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成律
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2023年除夕夜，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的蒙特利公园市，发生了特大枪击案。
这座城市坐落在洛杉矶市的东侧，有庞大的华裔聚居人口，亚裔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绝大多数为华裔。美国第一位华人市长陈李琬若（Lily Lee Chen），也是从这里走出来的。而特大枪击案正发生于这里的华人社区中。
综合多家媒体的信息显示，凶手Huu Can Tran是一名华人。案发后，从各方分析凶手作案动机来看，凶手行凶是出于心理扭曲、无法正确处理个人生活中的矛盾与困惑、同周边邻里社区素有旧怨等原因，无明显的政治、种族、文化、宗教等动机。
而将此次悲剧，进行个案化、“非政治化”解读的，是绝大多数主流西方媒体、西方建制派政治人物，也是中美两国舆论场上相当多的声音所采取的立场。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凶手没有政治动机，但不代表本案不折射出政治问题。就如同不能因为某个案件是一名非裔抢劫另一名非裔，就认定该案没有种族动机，而忽略其背后折射出的非裔社群在系统性种族主义之下面临的普遍长期贫困问题。同理，蒙特利公园市枪击案也要抛开“非政治化”的假象，进行“再政治化”的分析解读，并把矛头直指躲藏在惨剧背后的、我们并不陌生的枪支暴力、种族主义、族群分裂。
枪支暴力与白人至上、极右翼
以报复社会为目的的极端犯罪，在当下的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完全避免。但阻止暴徒获得枪支作为犯罪工具，是确实可以做到、也应该做到的。而当下的美国显然没有做到。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以枪支作为行凶工具，急剧扩大了暴行的伤亡规模。截止笔者撰文时，此案已经造成11人死亡10人受伤。
本次惨剧是美国长期以来控枪无力的冰山一角。
世界上允许部分民众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持枪的国家并不在少数，且都会进行或多或少的控枪，不存在某些打着“自由意志主义者”旗号的右翼人士所幻想的“绝对自由持枪”的国家。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
问题是，参照与美国政治体制类似的西方国家来看，美国的控枪进程面临更大阻力。究其原因，是美国的枪支问题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一项政策辩论，而是被异化和扭曲为文化战争（culture war）的战场；所谓的“持枪权”也已经不再是一项纯粹、政治哲学和法学范畴的概念，而是极右翼屡试不爽的一项政治狗哨（political dog whistle），其背后隐含的是对商业资本和宗教极端势力采取极端放任主义的、丛林法则式的政治议程。
枪支暴力本身就是白人至上主义和极右翼价值的产物。右翼强化了所谓“持枪权制约暴政”的神话，但事实上民间的广泛持枪起到的效果不是制约暴政，而是让体制内外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彼此联合，强化了对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的事实上的暴力。
2019年由妮可·汉娜-琼斯（Nikole Hannah-Jones）牵头发起的《1619项目》（1619 Project）揭示了一个长期被右翼史观遮蔽的事实：早期美国的发展并不只有所谓国父们的高风亮节，更多的是同奴隶制经济的罪恶深深捆绑。奴隶制经济很大程度也是依靠枪支暴力来维护的。在南北战争前的奴隶制经济中，奴隶主普遍通过私有枪支及私人武装来滥用私刑、镇压奴隶反抗、维护种植园经济。
进入20世纪以来，枪支暴力和种族主义彼此捆绑的著名案例则有1921年5月白人至上主义者（主要是由3k党徒组成的极右翼民间武装团体）在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Tulsa）制造的针对非裔社群的大屠杀。白人至上主义团体通过子虚乌有的谣言挑起针对非裔社区的仇恨情绪后，不仅仅在当地政府和警局的纵容下用私人枪支在非裔社区无差别杀人，甚至还驾驶私人飞机从空中向非裔社区投掷燃烧弹。塔尔萨大屠杀造成数百名非裔死亡、上万人在一夜之间流离失所。
在近百年后的2020年，特朗普当局纵容警察暴力、残酷杀害非裔人士乔治·弗洛伊德引发广泛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运动。
2020年8月的威斯康星州基诺莎（Kenosha），白人至上主义者、高中辍学的极右翼社会闲散人员凯尔·里滕豪斯（Kyle Rittenhouse）在夜间持枪上街、自称“义务警察”，并用自动步枪当街杀害三名素不相识的BLM运动参与者。
2021年11月，这名暴徒在一所当地法院被一个绝大多数由白人组成的大陪审团宣判无罪，此判决又引发了新一轮反种族主义的抗议。
不受控的私人持枪真正壮大的并非所谓“反对暴政的人民”，而是在一个存在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底色的系统中的既得利益群体。
此次蒙特利公园市枪击案折射出的是枪支暴力泛滥、极少数极端犯罪分子一言不合就枪杀无辜的无奈现实，而改变这种无奈现实的尝试之所以难如撼山，究其根本，还是因为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奴隶制的极右翼意识形态在背后为“持枪权”撑腰。因此，即使本案的凶手没有明确的政治动机，其犯案之所以能够得逞，仍是有政治原因的。
增加警力、人人囤枪，会助推族群分裂
在对枪支暴力的谴责之外，对族群分裂的警惕，也是讨论蒙特利公园市枪击案不可或缺的一环。
在美国，推动反亚太裔仇恨运动经常遇到的一个困境是，如何在反亚太裔仇恨运动中强化和其他少数族裔社群的团结（solidarity）。
拉丁裔和非裔社群中许多反种族主义行动者，对于反亚太裔仇恨运动在原则上都表示绝对支持，但经常会含蓄地指出一个隐忧：那就是不希望“打击针对亚洲人的仇恨犯罪”这一正义诉求，最终被建制派政客扭曲为“增加更多的警力”。因为美国的警察系统同样根植于浓厚的白人至上主义底色，存在选择性执法，对包括华人在内的少数族裔存在歧视和偏见。
此次蒙特利公园市枪击案造成一部分人（包括居住在蒙特利公园市及其附近的、就读于洛杉矶地区各校的留学生群体）对治安的担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简单要求增加警力，甚至忽视美国的警察系统本身的系统性歧视和暴力，进而让增加警力的诉求变成制造亚裔和其他少数族裔之间裂痕的推手，则是适得其反的。
在惨剧发生后的数日内，已经有不少鼓吹持枪权的极右翼政客宣称，惨剧发生是因为加利福尼亚州削减了部分警察预算以及采取的控枪措施。这些政客往往宣称，只要警力遍布、人人持枪，就可以把此类犯罪迅速扑灭。
此类言论可能转移公众对枪支暴力这一根本问题的注意力。一旦华人社区盲信类似的谬论而采取无条件坚持美国警察甚至大规模拥枪囤枪的做法，非但不能保证华人社区的安全，还会恶化华社和其他少数族裔社区以及白人社群中进步力量之间的关系，使华人不仅仅成为枪支暴力的受害者，还成为族群分裂的受害者。
任何社区真正的安全，都不应该、不可能建立在让其他社区遭受更严重系统性压迫的基础上。建立在加深其他社群所遭受的不公不义基础上得到的所谓安全不是真正的安全，而是特权。少数族裔的不安全感来自种族主义的系统性歧视，倘若病急乱投医式地将这一系统的暴力机器当作解决问题的办法，只会陷入适得其反的恶性循环。
再者，不仅仅要在本案延伸出的关于治安和警察议题的讨论上警惕华人和其他少数族裔之间被分化，也要警惕藉由本案在不同背景的华人子社群（sub communities）之间挑动分化对立的企图。
在发生此案后，一部分网络舆论指向已经自杀的凶手的越南华人身份，这又触及到了美国社会特别是加州社会中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越南裔社群。
加州所拥有的庞大的越南裔社群，一定程度上是越南战争引发的难民潮的产物，是冷战和殖民主义在跨国视野下的历史回响。在美国的越南裔社区很多被命名为“小西贡”（Little Saigon），其冷战色彩从简单的命名方式上就显而易见。
由于在美越南裔社群的形成和越南战争引发的难民潮的直接联系，当今的越南裔美国人（包括其中的越南裔华人）社群在整体风貌上都和其他亚太裔社群存在一些比较明显的差别。
例如，在美国的越南裔社群在整体上比其他任何亚太裔社群更保守右倾（当然这是针对社群整体的情况而言，不能推及到个体）。
越南裔华人和来自其他地区的华人之间的许多差异本身是冷战、新殖民主义的遗留问题。
本次蒙特利公园市惨案的凶手也无法代表越南裔社群、无法代表越南裔华人（他无法代表任何人，只能代表他自己）。倘若因为凶手是越南裔华人，就煽动或者暗示对越南裔、越南人的仇恨，或者把越南裔华人叙述为华人社群中的异质存在甚至不承认这一群体是华人，对于华人社群、亚太裔社群本身的团结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不能因为蒙特利公园市惨案的凶手是越南裔华人就认为这是一个越南裔案件，也不能因为惨案发生在华人社区就认为这只是一个华人案件。惨案本身是一个美国案件、也是一个跨国的全球案件。
因为蒙特利公园市乃至整个加利福尼亚、整个美国都有大量非美国公民的、来自亚洲的亚洲人在此居住、学习、工作。枪支暴力、种族主义、族群分裂不会根据不同人所持有的不同护照和签证而有区别对待，若不加以警惕、谴责和拆解，最终所有人都会成为上述社会毒瘤的受害者。
1992年，蒙特利公园市临近的洛杉矶市发生非裔和拉丁裔社区反对警察暴力的抗议示威，并最终不幸地演变成和韩裔社区的冲突，事态发生后，时任蒙特利公园市市长的陈李琬若前往冲突现场，发表“人痛己痛”的演说，呼吁各族裔放下彼此之间的仇恨，共同面对社会的不公不义，而非在族群分化中内耗。整整三十年过去，防止族群分裂依然是这座城市需要面对的未完成的功课。
面对枪支暴力、种族主义、族群分裂的历史沉疴，“思念和祈祷”（thoughts and prayers）、“愿天堂没有枪击案”的贴文是回避问题本质的精神麻醉。
如果不想成为枪支暴力的受害者，就不应该成为枪支泛滥的帮凶。反暴力、反歧视本身不应成为特殊事件，而应当作为普通个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并努力把这种生活方式传递给周围的人，无论在何时，无论在什么国家地区。
愿逝者安息，警钟长鸣。
纽约客：枪支暴力是美国永无止境的瘟疫
纽约客的文章，分析了美国枪支文化带来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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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天，又一起致命的枪击事件，这次是在爱荷华州的得梅因。
周一下午，美国各大有线电视新闻网正忙着报道蒙特利公园枪击案的消息时，不得不中断报道转向梅因市中心一所特许学校发生的袭击事件，已经两名学生死亡，另一人受重伤。
当天晚些时候，北加州半月湾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7人死亡。
加州州长纽森在推特上说：“悲剧重演”。
根据非营利性研究机构枪支暴力档案，1月份还剩一周时间，美国今年已经发生了38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其中六起以四人或更多人死亡告终。档案馆将大规模枪击事件归类为任何有四人或四人以上中枪的事件，不包括枪手，也不一定有死者。
这些枪击事件，发生在美国从东海岸到西海岸17个不同的州，也包括哥伦比亚特区。蒙特利公园社区的明星舞厅舞蹈室发生的大屠杀，枪手是一名72岁的亚裔男子，是今年迄今为止死亡最惨重的的一次。
诸如枪支暴力档案的统计数字表明，美国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有多种类型，包括家庭暴力、帮派暴力、精神失常者的随机袭击、对同事的袭击，以及国内恐怖主义——联邦调查局的定义是， 个人和/或团体为推进源于国内影响的意识形态目标而实施的暴力犯罪行为，例如政治、宗教、社会、种族或环境性质的影响。
美国枪支暴力的肇事者和受害者，跨越了年龄、种族和社会背景。试图找出一个共同的动机或潜在的心理解释，去应对多方面的现象，现在看并不是聪明的做法。
但正如前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安德鲁·麦凯布周一指出的那样，有一件事确实可以把许多最致命的大规模枪击事件联系在一起：高度致命的武器随时可得，比如蒙特利公园的屠杀中的半自动手枪。
正是这种共性，将美国与其他大多数西方先进国家区分开来，人家那里也是同样的民选制度，但是大规模枪击事件非常少，是真正的新闻。
面对这一不可避免的事实，各方对美国每一次新屠杀的反应都是令人沮丧：枪支游说集团及其政治代言人的否认和混淆视听；大多数人感到无望，虽然他们支持有意义地收紧枪支法律，但是看不到前景。
在周六的枪击事件发生后，共和党人又开始提出这样的论点：加利福尼亚和伊利诺伊等州有严格的枪支管制法律，但暴力事件并没有停止。这一论点很容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加利福尼亚和伊利诺伊州等地用来伤害或杀死人的许多枪支，都是从枪支法律较宽松的州搞到的。
在有些例子中，看起来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根据周一的报道，星空舞厅舞蹈室屠杀案的的枪手，使用的是几十年前在加州合法购买的武器。目前还不清楚他是何时以及如何获得的。
但无论如何，正如《华盛顿邮报》周末报道的那样，有证据表明，加州的枪支法律，其中一些是在19世纪通过的，事实上有助于减少枪支暴力。在美国50个州中，加州的枪支死亡率排名第七，低于全国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平均水平。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如果在美国国家层面上，没有更有效的枪支法律，那么防止更多大规模枪支死亡事件的前景并不乐观。
去年6月，在一名18岁前学生在德克萨斯州乌瓦尔德罗布小学枪杀了19名孩子后，美国国会，三十年来第一次通过了两党枪支立法，扩大了对21岁以下枪支购买者的背景调查，并为实行“红旗”法律的州提供联邦资金。这种法律，允许法官从被认为对他人有严重威胁的人那走拿走枪支。
尽管这些改革很受欢迎，但事实上远远不足以解决美国的问题，大多数美国人都知道这一点。在皮尤研究公司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78%的受访者表示，新法律对减少枪支暴力几乎没有作用。
由于共和党人现在控制了众议院，本届国会几乎不可能有任何进一步的枪支管制立法。同时，在地方一级，继去年保守派主导的最高法院决定废除纽约州限制性的隐蔽持枪法规后，枪支法律很可能会变得更加宽松，那个法规已经存在了一个世纪。
在保守派法官一个有争议和无根据的意见中，托马斯法官认为，第二修正案规定了在公共场合为自卫携带枪支的广泛权利。自最高法院的裁决以来，全美各地下级法院的一些法官发布裁决，阻止或取消了当地的枪支法律。
根据《国会山报》的报道，这些案件的法官表示，禁止没有序列号的枪支，阻止被重罪起诉的人购买枪支，或禁止在机场甚至夏令营使用枪支，都是违宪的。
美国大规模枪击事件的一个重要教训，是每一个事件都是独立的，涉及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动机，不同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始终小心翼翼地认识到这种特殊性，以及受害者及其家人遭受的难以想象的损失。
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这些悲剧，都发生在一种为致命武器销售提供最大便利的文化中，使有致命意图的人相对容易获得武器。
除非这种环境发生变化，否则大屠杀将继续发生。
编者注：
请网友留言前，一定分清控和禁的区别，事实上几乎没有哪里是完全禁枪的，都是控。也别说用枪支保卫**了，那么和美国制度类似的国家都严格控枪，人家也是**。实际上，你认为不那么** 的国家，可能对枪的态度很宽松。
也恳请网友留言时不要再拿车说事儿了，因为买车和开车一直都有着严格的管制，想想看警察不让你超速，不让你喝酒开车，也不会让你买装甲车，你还必须随身带好驾照。车辆肇事死亡一直在下降，是人类社会成功管理的经典案例。
更不要再拿菜刀说事了，枪支并不会帮你做家务，打猎和运动也用不着那么大火力，你家菜刀不会是青龙偃月刀。
附一篇：
在一个枪支泛滥的国家，加州法律再严格也无法阻止大规模枪支暴力
纽约时报报道说，加州连续发生大规模枪击案说明，在一个枪支泛滥的国家里，单个州的努力，无法解决问题。加州拥有一些全美最严格的枪支法律，包括对攻击性武器的各种禁令，以及其他措施试图防止想伤害自己或他人者获得枪支。
Government of California,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去年，为了应对德克萨斯州乌瓦尔德的校园枪击案，在州长纽森的敦促下，州议员批准了一系列新措施。
然而，随着美国这个人口最多的州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继续增加，许多加州人不禁要问，为什么?以及怎么办?
枪支政策专家表示，对常规暴力习以为常的国家文化，加上单个州无法实施枪支管制，而周围州的枪支管制更为宽松，这意味着加州将无法避免大规模枪支暴力。
“在这个比任何工业化国家都更容易获得枪支的国家，我们身处一种崇尚暴力作为解决问题手段的文化之中，”加州大学戴维斯医学中心暴力预防研究项目主任，急诊室医生加伦·温特穆特说。“当这些事情发生时，我们没有权利感到惊讶。”
当地警方表示，仍在调查蒙特雷公园枪击案的枪手是从哪里获得武器的，以及这些武器在加州是否被禁止。这起枪击案造成11人死亡，数人受伤。调查人员还试图弄清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是否会阻止嫌疑人在1994年被捕后合法拥有枪支，当时他被指控非法拥有枪支。
温特穆特博士说，加州枪支管制法律的复杂性，以及这些法律何时生效，使得确定任何一个人拥有武器的合法性都很难解决。
温特穆特博士说，在加州之外，各保守派州和最高法院取消枪支持有限制的举措，似乎是将枪支政策推向“合乎逻辑的极端”，基本上取消了所有的控制。
他说，防止大规模枪击事件的责任在于普通加州人，与许多其他州的美国人不同，他们可以根据加州的红旗法报告来自同事、家庭成员或伴侣的威胁。这个法律于2016年生效，禁止某些人获得枪支。
“我们很愤怒，我们两极分化，我们精疲力尽，”温特穆特博士说。“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做出选择，站出来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否则就是这种情况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