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 (ID:BooksAndFun),作者:潘文捷,编辑:黄月,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1月31日晚上,三里屯酒吧街,很多酒吧已经打烊,显得有些黯淡,还有一些酒吧闪烁着霓虹,选择营业到最后一刻,与顾客告别。


位于三里屯太古里东侧的三里屯路沿街有十几家酒吧,这里也被称为“三里屯酒吧街”。2022年,这条街上的房屋被第三方专业机构鉴定为D级危房,安全性不适合继续开展经营,因此需要进行抗震加固等整体改造工程。为消除安全隐患,街道对商家进行腾退。


三里屯街道工委书记孙曙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消除安全隐患后,沿街房屋将与三里屯路的景观统一设计风格,但“酒吧一条街”的IP会被保留下来。他称,未来,酒吧街将注重丰富业态的多样性,酒吧会搭配咖啡、书店、轻餐饮等文化生活类业态,丰富生活消费场景,提升生活品质。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数不清的人在三里屯酒吧街度过了难忘的夜生活。二十多年来,酒吧街的繁华和落寞也折射了北京城市与文化的发展。


酒吧街兴起


李晓光从1990年开始在三里屯街道工作并曾担任街道工委书记,谈到三里屯酒吧街的兴起,他追溯到了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在此之后,三里屯社区决定发展街道经济。区规划部门批准了在三里屯北路建造商业用房,但要求不可以做汽配和餐饮。因为当时的三里屯南路已经是汽配一条街,而“商业用房和市政管线比较近,餐饮业会产生明火,存在安全隐患”。


李晓光回忆说,当时他们建成了三十多间简易房,提出要做瓷器一条街、玩具一条街、鞋城等等,均未能实现。到1993年,街道办事处的21名工作人员被派下海承包这些商业房,做了两年也毫无起色,只能继续向社会招租。


1994年接替李晓光担任工委书记的郭卫红说,三里屯酒吧街的形成,真可谓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1995年,三里屯第一家酒吧“云胜(Swing)酒屋”开业了。那时候,人们对酒吧还没有什么直观印象,觉得就是听音乐聊天的地方。


郭卫红回忆道,“刚开始没什么顾客,这家酒吧白天不开,只在晚上营业。开始的时候夜里也只有老板和调酒师坐在那儿,两人大眼瞪小眼。”没过多久,云胜开始赚钱,之后周边店铺有样学样,开始经营酒吧。


酒吧受到欢迎并非偶然。1994年接替李晓光担任办事处主任的李国分析认为,三里屯形成酒吧街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国家开放政策的大环境”共同造就的。三里屯是北京著名的使馆区,有很多外国驻华人员。


酒吧提供洋酒、西餐,播放外国音乐,受到外国人的喜爱。李晓光看到,在酒吧街形成初期,还有很多人对酒吧并不了解,甚至抱有比较紧张的态度。1996年,他在一次值班的时候接到了区政府的电话,说酒吧街有大量外国人聚集。他担心是一起涉外敏感事件,带人匆匆赶到后发现,不过是一家酒吧开业,几十名老外在喝酒聊天。


酒吧街不是一夕爆火的。李国说,在那个年代酒吧消费在国内依然不算普及,就算是“云胜”也不温不火,当时这条街甚至连路灯都没有。直到1997年街道改善了硬件设施,酒吧数量也逐渐增多。这非但没有造成恶性的竞争,反而促使整条街的生意都红火了起来。


在2005年的一篇文章《酒吧经营二三事》中,一位酒吧老板说,“到1998年上半年,酒吧街火了,我们的生意也跟着火,不到200平米的营业面积,一天流水就能达到一万八千元左右。”这位老板还回忆说,很多酒吧经营者认识到,要做长久的生意,单靠一家酒吧的力量是很难的,只有“带热一个区域的人气,创造出良好的酒吧文化环境,每个小酒吧才有利可图”。


这意味着,酒吧和酒吧之间并非竞争关系,反而具有“联盟”的性质——同一区域的酒吧会保持商品价格相同,活动促销公开,酒吧之间还会就客人的消费取向进行交流探讨。


在三里屯,80%的酒吧都集中于南北两条小街上,崔健、罗大佑等人都曾是酒吧街的常客。酒吧引入乐队和歌手现场表演之后,鲍家街43号乐队、清醒乐队、杨坤等知名乐队和歌手也曾在这里进行现场表演。


“一到晚上,满街都是人,甚至到了元旦、圣诞节等节假日,酒吧还得用卖票的方式来控制客流,办事处也要特别加强加班,生怕出事。”1998年世界杯法国夺冠时,法国人在酒吧里脱光上衣,奔走呼喊。李国记得,北京申奥成功那天,酒吧街“当晚聚集了三四万人”,“据说当晚10点以后酒吧街的酒吧都不卖啤酒了,因为早早就被客人们喝光了。”


“灰色”三里屯


三里屯酒吧街日益火爆,人群也鱼龙混杂,酒吧经营风格迥异。这里虽有王朔、姜文、叶大鹰开办的“王吧”等文艺风格酒吧,以及自封“三里屯派作家”的一群文人,但在同一时期,深圳大学艺术系博士王晓华在《从个体休闲到大众消费——中国酒吧文化的走向》一文中看到,“中国酒吧文化在逐渐向商业文化过渡之后,已经丧失部分文化意蕴。”


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干谈起过自己去三里屯的经历:1998年,他和五六个朋友一起前往三里屯,竟人山人海,找不到空桌。后来被人带至三里屯深处的一家酒吧,经理带了两个小妹来一起喝,小妹点了鸡尾酒,经理把酒单拿来后,他们才看见鸡尾酒一杯1600元,小妹一共喝了6杯9600元。


同行者高呼宰客,结果,“进来一个身高两米以上的大个子,带着浓重的东北口音说,说啥呢说啥呢,谁宰客啊,特饮就是这个价格,谁让你们点的?两位小妹早不见踪影了,大个子巨人往门口一横,那意思你明白”。


2002年发表在《中国商界》的文章《三里屯酒吧的灰色新闻》也揭示了这一时期三里屯酒吧的“灰色”地带。这一时期,三里屯酒吧街不复最初“音乐的吧、文化的吧”的辉煌,只是在“一片震耳欲聋的狂欢中变得越来越火”。街边有色情服务人员纠缠来客,作者还目睹了酒吧客人聊天喝酒时,穿着迷你裙的辣妹辣姐爬上桌性感起舞的场景。


李国认为,1998年到2002年前后是三里屯酒吧街最为辉煌的日子。在这之后的2004年,因为即将到来的奥运,政府对三里屯街道进行了整顿拆迁,“3·3”商厦就此诞生,并成为了三里屯酒吧街规模最大的单体建筑。


三里屯由此被分为两部分,大厦北部是过日子的百姓,南部则显示出三里屯的时尚与潮流。虽然三里屯街道路西的一排酒吧完全在现代化的城市改造运动中消失了,酒吧数量有所下降,但附近居民依然不堪酒吧夜间噪音之扰,投诉络绎不绝。


酒吧街提升了三里屯的影响力,但三里屯不再满足于单纯的酒吧经营。2008年,位于酒吧街旁的三里屯Village(后来的三里屯太古里)诞生了。


来自三里屯Village设计单位的罗健中在《北京三里屯之演化——三里屯Village实例分析》中谈到,三里屯酒吧街是按照市场需要发展起来的,但缺乏引导、支持和规管,“整个区域也没有统一、大范围、实质性的”管理,因此三里屯酒吧街原有的问题会阻碍其进一步的发展和繁荣。但作者也担心,以高档品牌为主的三里屯Village会渐渐被视为“高消费区”,低收入阶层可能将少来或不来。


在三里屯Village之后,盈科中心、三里屯SOHO、世贸百货等都来到了三里屯。经过众多国际地产公司的改造,这里形成了开放的空间,三里屯酒吧街存续了下来,与SOHO、Village相对而立,构成了“国际时尚文化街区”的一部分。


酒吧不会消失


随着三里屯的整体“提升”,酒吧也似乎在恢复原本的文化气息。在2014年的《不只是老外的酒吧街》一文中,舒文完全没有看到2002年亲历者眼中的“灰色”地带,她赞美了三里屯酒吧“浓厚的个人色彩,就像酒吧老板的一件个人作品一般”。她说三里屯酒吧是“好孩子的专属酒吧”,文艺气息浓郁,男士非常“绅士”,主要客人是老外、文化圈人士、白领,“几乎没有那种酒鬼或者小混混之类的人。”


三里屯本身在发生变化,北京其他地带的酒吧也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2003年非典疫情之后,什刹海酒吧兴起,这里虽然不如三里屯气氛热烈,但相对安静,颇具文艺气息。滚石的号召力则一度带动了朝阳公园一带酒吧的繁荣。海淀区的酒吧也悄然兴起,虽不成酒吧街,但是众多高校学生和IT精英也使得各个酒吧人流涌动。


“随着北京越来越国际化,各种酒吧也开得越来越多。三里屯酒吧街的地位也不再是独一无二,受欢迎程度也大不如前。所以,我觉得改造升级是十分有必要的。”在《中国日报》的相关报道中,在三里屯居住了近40年的居民刘燕说。


2017年,为解决三里屯西街和周边的违建和拥堵等问题,朝阳区曾经对这一区域进行过环境综合治理。2023年,三里屯街道办决定对“酒吧一条街”进行升级改造。面对“酒吧街要关停”的消息,孙曙光予以否定:“酒吧街已经成为一种城市记忆和文化符号,不会关停,会保留下去。”


参考资料:

杨宇:《酒吧经营二三事》

王干:《王朔开酒吧》

王晓华:《从个体休闲到大众消费——中国酒吧文化的走向》

中国日报:《三里屯酒吧街要改造了,老顾客都来打卡留念……》

北京晨报:《“泡吧”专题:扫描北京酒吧》

北京商报:《三里屯商圈:酒吧难承受的商业之重》

北京日报:《北京用这些方式守护什刹海,老街坊们感慨老舍笔下的风景回来了》

生活时报:《“小姐超市”随嫖客任意挑选 黄窝赌窝毒窝现形记》

李晓光、李国、郭卫红、李振启口述《三里屯酒吧街的兴起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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