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港书评（ID：jbsgsp），作者：潘梦琦，编辑：伍岭、罗婉，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提到贝尔维尤医院，人们脑海中会浮现出以下画面：危险的传染病患者，发狂的精神病人，遍体鳞伤的案件受害者，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作为美国最古老的公立医院，贝尔维尤早已成为美国历史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
它救助声名狼藉之人，照护最弱势群体。它经受了未知疾病、经济动荡、政治变局与自然灾难的考验，也见证了现代医学史上的重要创新与持续存在的争议，甚至在三次关涉美国总统的重大医疗危机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贝尔维尤曾改写美国医学史。它是美国第一家拥有妇产科、急诊室和附属医学院的医院；它成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支平民救护队，开设了第一所女护士学校，促使纽约市成立全美第一个公共卫生部门；它在法医学、精神病学和传染病学等方面总是走在时代前列。
同时，贝尔维尤也是艺术家和好莱坞的灵感源泉，在美国流行文化中留有深刻的烙印。索尔·贝娄、艾伦·金斯堡、理查德·耶茨都曾在作品中为贝尔维尤留下一笔，比利·怀尔德和弗朗西斯·科波拉甚至把这家医院搬上了大荧幕。
在美国，有经济能力的人往往选择去私立医院寻求医疗服务，而贫民的健康只有类似贝尔维尤这样的公立医院来保护。贝尔维尤的病人来自世界各地，其中很多人无力支付医疗费用，但贝尔维尤从未拒绝过任何一位病人。这也意味着，这家医院的历史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承担了社会对穷人应负的责任，得到的回报却近乎微薄。
著名历史学家、普利策奖得主戴维·奥辛斯基耗费数年研究与采访，撰写了这部精彩动人的医院大历史。贝尔维尤的故事凝结了一座城市曲折的发展史，也是一个国家公共卫生史的缩影，至今仍在继续。
戴维·奥辛斯基是土生土长的纽约客。作为婴儿潮一代，他小时候对纽约最深刻的回忆之一，是每年夏天暴发的脊髓灰质炎流行病。在奥辛斯基的记忆中，脊髓灰质炎的破坏性随处可见：患病的孩子坐在轮椅上，医院病房的墙上装着帮助患者呼吸的“铁肺”，海滩和游泳池关闭，孩子们不被允许进入电影院或保龄球馆。为了躲避纽约市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奥辛斯基的父母每年夏天会带着他住到山区的房子里。
数十年后，奥辛斯基成了一名历史学家，按他自己的说法，他的职业生涯不同寻常，因为他完全依照个人兴趣选择研究方向。在他关于帕齐曼农场与吉姆·克劳法的研究出版后，奥辛斯基决定转换研究领域，关于脊髓灰质炎疫情的儿时记忆再次浮现。
这一次，奥辛斯基决定写一本关于脊髓灰质炎的医学社会史著作。在他看来，这种疾病值得关注，不仅因为它引起了广泛的社会恐慌以及激烈的疫苗竞赛，更在于围绕脊髓灰质炎的公共卫生救济和医学进步，都出现在联邦政府干预和大药厂迅速扩张的时代之前，而这种纯粹的公共志愿氛围如今再难寻觅。
2005年，奥辛斯基关于脊髓灰质炎的著作《他们应当行走：美国往事之小儿麻痹症》（Polio: An American Story）出版，该书荣获2006年普利策历史奖。这本书引发了人们对医学进步与疫苗安全的再次反思，也改变了奥辛斯基的职业生涯。他看到自己的研究走出象牙塔，在现实世界引起回响，对一名研究者而言这是莫大的宽慰。奥辛斯基决心继续耕耘医学史。
2012年，奥辛斯基作别执教12年的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回到家乡担任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和医学院医学人文部主任。奥辛斯基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但是纽约不仅是他的故乡，这里还有他身为历史学家最大的研究兴趣：美国最古老的公立医院——贝尔维尤医院。
完成下一本书的时机再恰当不过了，奥辛斯基在医学院的办公室正位于贝尔维尤，他可以接触到丰富的文献资料，还能采访到曾在或正在医院工作的教职员工们。2016年，奥辛斯基撰写的《贝尔维尤：美国公立医院的死与生》出版。奥辛斯基曾说，他想“将这家医院作为透镜，以观察更大的议题”。
一
提到贝尔维尤医院，人们脑海中会浮现出以下画面：危险的传染病患者，发狂的精神病人，遍体鳞伤的案件受害者，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奥辛斯基曾在采访中谈到，他小时候如果“举止异常”，母亲就会对他说：“再这样下去就把你送去贝尔维尤。”在那个年代，每个纽约孩子多少都曾被父母那么吓唬过。
比利·怀尔德执导的《失去的周末》、弗朗西斯·科波拉执导的《教父》、90年代的经典奇幻电影《34街的奇迹》等作品又再次巩固了人们对贝尔维尤的刻板印象：这里是一个阴森恐怖的疯人院。
这样稍显武断的论调，并非全无道理。纵观贝尔维尤近三个世纪的历史，这里的就医环境从来称不上整洁有序。
在任一时代，贝尔维尤的来访者兴许都会看到同样的景象：在荒凉破败的背景下，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医生正在医治没有医保或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病人。这一场景可追溯至18 世纪，那时候，一位名医由一两个学徒陪同，曲折穿行于破旧不堪、臭气熏天的救济院病房，给病人诊断、开药，竭尽所能为他们排忧解难。
但是，公众的刻板印象忽略了贝尔维尤在临床护理和医学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贝尔维尤是美国第一家拥有产房、急诊室和附属医学院的医院，它最早组建了平民救护队、医学影像科和女护士学校。
贝尔维尤的医生撰写的公共卫生调查报告极大地推进了美国的公卫政策，而它的法医学、精神病学和传染病学等科室中的教职员工和毕业生，堪称美国现代医学的“名人录”。更让人惊奇的是，在19世纪后期三次关涉美国总统的重大医疗危机中，贝尔维尤都扮演了核心角色。
作为美国最大、最多元城市中的旗舰公立医院，贝尔维尤经历了黄热病、霍乱、流感、结核病、艾滋病、埃博拉等疫病来袭，常年饱受资金不足、安保缺失、管理混乱等问题困扰，它的历史充满冲突，它存在的根基从不牢固，在每一个时代，总有要求取缔贝尔维尤的呼声。为什么会这样？归根到底，贝尔维尤的困境正是源于它身为公立医院的职责。
1918年，大流感重创美国，贝尔维尤的入院人数创下历史新高，护士和医生的感染率更是让人震惊。医学似乎束手无策，每天都有大量患者死去，当时医院的一名住院医师要独自负责500名病人。情况过于糟糕，纽约市政官员开始考虑限制贝尔维尤的新入院人数，但最终他们没有这么做：私立医院在这场危机中作用有限，如果贝尔维尤也拒收患者，那么病人就真的走投无路了。
结果是，在贝尔维尤，没有人会被拒之门外，尽管有些病人会共用床位或睡在地板上。自贝尔维尤建院以来，类似的医疗危机已成为医院的日常。这家医院几乎经历了每一种未知疾病的考验，它常常被弄得焦头烂额，有时甚至不堪重负，但它始终承担着“医疗安全网”的重任。
在贝尔维尤，救助声名狼藉之人，照护最弱势群体，既是传统，也是法律。《纽约市宪章》规定：“医院管理局应主要负责对贫困病人的护理和治疗。”因此，“医疗穷人”得到免费医疗，是一种权利，而非特权。如同其他公立医院，贝尔维尤希望有经济能力者支付“全部或部分费用”，但很少做硬性要求，那些无力支付的人也受到同等欢迎。
然而，如此一来，贝尔维尤就长久陷入了难解的困局。医院首先要面对大量移民患者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型传染病，例如19世纪在纽约暴发的霍乱和斑疹伤寒，20世纪困扰贝尔维尤许久的结核病。这些新移民在美国无亲无故，他们飘洋过海抵达纽约时，往往需要紧急医疗服务，而贝尔维尤是唯一可以无条件接收他们的地方。
医院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所谓的“倾倒病人”。在纽约市，有经济能力者往往选择条件更好的私立医院，同时私立医院也会“挑选”病人，它们青睐能支付医疗费用、出身良好且病情不重的病人。如果碰上“可能会死”的穷病人，私立医院的做法是把他们送到贝尔维尤，因为根据法律规定，后者无权拒收病人。
如果说19世纪的私立医院拒绝病人，更多出于经济上的考量，那么进入20世纪，医生拒绝医治病人的理由又多了一条：对未知疾病的恐惧。其中最令人揪心的例子就是贝尔维尤与艾滋病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降临纽约，其百分百的致死率和复杂罕见的症状，甚至令医护人员都感到畏惧。美国医学会在1986年的一份声明中称“从情感角度看，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照护艾滋病患者”，这份声明接着写道，尽管医学拥有“以同情和勇气”面对传染病的“悠久传统”，但不应强迫所有人这样做。
当时，大部分艾滋病患者最终都转入贝尔维尤接受治疗（再一次，这里是患者唯一可以指望的地方），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贝尔维尤几乎可以与艾滋病划等号。“艾滋病浪潮”让贝尔维尤的医护人员深感不安，他们承受着暴露于疾病的风险，以及来自家人和社会的压力，然而最令人挫败的还是这种疾病的恐怖。当时贝尔维尤的一位住院医师坦言：“目睹自己这一代人的死亡，意志薄弱的人是承受不了的。”
二
除了公立医院的困境，奥辛斯基透过贝尔维尤这片透镜，还看到了其他。300年来，贝尔维尤一直是医学进步的中央舞台，这种进步既是科学上的，也是观念上的。在这个过程中，进步伴随着争议和倒退，人们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也收获了切莫重蹈覆辙的教训。曾令美国医学界陷入分裂的病菌学说即是一例明证。
19世纪，法国人路易·巴斯德发现了微生物的存在，他的实验表明，腐败，即有机物的分解，依赖于“微小的有机物”或“胚芽”，它们悬浮在空气和水中，肉眼看不见。多年来，医学界最头疼的难题莫过于术后感染，此前较为流行的观点是，感染源自致命“瘴气”。现在，有一批医生认为，这一难题的肇因正是微生物，他们试图用实践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而其中最积极的是英国外科医生约瑟夫·李斯特。
1876年，李斯特来到美国参加国际医学大会，他此行的重要目的只有一个：宣讲病菌学说。李斯特认为，在医院中使用某种防腐除臭的化学复合物能够有效降低感染率，他选择了石炭酸。
李斯特的实践效果惊人，他在《柳叶刀》上发表的论文显示，抗菌外科大大降低了血液中毒和坏疽的风险。李斯特的演讲激起了美国同行的激烈争论，他们素来对欧洲人的观点深表怀疑。而作为美国医学创新的前沿阵地，贝尔维尤内部此时正处于巨变前夕。
实际上，贝尔维尤一直饱受感染的折磨，不久前这个问题甚至差点让医院关门。19世纪中期，在贝尔维尤分娩的妇女面临极高的死亡风险，杀死她们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产后发热。不仅如此，对贝尔维尤1869年的55例截肢手术的内部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病人（27例）在手术后一个月内死亡。该调查并未注明所有病例的死因，但凡有注明，几乎总会提到血液中毒。
贝尔维尤不是个案。在这些年里，美国的所有城市医院都记录了术后感染的可怕死亡率。“所有东西都泡在脓水里，”波士顿市立医院的一名实习生回忆说，“有那么多人……得了坏疽，所有手术不得不暂停几周，因为给人开刀就是要人命。”差别仅仅在于规模。贝尔维尤的规模巨大：更多的病人意味着更多的手术，更多的手术意味着更多的感染死亡。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医生选择接受新理论，他们中不少人曾有过欧洲留学的经历，系统研习了细菌学、病理学和最新的外科技术。但是，守旧派也不在少数，在那个多数医生不会使用显微镜的时代，他们很难相信病人的死亡是因为“看不见的病菌”。双方僵持不下，最终，促使争议尘埃落定的，竟是美国总统詹姆斯·A·加菲尔德的刺杀案。
加菲尔德刚刚就任总统不久，就遭到刺客开枪刺杀。以今天的医学眼光来看，加菲尔德当时的伤势并不危险，进入他身体的子弹绕过了重要器官和主动脉。他的主治医师召集了当时全美顶尖的外科医生，其中一位是贝尔维尤的外科支柱弗兰克·汉密尔顿。
假如这些医生是约瑟夫·李斯特的信徒，或假如他们什么都不做，只让加菲尔德舒适地躺着，他几乎肯定会活下来。但他们笨拙地摸索子弹，把没清洗的手指和肮脏的探针插入开放的伤口。最终，加菲尔德饱受多重感染的摧残，不幸离世。他的尸检报告将死因定为子弹路径附近的“继发性出血”，还发现有两处巨大脓肿（脓液聚集），一处“在胆囊附近”，另一处“在腰肌和右肾之间”。
总统之死点燃了人们关于抗菌外科之价值的全面辩论。一些医生认为总统死于感染，他的主治医师并没有尽到医生的职责，因为他们抗拒“当下的流行理论”。在那年秋天的谋杀案审判中，刺杀加菲尔德、即将被绞死的刺客拒不接受杀死总统的指控，他大喊道：“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了……加菲尔德是死于治疗失当。”遗憾的是，他说的是事实。
加菲尔德总统刺杀案让更多贝尔维尤的医生开始正视病菌学说。而当罗伯特·科赫在显微镜下发现结核杆菌后，古老的“瘴气说”彻底被驳倒了。在贝尔维尤，之前坚持顽强抵制的教师也认可了抗菌防腐革命。医学观念的转变带来了诸多益处，讽刺的是，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另一位美国总统的生死危机。
1893年，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的口腔中长了一处恶性肿瘤，他的医生建议立即手术。然而克利夫兰心存犹疑，他担心自己患病的消息会让国家陷入恐慌。最终，贝尔维尤优秀的外科医生们为总统实施了秘密手术。手术很成功，多年后检查的组织样本显示，克利夫兰所患的是一种缓慢生长的鳞状细胞癌。正如奥辛斯基在书中所写，在很大程度上，克利夫兰的生命是被加菲尔德的苦涩遗产延长的。
三
两任总统完全不同的结局，揭示了医学史中艰难而缓慢的进步篇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贝尔维尤是宏大历史中一处重要的注脚，它的意义不容忽视。
2014年，贝尔维尤的医护团队成功治愈了一例埃博拉病例，整个纽约市为之振奋。时任纽约市市长白思豪明确表示，政府要向正在失血的公立医疗系统提供更多补贴，公立医院系统将受到保护，其所提供的数百年服务，由贝尔维尤领导，是纽约的一项特色。“公立医院体系绝对不出售，”他说，“这座城市永不会抛弃它。”
前纽约大学医学院院长刘易斯·托马斯讲过这样一个故事。20 世纪初纽约市一条大街上，一个女人躺在人行道上，周围的人群惊慌失措地愣在那里。然后，从最后面传来一个响亮的声音：“我是贝尔维尤的人，让我过去！”人群让出一条路，一位医生出现了。他手提医疗包，让这个女人苏醒并站了起来。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或许，在未知疾病频现、政府财政赤字、医疗私有化大潮席卷而来的未来，贝尔维尤必须面对更多的挑战，这是它难以逃避的黯淡阴影。但是，托马斯医生讲述的故事反映出贝尔维尤的另一面，对数以百万计的纽约人来说，它是最后的庇护所，是一座城市的死亡哀鸣与生命搏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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