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居民，不像其他中亚人那般高鼻深目，却长着与中国人一样的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他们也不说中亚地区的语言，而是操着一口中国陕西方言、吼着秦腔，硬生生在中亚平原上，重复着颇具中国西北特色的生活方式。
这些人被称为“东干人”，意为“从东边来的人”。
东干人主要生活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处，在俄罗斯也有零星散布。由于他们独特的陕西式生活习惯，这些“东干人”聚集的地方，被称为“陕西村”。
长着中国面孔的“东干人”，已经在中亚生活了100多年了。
“东干人”的祖先因何远走他乡？他们又为什么选择在中亚扎根？
这个神秘群体的前世今生，涉及到100年前的一段辛酸过往。
1、回首往昔 他们为了避祸远走他乡
1878年冬天，位于中俄边境的天山地区，迎来了十几年以来最严峻的一次寒潮，狂风肆虐、暴雪不息，银装素裹的天山山脉上，处处透着普通人难以承受的寒意。
一群衣衫褴褛的旅人彼此搀扶着，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地在风雪中前行。他们的步履非常缓慢，并且充满危险：有些地方的雪深过腰，如果不小心陷进去，就再无生还可能；而在上坡时，只要与同伴紧握的手稍松一点，就可能被狂风吹得滚落坡底，再也追不上队伍。
即便如此艰险，这些旅人依然神色坚定地一路向前，并没有半分回头的打算。
因为他们早已无路可退。
这些人都是清末同治年间陕甘地区的回民，由于连年收成欠佳、苛税繁重，他们的日子早已苦不堪言，起早贪黑一整年，也只能勉强保证温饱。
而随着战争的爆发，陕甘地区也受到了牵连，时局动荡、战乱不断，别说温了饱，就连基本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万般无奈之下，为了避难和生存，这些回民开始结伴迁徙，他们一路向西，寻找新的栖身之所。
逃亡路上，死亡的威胁与他们如影随形，不断有人长眠于雪山之中，这支1万多人的逃亡队伍走出天山时，仅仅剩了3000余人。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上天终于开始眷顾这些勇敢坚强的逃难者，他们在中亚找到了一处依山傍水的肥沃土地，漫长的漂泊旅途终于得以终结。
幸存者们靠着从家乡带来的菜籽和粮食种子，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他们辛勤地耕作，用祖辈传下来的农耕技巧，在中亚这个素来以游牧为传统的土地上，种植出了颗粒饱满的水稻、香气四溢的小麦、新鲜脆嫩的蔬菜、丰盈诱人的果树，让农耕文明的生活方式在此处扎根，成为这片土地的新主人。
经过几代人地繁衍，当初3000余名幸存者的后代已发展到了数十万人，他们的居住范围也扩大了许多，在中亚各国均有聚居点。这些人带来的各色蔬果，丰富了中亚地区相对简单的饮食结构，改变了当地百姓冬日只能吃到土豆、胡萝卜、洋葱等几种有限蔬菜的情况。
随着人口越来越多，这个群体也引起了当地政府的注意，管理者认为这些来自“东边的人”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对本国的劳动力也是很好的补充，因此对他们采取了非常优惠的管理措施，允许他们自由选择土地生活，还免除了部分赋税。
1942年，苏联政府正式将这部分来自中国的回族命名为“东干族”。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也都将东干族视为本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享受与其他国民同等的待遇。
东干人正式成为中亚大家族的一份子，以一种特立独行的姿态延续下来。
虽然当地政府已经给了东干人充分的认可，但他们从未忘记过，自己从何处而来，曾以怎样的方式生活。
2、时光荏苒 他们始终坚守故土传统
“月亮月亮渐渐高，骑白马带大刀……”这首在我国西北地区广为传唱的童谣，至今还回荡在中亚大地上，对许多东干人而言，这支童谣是他们最熟悉的童年记忆，而一句句陕西味道浓厚的“好着呢”“弄啥咧”，则是他们最为亲切的乡音。
大部分现代东干人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也学习了俄语，但他们只会在外出时使用，只要回村，仍然会选择用西北话交流，而且是极富时代特色的清代“陕西官话”。
比如，他们会将老板喊成“头领”，把政府机关唤作“衙门”，对机关里的工作人员则口称“大人”……
这种颇具特色的语言，还只是东干文化的冰山一角，尽管已经在中亚居住了百年之久，但抹不去的陕西印记，仍然渗透在东干人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中。
他们的房屋布局、结构，都还是我国西北地区民宿的样子，对于安土重迁的农耕民族而言，即便因生活所迫不得不离开家园，但保留世代住惯了的房屋样式，也是一种缓解乡愁的方式。
走进东干人的家中，就仿佛走进了国内热闹的农家小院：房檐下挂晒着玉米，院子里有用于储备蔬菜的菜窖，这里最受欢迎的家常美食，则是一碗筋道的拉面、一笼热气腾腾的包子或是一屉香甜可口的蒸馍。
有客人来时，东干人就会在主屋的大炕上支起炕桌待客，宾主尽欢之际，还会来上几句秦腔助兴——在陕西村发生的一切，都很“中国”，完全没有置身异国他乡之感。
被东干人视作“历史活化石”的东干婚礼，更是满满的东方韵味。
东干新娘在出嫁时，都会足踏一双精心制成的绣花鞋，按照传统规矩盘好头，搭配龙凤呈祥图案的红色嫁衣，新郎则要在胸前佩戴红锦，再规规矩矩穿上一身长袍马褂。
东干人以这种传统的仪式感，传达着对新人的祝福。
传宗接代、多子多福的思想对东干人影响也很大，当地最大的家庭有100多口人，几代同堂的欢乐景象也十分令人羡慕。
近年来，东干人还专门修建了历史博物馆，展示当年垦荒时的农具等物品，并通过照片、画像等方式，回顾东干一族的迁徙历史，所有这些都在提醒着当代的东干人：他们从何而来，原本是什么样子的。
始终坚守传统、不忘家乡的东干人，如今也成了国内与中亚交流沟通的最佳纽带，做了100多年的游子，他们正在以全新的方式，与故乡发生着联系。
3、放眼今朝 他们化身新的沟通桥梁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多次派出代表团出访东干族，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参与他们的庆典活动。
这是近百年来，东干人第一次与家乡人接触，他们的激动可想而知。
东干人虽从不忘本，但对家乡的记忆，还始终停留在清末第一波逃难者留下的讲述里。
他们熟悉晚清的西北生活，却完全不知道大清已灭亡，以及近些年故乡翻天覆地的变化，颇有一种隐居于桃花源内的居民“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味道。
代表团的到来，给东干人带来了关于故土的新闻，也勾起了许多东干人“回去看看”的愿望。
达乌罗夫·胡塞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干人，在他的记忆里，人生中始终穿插着两种色彩：他说的是陕西官话、俄语两种语言；他日常接触的人是完全东亚化的家人和纯正西方血统的同事；他熟悉的文明，也是东干和中东两种。
在这样的“混血”文化中长大，达乌罗夫·胡塞对那个父辈口中的“故乡”越来越感兴趣，他渴望有朝一日能够亲自踏上中国的土地，与祖先呼吸同一片蓝天下的空气。
1994年时，身为东干协会主席的达乌罗夫·胡塞，终于有机会一尝夙愿。
第一次见到西安古城墙的西门时，他虔诚而郑重地叩击着城门，用地道的陕西方言一字一句、字正腔圆地喊出：“我回来了！”
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是几代东干人的心愿，是巍峨天山、漫长旅途也阻隔不断的思念。
达乌罗夫·胡塞这句话中，也饱含着他自己的亲情记忆。
还是小孩子时，他就常听家中大人说起，自己家的先辈就生活在西安附近，走在西安的街道上、在大清真寺做礼拜时，那自幼熟悉的陕西话，总让他有回到家里的踏实满足之感。
在惬意享受中国之旅的同时，达乌罗夫·胡塞也没忘记万千与他有着同样想法的族人，在他的组织推动下，东干协会设立了“西安办事处”，每年都会组织300名左右的东干孩子来到西安，学习汉字、汉语，而这些学有所成的孩子，回到“陕西村”后，还可以向中亚其他民族推广中国文化。
熟悉、热爱中国文化，又生活在中亚土地上的东干人，变成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成为中国与中亚沟通的“新丝绸之路”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远离故土的生活，向来给人一种漂泊无依之感，但实际上，如果像东干人一般始终“不忘本”，那故土就永远会给你提供支撑，无论离开多久、多远，都不是无根浮萍，而是有归巢、有引线的风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