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 (ID:BooksAndFun),作者:王磬,编辑:黄月、林子人,头图来自:电影《聚焦》


在全球新闻业普遍式微、挑战重重的当下,一份报纸可以为社会进步做些什么?


2015年的奥斯卡金像奖影片《聚焦》(Spotlight)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许多年来,波士顿当地都流传着天主教神父性侵儿童的传闻,但一直没有证据。本地的一间报纸决定着手调查,由一个名为“聚焦”的四人调查报道团队来负责。


调查始于最初的一起孤立案件,记者在大量实地采访和资料查阅之后,确认了数量庞大的受害者。他们又竭力说服曾经代理多起神父性侵儿童事件的律师指证:在数十年间,天主教会波士顿总主教区的教会高层庇护被指控性侵的神父,将他们派到其他教区并纵容新的犯罪;他们还在私下与受害家庭和解,深入司法、政府系统,掩盖案件材料。越来越多的受害者站了出来,最终牵出87名涉案的神父。由于报道的影响力巨大,涉案神父不得不引咎辞职,并引发了全球范围对教会腐败及儿童性侵的相关反思。


这一激动人心的故事却并非虚构,而是基于《波士顿环球报》的真实故事改编。美国资深媒体人马特·卡罗尔(Matt Carroll)就曾是“聚焦”团队的四位成员之一,全程参与了二十年前那场神父性侵案的调查。他在《波士顿环球报》工作了26年,专长是数据报道。离开新闻报道的一线之后,他加入了麻省理工学院富有盛名的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从业界转入学界,并帮助新闻编辑室创建可用的工具。如今,他是美国东北大学的新闻学教授,关注数据新闻、人工智能等多个新闻学前沿话题。


马特·卡罗尔在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图片来源:https://medium.com/)<br>
马特·卡罗尔在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图片来源:https://medium.com/)


近日,界面文化专访了卡罗尔。采访从“聚焦”团队的报道细节开始,涉及新闻业的许多不同面向。“聚焦”团队作为美国媒体最老牌的调查报道团队之一,是如何选题的?支持这样的调查报道需要什么资源?美国地方性媒体与全国性媒体有怎样的角色分工?数字化时代里的报纸转型该何去何从?新闻业当下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又分别是什么?


100万美元成就的获奖报道


界面文化:电影《聚焦》里讲述的故事其实发生在20多年之前。如今再回忆起那个调查报道层层展开的过程,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卡罗尔:这要追溯到2001年,当时我们有一位新主编入职,他的名字是马蒂·巴伦(Marty Baron)。他后来去了《华盛顿邮报》做编辑,一年前刚从那里退休。马蒂上任的第一天,阅读了过往新闻报道。他读到一个叫艾琳·麦克纳马拉(Eileen McNamara)的专栏作家写了关于一名神父虐待儿童的文章,其中提到所有的记录都在法庭上被封存。马蒂好奇,为什么这些记录会被封存?这似乎是对社会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应该把这些记录解封。所以他把这个故事交给了“聚焦”报道团队。


就这样,我们开始工作,我们的律师上了法庭,推动这些记录被公开。当我们得到这些记录后,我们开始将记录的副本刊登在报纸上。这些记录用非常简单的语言写道,某某神父在他的教区里虐待了小男孩,所以把这些神父转移到另一个教区,不要告诉那个教区的负责人发生了什么。于是这个神父就会被调到另一个教区,他会被安排负责与小男孩一起工作,让他有机会虐待更多孩子。这种情况持续了多年,令人震悚。


《聚焦》电影海报(图片来源:豆瓣)<br>
《聚焦》电影海报(图片来源:豆瓣)


我们采访了许多受害者,其中很多人的生活在他们10或12岁的时候就被摧毁了,有些人染上毒瘾或酒瘾,另一些人设法过上了非常成功的生活,但是这对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造成的伤害依然是不可估量的。因此第一篇文章就爆炸式传播开来,在几周内成为了全美关注的新闻热点。


电影结尾有一段情节,报道发出后我们走进办公室,电话响个不停。这和实际情况一致。因为很多人一直试图告诉他们的父母、警察或教会,这个神父虐待过我,他不应该再做神父,但是他们的声音被所有人无视了。而突然间,《波士顿环球报》开始听取这些人的意见,他们就开始给我们打电话,想把自己的遭遇讲出来。首先是大波士顿地区的人,因为他们先读到了我们的报纸。随后,电话从全美各地打来。在几个星期内,电话从世界各地打来。这实在是不可思议。我们不得不增派人手到我们的办公室来接电话。


界面文化:这是非常伟大的报道,它首先与你们的勇气和才华有关,不过也能看到,“聚焦”团队被给予了充足的时间和人力资源,能够花上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做一个调查报道,这是今天许多新闻编辑室不具备的资源,能让许多媒体同行羡慕不已。


卡罗尔:是的。70年代初以来,“聚焦”作为波士顿环球报的调查报道团队,拥有足够的时间,这一点是非常罕见的。在新闻编辑室中,时间一直是个稀有商品。而今天,我认为它可能更加稀少,因为新闻编辑室受到更严重的经济压力,而记者数量也越来越少。


就教会性侵案的报道而言,我们拥有这种时间上的奢侈,而沃尔特·罗宾逊(Ben Bradlee ,“聚焦”报道团队上级)提出了一个出色的解决方案,在旧档案中寻找神父被调离教区的模式。于是,我们四五个人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每个人都翻阅了长达20年的档案,查看神职人员的调动记录,大量的工时和资金花在了同一件事上,但它成功了。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可能的肇事者名单。事后证明,我们建立的名单是相当准确的。


“聚焦”团队部分成员,最右为沃尔特·罗宾逊(图片来源:https://www.boston.com/)<br>
“聚焦”团队部分成员,最右为沃尔特·罗宾逊(图片来源:https://www.boston.com/)


界面文化:“聚焦”团队是如何成立并发展壮大的?


卡罗尔:1970年代初,有一个记者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遭到黑帮暗杀。(注:1976年6月2日,美国《亚利桑那共和报》的调查记者唐·博尔斯(Don Bolles)在凤凰城市区的一个停车场内遭到爆炸袭击,身受重伤后去世。博尔斯也是美国调查记者与编辑网络的首批成员之一。)美国新闻界群情激愤,所有的报纸联合起来,每家自愿提供一到两名记者去凤凰城帮助调查这起谋杀案。对记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过程,他们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得到了很多好的故事,很多记者回到自己的报社后决定继续组建调查团队。这就是《波士顿环球报》“聚焦”团队成立的过程。


“聚焦”团队是目前美国持续存在时间最久的调查团队,从1970年代初直到今天,许多优秀的记者在此工作,赢得了多项普利策奖。直到今天,我还与很多前同事是好朋友,对我来说,在“聚焦”团队工作的六七年是一段奇妙的经历,但这样的经历也是非常罕见的。因为时间就是金钱。


当有人说,我们要调查三个月或六个月,这么长的调查时间必定耗资不菲。在教会性侵案的调查期间,因为故事越挖越深,团队人数越来越大,增加到约10人。马蒂提到过,包括工资和其他费用在内,《波士顿环球报》为这项调查花费了超过一百万美元,那是一大笔钱。


界面文化:那一次的调查就花了100万美元?


卡罗尔:是的,马蒂说只是在信封的背面计算了一下(可能不大精确)。但另一方面,我确实认为这确实会吸引读者。举个例子,市长召开新闻发布会,可能会有20个记者出席,那么就会有20篇报道,但这些报道内容几乎是相同的。但是,如果其中一家媒体做了调查,这就是其他人没有的材料,会促使读者选择访问你的网站。因为人们有意愿阅读优质报道,也会为优质报道付费。因此,如果媒体能够投资于调查团队,他们也将受益。


让系统的漏洞得以修复,就是一次成功的报道


界面文化:电影中有很多你们在工作时查阅纸质档案、手写笔记的场景。随着新闻行业的数字转型,如今这已经是一种很少见的工作方式。团队中大家是如何相互协作的?你在这个团队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卡罗尔:团队协作方面,要使用一套所谓的备忘录系统,记者采访到某人后会写下备忘录;到调查结束时,假设有50个采访,就有50个不同的文件存在那里,负责写报道的人就可以通过这些备忘录,挑选出他想写的片段。我们也会和报社其他记者合作。例如,如果我们正在做一篇关于医学的调查报道,会从新闻室里抽出负责报道医学或生命科学方面的记者,他们会把这个人带到团队里。


大多数人都是团队中的通才,我是一名数据专家。“聚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数据人员,我可能是团队中第一位正式的数据人员。但我也是一名记者,也写了很多报道。


《聚焦》电影剧照(图片来源:豆瓣)<br>
《聚焦》电影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界面文化:每天都有这么多新闻在发生,你们团队如何决定哪些故事值得投入大量资源?


卡罗尔:我们想做的是值得投资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东西。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就是,在完成之后,人们只会评价这篇报道“还可以”,你想听到的是“哇,这真是个了不起的故事”。


在开始时可能很艰难,因为无法判断一个故事是否值得时间和精力。挖掘信息可能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然后做出决定。有时你会说,不,这只是一个不错的故事,但它算不上一个伟大的故事,我们就要放弃它。而有时你会说,是的,这是值得的,那就潜下心来,向前推进。


界面文化:有什么具体标准吗?


卡罗尔:希望它有成为重大报道的潜质。我曾参与过一些调查,在两个月或三个月都专注于同一个故事之后,记者也会感到迷失,见木不见林,有点难以拉回来。我们的一些报道比其他报道更成功。有时,我们本来以为很优秀的报道没有什么传播效果,事后想来也许我们本应该做另一个故事?或者也许我们应该在不同的时间发布?个中原因很难判断。


我的意思是,我认为“聚焦”团队最看重的要点是我们的工作能否让系统做出一些改变。当系统中存在漏洞,而我们让这些漏洞得以修复,这就是一次成功的报道。


界面文化:作为一个记者,你个人如何判断什么样的故事是一个好的故事? 


卡罗尔: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简单又艰难。首先,通常情况下,我自己必须对这个故事有相当强烈的兴趣,和我节奏合拍。此外,一般公众中有一部分人会对这个话题有强烈的兴趣。


比如当我做房地产新闻时,我做过一篇关于建筑中使用的胶合板的报道,胶合板质量正在迅速恶化,造成了很多问题。说实话,阅读此类题材的人相对较少,但建筑检查员、建筑商等群体对住宅安全极为关心,这些人对这个故事会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判断这篇报道值得去做。总而言之,有些报道会令利益相关者产生强烈的兴趣,对我来说就是值得去写的,即使我知道一般公众不会太关心这个故事。


关注本地新闻不仅仅是商业惯例


界面文化:你在《波士顿环球报》工作的20多年里,看到了什么样的转变? 


卡罗尔:当时报纸还是一样实物,每天你走出家门,拾起它,读完它,就结束了。如果你是记者,你出门报道,回报社写作、归档,然后回家。由于数字革命,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改变。记者来到现场,可能要在现场快速写一些东西、发一些推特或Instagram,然后回到办公室,为第二天发行的报纸写一篇报道。如果情况在这一天内发生了变化,他们可能还得随时更新,所以现在是24小时运作、无休无止。


数字化转型已经完全改变了世界,也完全改变了新闻和新闻编辑室。这有好有坏。我感觉自己完全粘在手机上,每天20次查阅《波士顿环球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页面,就为了跟上最新的新闻。一方面人们的联系更加紧密了,另一方面对记者来说会有点难应付,真正的下班时间不复存在。


《波士顿环球报》(图片来源:bostonglobe.com)<br>
《波士顿环球报》(图片来源:bostonglobe.com)


界面文化:就《波士顿环球报》而言,它既是一份本地报纸,也积极参与全球趋势,你如何评价它在本地社群调查和全球性报道之间的取舍?


卡罗尔:我认为近来他们往往更关注本地,作为一种商业惯例,这是很好理解的。一方面,(以本地报纸的体量)要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竞争非常困难。另一方面,他们在过去也有重大的国际报道。我在“聚焦”团队时,我们报道了教会性侵案,从2002年发表的第一天起就爆炸式传播,此后一直有进展,我前几天刚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了一篇关于天主教会面临更多性行为不端指控的文章。所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故事,也是第一个在互联网上走向国际的本地故事之一。


界面文化:在这种地方性的故事中,地方性媒体是否发挥着更多的作用?你认为地方媒体的区别或优势是什么?


卡罗尔:这是一个真正的本地故事,因为它涉及当地的神父。更重要的是,全美各地的其他新闻机构随即就想到,等一下,既然波士顿出了这种事,那类似的事情很有可能也发生在我们这里。因此各地新闻机构都意识到,自己需要到法院去,需要与律师和受害者交谈,了解这里发生了什么。这个故事在全美各大城市和世界各地的小城镇都是一样的。教会掩盖神父的性行为不端案件,已经是老生常谈的事情了。最终,这一事件引起全美的广泛关注,是由成百上千的小型新闻机构的当地报道推动的。


媒体越来越以读者为中心会形成“回音壁”


界面文化:如果要总结新闻业作为一个行业急需解决的核心问题,你认为是什么?


卡罗尔:我认为,最大的问题还是收入。这不是新闻本身的问题,有这么多容易阅读的东西,在新闻网站读新闻的人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但新闻业正在转型,过去一个世纪里,他们依靠广告赚钱;而现在的模式转换已经变得更加以读者为中心,媒体需要读者来支持他们的网站。这种转变发生得越快,从业者越早弄清楚这一点,并提出可行的前进道路,新闻行业将发展得越稳定。


界面文化:正如你所说,当下的媒体正在变得更加以读者为中心,而随着媒体愈发仰赖订阅者的付费,也可能会不知不觉间成为一种社区媒体,人们可能会开始质疑,这样的媒体是否失去了中立立场。在政治两极分化的社会中,我们格外需要媒体能够发挥中立的作用,把不同类型的人聚在一起。但是,目前已经可以看到媒体报道出现了左右分裂。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卡罗尔:你说的完全正确。如果媒体同时与左翼人士和右翼人士交流,完全以中立视角去报道,在大家读完报道之后,每个人都不会完全高兴,但也能勉强接受;广告商也还会来投放,因为广告商不希望愤怒的人对他们大喊大叫。在这种情况下,新闻报道的重点是关注中间派。


但现在,当媒体变得越来越以读者为中心时,最终会形成一个社区,或者说回音壁,会有很多左倾的人自说自话,或者很多右倾的人自说自话。所以,你现在看到媒体公司之间出现分野,变得要么是左倾的,要么是右倾的,想继续在中间做文章就更难了。因为人们想听什么内容,他们就会去那些地方,而中间派似乎没有吸引那么多读者,这绝对是一个问题。


界面文化:你对新闻业未来五年的趋势有哪些期待?


卡罗尔:我认为会有越来越多的新趋势涌现。很多人在谈论美国的“僵尸新闻室”,一些连锁报业集团拥有很多小型周刊、日报,他们在不断地裁员。到最后,新闻室仍然在发表一些东西,但都是垃圾公关稿件而已,没有真正的新闻。


我认为,随着这些新闻室被掏空,将为年轻的创业记者创办自己的新闻网站提供重要机会。我们已经看到在科德角的普罗文斯敦发生了这种情况,原先那里有一个百年历史的僵尸新闻室,然后一个新的出版物在离它很近的地方出现了,这家新生媒体在一年之内就获得了比原新闻室更多的订阅者。越来越多的新网站正在出现。


界面文化:在美国,选择去读新闻学院的学生会有什么样的抱负?近年来是否在新闻业看到了某种程度的人才流失?


卡罗尔:新闻学院一直吸引着那些有强烈好奇心的人,喜欢问很多问题、喜欢尝试去改变的人,这样的人有很多空间。过去十年间我见证的向好变化是,新闻编辑部开始想办法重新赚钱,有很多新的网站正在涌现,比如Vt digger、Texas Tribune等,他们所做的工作也非常扎实。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趋势,很多新的出版物正在取代老式的、还没能从纸质世界过渡到数字世界的出版物。我看到未来新闻界会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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