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市场萎缩而内卷的现状，要么面临放开后在感染或即将被感染的状态下奔赴考研战场，或者是做两手准备，承受双份的焦虑。身边很多年轻后辈心里总有种虚无、茫然和愤怒，那种情绪是我们往届生少有的，他们说，感觉还什么都没学成，就要被抛向一种必须要在社会中自我负责的状态里。
所以今天我们选用了两篇关于年轻人的文章，本篇给大家展现一条另辟蹊径的奋斗之路，次条则是一篇关于考研的“功课”文章，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求的朋友们。
年前，一位朋友跟我闲聊未来规划，说自己的“新西兰打工度假签证”迟迟不下签，别人的早就下来了，而她已经等了半个多月。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签证。
（同一个签证官的申请人微信群）
打工度假签（working holiday visa，简称WHV），它允许持有者在该国境内短期工作，一边打工赚钱，一边可以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实际上就是一种受限制的工作签证。WHV在西方国家比较常见，但目前对中国大陆开放的只有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新西兰政府自2008年起，每年会向全球发出3万1千个名额，其中向中国大陆开放1000个名额；澳大利亚则是从2015年9月开始，每年向中国开放5000个名额。
（一些年轻人对打工度假签的渴望）
两国签证有效期均为1年，申请条件稍有不同。新西兰的核心申请条件有三个：
年龄18-30周岁；
高中毕业（或以上）学历；
语言成绩（托福46分以上/PTE学术英语42分以上/雅思4.5分以上）。
22年5月19日，新西兰的1000个名额就已全部发放完毕。可能因为疫情影响，用工短缺，到了10月11日，新西兰政府又增发了1000个名额，这在往年是极为少见的。
我的朋友文淇（化名）就是这新增的一千分之一。
作为我身边唯一一个申请WHV的朋友，我很好奇：她为什么选择去一个陌生的国家度过一年？/这样的选择家里人支持么？/她又是具体怎样拿到这个签证的？/未来如何计划呢？
除了想了解这些问题之外，我真正好奇的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大环境中，和文淇类似情况的年轻人，他们的生存状态。
以下是文淇的讲述：
如果25岁是一道门槛，我好像卡在了外面
我为什么要去新西兰打工度假？当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其实我并没有那么清楚的。我只是感觉自己卡住了。
疫情三年，我也正好毕业三年了。
2019年，我本科毕业于河南工业大学，学习市场营销，毕业后先是在郑州工作了半年，后来去到北京一家大厂做市场营销。工作业务对口，工资对于当时还是应届生的自己也还不错。就这么做了近两年，慢慢也开始负责一些重要项目了。
按正常来说，这不挺好的么？毕业就大厂，慢慢干积累经验，要不升职加薪要不跳槽，然后谈恋爱结婚、买房生孩子.......
但这条看似“正常”、“普通”的道路，要想走顺也并不容易。
第一关，你先得有份工作吧。
疫情三年，找工作有多难，我想不用多说什么。据统计，2022年全国大学毕业生约有1076万，如此庞大的数字涌入市场，竞争可想而知。
人很多，可工作岗位却在减少。比如，前段时间#华为疑似暂缓2023届校招#的消息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用户爆料华为暂缓2023届校园招聘，多个官方校招群都遭到解散。
（应届生热议#华为暂缓校招#）
找工作难，找到工作了，不是996就是职场PUA。记得我刚上班那会儿，领导早上要喝咖啡，正好我每次上班都会经过公司楼下的咖啡馆，领导就让我帮忙代买，一买就买了好几个月。闺蜜私底下骂我太怂，“你又不是替领导跑腿的，为什么一直干这活儿，为啥不拒绝？要不投诉你领导！”
我嘴上跟着骂，但心里知道自己不会这么干。因为一旦这么做，我基本就告别这份工作了，更重要的是，和领导闹矛盾，即便离职了，你的背调也会很成问题。
网络上常说什么“90后不怕怼老板，90后要整顿职场”，我很惭愧，自己一直蛮怂。我老家在安徽农村，爸妈都是农民，在上大学之前基本没有出过省，高中努力学习考上大学，然后就是实习、投简历、找工作，从来没停下脚步，也不敢说维权、抗争。
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从来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停下来审视这些是否不合理。而在我们的环境里，也似乎一直有一个无形的大钟表，这个表一旦上了发条就不会停止，如果你不想落后，就必须紧紧地跟着表走。一旦晚了或是快了，就会有很多很多声音围住你，让你喘不过气。
在这个社会时钟下，大家似乎都非常紧张，不敢被落下，都想“上岸”。我身边几乎人人都在考公，同学也基本没有不考研的，有一个甚至连续考了三年研究生，却始终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考上，第一年差了几分，第二年压力太大导致身体极度虚弱，成绩比第一年还低，第三年初试高分上岸，复试却最终被刷掉。
考公、考研可能有个奔头也算好的，可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想做什么，所有的选择都只是被推着走。
直到生命力被消耗殆尽，推无可推。
22年初，北京的初春很冷。在连续加了6天班之后，我躺尸一样瘫在被子里睡觉，想着明天是周六终于可以休息。好像是到了半夜4点多，突然肚子一阵剧烈地绞痛，全身冷汗直冒，头晕眼花，几乎站都站不来。就这么疼了20多分钟，我浑身的衣服都湿透了才慢慢缓过劲儿来。我爬起来，到卫生间洗了把脸，第一次看清镜子里的自己：疲惫的眼睛里没有一点活力。25岁的我，好像已经40岁了......
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身体真的在向我求救，也是我第一次跳出来看到自己的状态有多糟糕。它告诉我：
你必须得停下来缓一缓。
你必须慢下来想一想。
就像一个卡壳了很久的收音机，我需要重新启动，我想要好好活，我想要自己的眼睛里有该有的生机。
于是，在认真考虑了几周后，我向领导提出了辞职，彻底打扫了屋子，并去检查了身体，所幸身体没有什么大问题。然后在生日当天，去理发店剃了个光头，那一天，当我顶着凉风走出理发店的时候，心里好像有个种子重新萌芽了。
（《安娜》）
辞职后休息的一个月里，我从朋友那里了解了WHV，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试一试。那之后我就一直在准备。其实我大学时就想四处走走，一边旅行一边了解自己的兴趣，可家里人并不支持，觉得是浪费时间，我也忙着准备实习，于是一拖再拖，很多计划都是一拖再拖。
疫情三年，可能很多人也和我一样我卡了三年。
而这三年，我学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你想做什么，就去做。
为1000个名额抢破头，值得吗？
但在准备新西兰打工度假签证的过程中，我从另外一个角度体会到了啥叫“内卷”。
新西兰WHV的名额每年只向中国开放1000位，只有22年增加了一批，一共有2000位。政府在网上开放名额后，申请者需要在线抢名额，就跟过年回家抢火车票一样，只不过票很少人很多，还没有补票一说。
所以，想要拿到WHV，除了年龄得在31岁以下、有高中文凭、英语能过关之外，最重要的一项是：得抢到名额！可以说是“九九八十一关”的第一关，只有先通过这一关，才能说其他的。
申请者多，名额少，加上很多人对官网流程搞不清楚，许多帮抢名额的机构应需求而生（但这不是一篇广告，所以我不会介绍任何关于这些机构的情况）。总之，为了顺利抢到名额，越来越多的人从计划自己抢，到转而买代抢机构的服务——这些机构配有相应的服务器、有团队、甚至还有“抢前”培训。
（申请条件一览，申请中没有再强调4200纽币的资金）
假设机构帮你抢到了一个名额，申请者不仅需要交新西兰官网本身申请的费用，大概人民币1300块，还需要额外交代抢机构的费用。各个机构的费用没有定数，看抢名额的成功率，一般成功率越高费用也越高，各机构费用区间大概在4000-8000之间。
这个费用可不低了，但今年10月份发放新增的名额时，一家机构的代抢服务上午刚刚某宝开卖，下午就已售罄。
（各机构22年代抢情况 图源博主“熊猫妹打工度假”）
除了这些费用，拿到名额后，还需要考雅思、托福或是PTE，加上体检，机票杂七杂八，得花不少钱。比如，本次我的花费大概就有这些：
名额申请费用7000左右
英语PTE1800
体检700
机票约4000-6000
杂七杂八500-1000
费用不便宜，打工度假的工作也不一定好做。
打工度假签证的持有者不能为同一雇主工作超过6个月，也就是说很多打工度假人能做的大多数是服务业、农业这些比较零散的工作。因此，这些工作基本上也不会帮你积累什么职场经验。
在不断了解的过程中，我也会问自己，花这么多钱，耗费一年甚至更久的时间，真的值得么？
这个问题，我想每一个申请人可能都会问问自己。他们有的是大学毕业想gap year的，有的是考研、考公失败，无论如何卷不下去的，也有国企体制内想要跳出来休息的，还有像我一样是大厂螺丝钉受不了“福报”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值不值也得看个人。
对我来说，这个选择的确有无奈的部分，我的工作确实压力很大，我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发展应该怎么走，国内的现状也不容乐观；但同时，这个选择也有突破的部分，它对我来说是个重建自己的机会，也是锻炼自己的机会，我想去做这件事，就这么简单。
（《安娜》）
在辞职后休息的几个月里，其实刚开始，我非常焦虑，因为上班上习惯了。以前，每天早上9点打卡，12点吃饭，晚上加完班赶地铁回家，到家21点多，吃完饭刷一会手机，洗漱睡觉。第二天7点起来，继续赶早车........习惯了坐在那个小小的格子间，也习惯了匆忙，好像每天不打卡好像都缺点什么，即便有了自己的时间我也完全不会安排，感觉变成了一个机器人一样。
这就是惊人之处，它会让你无知无觉地习惯。记得《肖申克的救赎》中，那个在监狱里住了50年的老布，被释放后，在外边住了几天就自杀了。“进入肖申克监狱的人起初恨它，随后习惯它，最后离不开它”，我并没有把上班看作蹲监狱去贬低它，制度性的工作也的确给我带来了安全感，可成为螺丝钉的过程，也确实给我带来了痛苦。
离开一个无形的社会时钟，需要勇气，选择新西兰打工度假是我第一次有勇气为自己做一件事。
总之，我既然想做，为什么不呢？
听完文淇的讲述后，我去观察了WHV在中国的发展过程。
回顾WHV在中国的发展，大概有这么几个阶段。
2008-2014年，初步发展期。08年我国与新西兰签订了《中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自由贸易协定》，这项协议保证了这个计划的实施。这一时期，只有新西兰向中国大陆开放WHV，每年只有1000个名额，关注度相对较低。
2014-2019年，迅猛扩展期。2014年11月18日，澳大利亚也与我国达成协议，成为继新西兰之后第二个对我国年轻人开放打工度假签证的国家。从2015年开始，澳大利亚开始提供每年5000个名额的申请，从这一时期开始，打工度假这一签证的关注度大幅上升。
网络媒体平台开始出现大量关于WHV的报道，各个互助平台也开始兴起。比如，有虎维网，国内第一家以提洪WHV相关信息并提供分享经验和经历为主的专业网络平台，在2015年其注册会员约有15000人；豆瓣Working Holiday小组的关注人数已经超过8万人，打工旅游小组关注人数超过2万人；微信及其他社区平台上大都有打工旅游的小组或交友圈，人数亦是在不断增加。
（豆瓣打工度假小组）
而中介机构的发展，也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
2019-2022年，停滞与再发展期。在这期间，由于疫情影响，新西兰国家边境关闭，两年没有开放申请，但随着疫情常态化，国内就业市场压力增加，很多年轻人对这一项目的关注度并没有减少。
与之前不同的是，小红书、微信公众号、B站等媒体平台成为大家了解相关信息的主要渠道。
同时，在我搜集信息的过程中，发现WHV的申请者中，都市白领、自由职业者、学生是三个最主要的类型。
（将WHV视为短期内目标的年轻人们）
据一份调查显示，前往新西兰或澳洲打工度假的中国年轻人，80%的学历都是大学本科及以上。但就像文淇所说，新西兰市场需要的劳动者主要集中在酒店服务业、农牧采摘业，以及类似的体力劳动行业中。实际上，这些工作并不需要很高的学历。
那么，如果同样是干体力活，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跑去新西兰？难道国内不需要体力劳动者？
当然不是，对于大学生来说，选择工作除了观念的影响，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经济报酬。
举个例子，在国内跑去一家普通的小餐馆打工，可能一个洗碗工一个月才2000-3000块，而澳洲最低时薪为21澳币，新西兰则为21.2纽币，两者兑换为人民币大约都是90元/每小时，以每天8小时工作制计算，工作一周40小时，大约就有2.8万人民币。虽然困难重重，生活成本也相应很高，但对于很多希望攒钱的背包客来说，WHV的诱惑他们无法割舍。
回顾80-90年代，出国打工挣钱再回国置业，是很典型的一种社会现象，比如1989年，31岁张兰也曾在加拿大打工，后回国创业。又比如纪录片《含泪活着》中，为供女儿到美国念书、自己在日本打黑工15年的上海知青丁尚彪。
（纪录片《含泪活着》）
当时的社会背景是中国刚刚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在发达国家打工一个月，算上汇率，可能相当于在国内打工好几年。
今天，奔赴打工度假的年轻人，很大一部分也是为了赚钱，亦或希望转为学生签证，而从打工度假签再到工作签证，历经10余年成功移民的人也不是没有。
但对比80、90年代，今天的打工度假者，获取信息远比那时更快、更丰富，且由于18-30岁的年龄限制，申请新西兰、澳洲打工度假的大多是90后、95后甚至00后，他们充满变革和创新意识，这让他们的选择也更加多元，有人希望赚钱、有人借此环游世界，也有人像文淇一样希望通过旅行重塑自我.......
无论哪种，我想，对于渴望寻求突破的年轻人来说，开放总比关上好，多条路要比走独木桥要强，或许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