望我们的生活。
2020年11月，某夜凌晨的东京涩谷街头，64岁的大林三佐子在一个公交车站受到突然袭击殴打而死，去世时身上仅有8日元（约合人民币4毛钱）。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底层女性遭遇时，我们往往会认为“她是某人的女儿/母亲/爱人”。但大林三佐子带给我们的，是更直观的冲击：她就是我。
对她既定命运的无所适从，以及对这份无因苦楚的感同身受，让我们宛如与她一同置身在那个灯光明灭的公交车站，等待着无人知晓何时到来的黎明。
8日元的人生终点
2020年11月16日凌晨5点左右，东京代代木警察局接到了一则报警电话：“一直在（巴士站）那里的女人倒下了。”
等到医护人员赶到时，该名女性已经失去知觉，送往医院后被宣告死亡。
在她为数不多的遗物里，除却一个装满换洗衣物的行李箱，就只有一张正面画着树木图案、背面是其母亲和弟弟联系方式的留言卡，一部欠费关机的iPhone 4，以及钱包里仅剩的8日元（1枚5日元硬币和1枚3日元硬币）。
在警方联系上她弟弟之前，没有人知道大林三佐子是谁。
不过，在附近生活的居民大多“认识”这名女性，甚至能从他们口中拼凑出大林三佐子的活动轨迹。
从2020年春天日本疫情暴发开始，大林三佐子就经常拖着一个行李箱，出现在幡谷原町车站附近。她经常在晚上12点后才出现，“感觉是等末班车结束后无人等车了再悄悄过来的”。
在日本NHK电视台拍摄的相关纪录片《事件之泪》中，有周围居民还提供了事发前两个月时，拍到大林三佐子在附近某个商场内的照片。
“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她的身影，但是几乎没有人主动向她问过话。”“从没有人看过她的脸，因为她总是低着头。”
事件发生四个月后，NHK节目组在埼玉县联系上了大林三佐子的弟弟。弟弟提供了她唯一一张照片，并向公众讲述了属于姐姐的人生历程。
在广岛出生的大林三佐子，梦想是成为女主播或者声优。攻读女子大专期间，她作为剧团成员和婚礼司仪活跃着，想着总有一天会实现“东京梦”。
27岁时，大林三佐子结了婚，和丈夫一起搬往东京。但因为对方家暴，一年之后她便离了婚，独自在东京打拼。
后来，她进了一家计算机相关的公司。因为无法跟上工作节奏，最终在30岁那年辞职，之后就过着不停换工作的动荡生活。
遗物中欠费的手机里仅存一张照片，是在她当试吃促销员时拍下的。那是大林三佐子生前的最后一份工作。
试吃促销员签的都是短期派遣劳务合同，公司会把员工随机派往关东、关西的超市，工作地点、日期都不固定，只比临时工稍微好上一些。和大林三佐子因工作而结识了十年的上野女士，形容她们的生活是“每天都在用尽全力勉强度日”。
2016年，因为拖欠房租，大林三佐子被迫从居住了6年的公寓里搬离。同年，弟弟收到了她寄来的最后一张圣诞贺卡，上面写着“你好吗？祝你新年快乐”，从此再无音讯。
“大概也是没能重新租房子吧。”上野在纪录片里说道，“即使怎么努力、如何努力，都无法爬出困境。”
更雪上加霜的是，因为疫情原因，依赖线下活动的试吃促销员工作机会，几乎全军覆没。失去赖以为生的工作，也无法重回公寓，大林三佐子不得不走向街头，走向意味着人生终点的那张公交站长凳。
那是一张宽20厘米、长90厘米的长凳。它是如此小，以至于从远处根本看不出它的存在。中间还有一个铁扶手把长凳一分为二，人们只能勉强坐在又滑又硬的凳面上，完全无法躺下睡觉。
在这个根本无法过夜的地方，大林三佐子坐在这里迎来了300多次日出。
有同样流浪街头遭遇的希咲未来，买了鲜花来公交车站祭奠大林三佐子。坐在同一个凳子上，她突然发现了大林三佐子停留在这个公交车站的原因。
“和其他地方相比，这里是最明亮的地方，有人流，也有汽车经过。因为是车站，它一直都有灯亮着。大概只有这里，能让她稍微有还活着的感觉吧。”
“如果是这里的话，孤独感和被孤立感都能稍微减轻一些吧。”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为什么不向任何人求助呢？
不管是大林三佐子的弟弟、她的旧日亲朋，抑或每个觉得“她就是我”的人，都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并不是没有人发现“公交车站那个女人”的异常，但大林三佐子一视同仁地礼貌婉拒其他陌生人的帮忙或询问，只静默地在夜色中和公交车站融为一体。
“她似乎不认为自己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所以不接受帮助，也没有和他人交流的欲望，只是安静地待在那里。”
在大林三佐子居住过的区政府资料里，也没能找到她寻求过生活支援（低保）的记录。
常年负责流浪者支援的NPO负责人后藤浩二说，申请低保时会联系亲人，这也成为了很多人犹豫的理由。“不想被家人知道”或“是我不好，我自己想办法吧”，使很多人放弃了主动发声求助。
“不想给别人添麻烦”，这也是NHK在进行《无缘社会》采访的现场听到频率最高的话。
NHK主持人板垣淑子后来在同名出版书籍里写下：
“‘不想给别人添麻烦’象征着‘关联’是何等脆弱。于是，日本社会中的‘无依无靠者’便与日俱增起来了。”
日本作家平野启一郎指出，流浪者身陷的困境，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心理上的。无法开口求助，正是源于一种强烈的自我责任意识。
出生于经济腾飞时期的“三十代”，从小就被灌输“努力一定有回报”的观念，即使竭尽全力也无法达成理想，那也是“自身还不够努力”。
同样是NHK出品的纪录片《无缘社会》中指出，日本每年有32000人走上孤独死的道路，他们没有工作、没有配偶、没有子女，基本断绝了与任何人联络。
虽然孤独死的案例绝大部分都是老年人，但节目组复盘后发现，网络上对此讨论热度最高、焦虑情绪最严重的却是“一生悬命”的“三十代”。
工作与生活的不稳定、被“二十代”年轻人全面取代的焦虑、经济发展落差带来的社会巨变，都让“三十代”担心自己也会成为“无缘预备役”。
像大林三佐子等“被边缘人士”一样，他们都习惯了三缄其口，不向外界求助，直到生活滑落至无法挽回的局面。
“我们希望日本是个‘自己一个人也能安心生活的社会，自己一个人也能安然迎接死亡的社会’。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做什么呢？”
要实现这个目标，普通人又付出了什么呢？习惯与孤独为伴，在遭遇困难时被孤独束缚，然后独自一人迎接终局。
当无数潜在的“我就是她”觉醒，意味着太多问题要被摆上台面讨论。
正如写下那条热门微博的博主@Lelac 总结的一样，“高度经济成长期，女性贫困，新资本主义，社会福利，让流浪者无法久留的公共设施设计”……NHK纪录片亦同样不断对这样的“社会共识”发出诘问。
但终结孤独死的方法，永远不是终结孤独，而是让无数孤独的人在社会上都能拥有体面的容身之所。
“这世界要她说一句话，但是她开不了口
到处可以走，却没有一条路
随处可以睡，但没有一间房
驱赶和被驱赶让她没有停下的地方”
如余秀华的一首诗《更大的雪落下来》写的那样，飘落的雪铺满了大林三佐子倒下的地方。
她就是我，是我们所有人。在大林三佐子最后停留的那个公交车站，蔓延出来的道路连接着的是我们的生活。
记得大林三佐子，也是记得每一个鲜活的“我”。
在人生开启的黄金时代，那一年她20岁，作为剧团成员“米奇”活跃在舞台上，那时候的“米奇”大林三佐子写下了这样的戏剧表演感悟：
“我喜欢蓝天、白云和红樱桃，从今天开始，每天都要活出新鲜感。”
参考资料：
[1] たどりついたバス停で〜ある女性ホームレスの死〜 | NHK
[2] ひとり、都会のバス停で～彼女の死が問いかけるもの | NHK事件记者取材Note
[3] 「ミッキー」は明るい太陽のような存在 | 東京ニュース
[4] 《渋谷ホームレス殺人、被告死亡》“所持金8円”被害女性の謎を解いた | 文春online
[5] 「助けて」と言えない人もいる。渋谷ホームレス殴死の背景を追う。| Huffpost
[6] 39岁孤独死，失业的年轻人正在被逼入绝境 | 看天下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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