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今年韩国电影在海外呼声最高的一部，因此被韩国官方选送参评奥斯卡并被寄予厚望，这也意味着，《分手的决心》很难不被拿来与两年前横扫奥斯卡的《寄生虫》比较。
2020年，《寄生虫》斩获4项奥斯卡大奖。当年的颁奖礼上，除了《寄生虫》电影团队，韩国CJ集团副会长李美京跟随团队上台发言，一度被多家美媒认成了某主演，变成大乌龙事件。然而，即便是当时已经喜不自胜的韩媒也不得不承认，没有李美京，《寄生虫》拿奥斯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原因是，《寄生虫》在美国的宣发全是CJ方面出资的。
李美京在奥斯卡颁奖礼发言
一部外国电影要在美国拿奥斯卡并不容易。奥斯卡，有它自己的游戏规则：聘请好莱坞公关公司，向学院会员们（即中文互联网上常说的“奥斯卡评委”）游说，成为了每年奥斯卡颁奖礼举办前电影公司的固定项目。
游说的代价是高昂的。早在2017年，就有媒体估计，想要拿下“奥斯卡最佳影片”，公关费用就需要1500万美元，这个价格比某些小成本电影的制作费用还高，例如《寄生虫》制作成本才1100万美元。CNN曾估计，一个奥斯卡评奖季，电影公司向会员宣传其影片的总花销高达5亿美元。
因此，不少好莱坞行业人士认为，如今奥斯卡更像是一项电影营销活动，而其宣传方式已然与政治宣传别无二致，电影公司雇佣奥斯卡顾问，就像政治竞选雇佣政治顾问一样。
而这一切，对于韩国财阀来说再熟悉不过。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佳山告诉观察者网，游说美国这条路是韩国现代汽车、三星电子等韩国企业早已无数次走过的一条路，韩国财阀对与美国资本“对接”驾轻就熟，CJ集团本身也是韩国知名财阀，李美京无非是将这条路线复制到了好莱坞。
而韩国对于冲奥的执念，孙佳山认为，“韩流”想要“走出去”显然需要奥斯卡等传统国际性奖项的加持，需要这些“认证”来实现渠道拓展，再加上一部分韩国人有一种荒诞的文化优越感、“高等黄种人”心态，所以他们自然乐于去美国的艾美奖、奥斯卡上“刷脸”。
那《分手的决心》就一定能复制《寄生虫》的成功吗？孙佳山认为，这些奖项都是利益机制协调的产物，要充分重视，但不必有什么执念。
奥斯卡，谁能参与？谁来评选？
《分手的决心》电影是韩国名导朴赞郁暌违六年再次推出的长片电影，讲述了调查一桩谋杀案的刑警张海俊与死者妻子宋瑞莱彼此心动后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去年5月，该片在第75届戛纳电影节首映后，收获多家外媒好评，《卫报》将导演朴赞郁比作“悬疑大师”希区柯克，并称赞女主角汤唯的表现非常出色。朴赞郁则凭借该片获得第75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6月底，该片在韩国上映后，在本土各大电影节收获颇丰。青龙奖、大钟奖、百想艺术大赏（新一届还未举办）被称为韩国“三大电影节”，该片在大钟奖斩获最佳影片、最佳男主、最佳剧本3项大奖；在青龙奖拿下最佳作品、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等6项大奖，成为本届青龙奖最大赢家。
在韩国电影评论家协会奖、春史电影奖、釜日电影奖这“三小”奖项中，最佳导演奖全被朴赞郁收入囊中，汤唯三度封后，朴海日两度封帝。该片也被韩国官方选中代表韩国参与第95届奥斯卡金像奖评选。
奥斯卡如今仍是全球关注度相对较高的电影行业盛宴，那么，在这个知名的颁奖礼上，究竟谁有资格决定一部电影是否是当年“最佳”呢？
奥斯卡主办方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下称“学院”）实行“邀请制”，除那些在电影艺术领域取得非凡成就且受学院认可的终身会员外，学院每年会邀请部分活跃在电影界的人士（即活跃会员），只有受邀人员才有资格参与奥斯卡评选。
最终评奖阶段，各个奖项的评选也不尽相同。就拿电影类核心奖项“最佳影片”和“最佳国际影片”来讲，二者虽然只差了“国际”二字，但评选过程大相径庭。
“最佳影片”由全体会员投票，但“潜规则”是默认颁给英语电影，2020年，《寄生虫》拿下最佳影片，是奥斯卡92年历史上非英语电影首次拿下该奖项。
学院对“最佳国际影片”有严格的数量限制，每个国家/地区每年好电影再多，也只能选送一部电影参与。评选方式是，学院预先成立评选委员会，由其选出一个15部电影的短名单，之后，观看全部15部电影的会员投出5部提名影片，并最终选出一部“最佳国际影片”。
多年来，奥斯卡因其“邀请制”备受争议。2015年，奥斯卡因4个表演奖项（最佳男女主、最佳男女配）的20名提名演员全是白人引发“太白”争议时，已经是奥斯卡走过的第80多个年头，然而，当时，学院会员几乎是清一色的“老白男”。
直观感受一下：2014年，学院6028名会员中，白人占比94%，男性76%，学院会员平均年龄63岁；2012年，白人94%，男性77%，绝大多数会员超过50岁。
2015年奥斯卡最佳男女主提名，清一色白人
亚洲电影和电影人似乎从来不在学院与“老白男”们的考虑范围。《时代》周刊曾统计发现，1929年奥斯卡第一次颁奖以来，只有不到20名亚裔演员获得过提名，更别说获奖。而会员方面，以中国为例，2015年以前，只有顾长卫、章子怡、王家卫、李连杰等人跻身会员之列。
随着“奥斯卡太白”的争议持续扩散且奥斯卡收视连续下跌，学院方面终于松口，并于2017年开启“扩招”。
继续以中国为例，2017年，张曼玉、梁朝伟、刘嘉玲、冯小刚、姜文等人受邀成为会员，2018年，刘德华、金城武、张艾嘉、娄烨，华谊王中军、王中磊，博纳影业于东等人也加入奥斯卡会员。
而韩国导演奉俊昊、洪尚秀，演员宋康昊、河正宇、赵震雄、裴斗娜等人也是在这一时期陆续受奥斯卡邀请。如今，奥斯卡会员总数9500多人，有色人种占比终于上升至两位数。
“制造”奥斯卡大奖
一部电影想要冲奥，难吗？美国《商业内幕》网的答案是：懂游戏规则，便不难。
说白了，电影能否成功在奥斯卡颁奖礼上摘得桂冠，取决于9000多名学院会员的选择。就像普通人看电影会受到片方宣传、影评人、专业杂志等影响，学院会员亦如是。每年下半年开始，冲奥电影便在各大电影节、影展（多集中在欧洲）等奥斯卡“前哨站”开启“上分”之旅。
到了10月中下旬至12月31日，各大电影往往陆续在美国影院亮相，这个时间段因恰好处在奥斯卡公布提名前期而被称为奥斯卡季。奥斯卡季相当于各大电影公司在美国市场拉开了“终局之战”，在这里，需要遵守的是好莱坞的规则。
2014年，《为奴十二年》在第86届奥斯卡颁奖礼上拿下最佳影片奖，当年，《名利场》杂志做了一项调查，发现一些“老白男”根本没看这部电影，但仍在最终评选时为其投票；2016年，讲述过气超级英雄演员企图借百老汇咸鱼翻身的电影《鸟人》获最佳影片，又有6%的会员是直接投票，10%的会员直接选择性忽略了聚焦马丁·路德·金的提名电影《塞尔玛》，创下当年未观看人数记录。
《塞尔玛》讲述了马丁·路德·金1965年组织的“由塞尔玛向蒙哥马利进军”行动的故事
这就意味着买硬广、上节目等常规宣传活动并不总是有效。好莱坞规则的核心体现在“公关/游说”环节——片方聘请好莱坞公关公司去游说学院会员，而电影能否获奖往往考验着各大公关公司的能力。
好莱坞记者盖尔·墨菲曾透露，这些要价不菲的公关公司知道学院成员是谁，知道如何接近他们，甚至清楚地知道会员们的（生活/观影）喜好。（美媒在形容该过程时，会将其称为游说或公关，本文将二者作为同义词使用。）
去年《健听女孩》拿下奥斯卡最佳影片，苹果公司为这部影片冲奥在公关活动上花费超千万美元，其聘请了一家活动公司专门安排高端私人聚会等公关活动。在这样的场合，公关人员可以针对性地为会员讲解电影的每一个小细节。
据卫报报道，2017年，好莱坞一资深公关人员曾调侃，奥斯卡季，学院会员每天都可以出门吃午餐和晚餐。
一些公关公司还会聘请知名人物作为宣传顾问为电影拉票，从而间接影响会员们的选择。2013年，好莱坞公关“圣手”哈维·韦恩斯坦（已入狱）为了给《乌云背后的幸福线》拉票，聘请了奥巴马曾经的竞选顾问斯蒂芬妮·卡特给电影宣传，公开将电影与政治人物挂钩。
这套公关模式对于好莱坞是一笔稳赚不赔的生意。2017年，New Yorker杂志曾估计，电影公司为一部电影公关奥斯卡，需要花费高达1500万美元（包括宣传费），CNN则预测，一个奥斯卡评奖季，好莱坞公司向会员宣传各大影片的总花销可达5亿美元。
而对于电影公司来讲，这套模式属于高投资、高风险、高收益。一旦获得提名或获奖，电影票房往往会立即上涨。2010年底，《国王的演讲》刚开始上映时，初始票房表现不佳，仅3000万美元，但其被提名且最终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后，票房大涨，直接超过了4亿美元。从2016-2019年的4年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票房额外增长了1900万美元。
一部好电影可能绕过这些繁杂的过程而轻松拿奖吗？美媒ABC新闻的回答是：有时。纽约大学帝势艺术学院本科电影和电视学院（学校三大学院之一）的前任主席乔·皮基拉洛曾公开批评好莱坞这套模式，他认为，“实际上，奥斯卡奖已经成为一种营销电影的方式，而过程中的宣传活动已然于政治宣传别无二致，电影公司雇佣奥斯卡顾问，就像政治竞选雇佣政治顾问一样。”
《星球大战》系列电影导演乔治·卢卡斯则吐槽，“这是一场是政治竞选，跟艺术成就毫无关联。”
时隔2年，《分手的决心》能复制《寄生虫》的成功吗？
2020年，就在学院宣布完成有色人种增加一倍的目标时，韩国电影《寄生虫》也创造了历史，其同时斩获奥斯卡四项大奖：最佳影片、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导演奖，而导演奉俊昊也追平华特·迪士尼，成为单届奥斯卡获奖最多的人。
《寄生虫》的成功固然与好莱坞求变的大背景不无关联，但其成功的公关策略也功不可没。电影获奖后，就连欣喜若狂的韩媒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CJ副会长李美京的支持，该片斩获奥斯卡的可能性太小。《华尔街日报》也认为，《寄生虫》横扫第92届奥斯卡，大半要归功于出品方的资金支持。
CJ集团负责《寄生虫》的韩国发行，李美京是CJ集团副会长，也是《寄生虫》执行制片。美国独立电影发行商NEON公司负责该片在北美的发行，相关支出也由CJ方面承担。
NEON是汤姆·奎因和蒂姆·利格合作成立的独立发行公司，前者曾在韦恩斯坦手下工作，2015年离职（2年后，韦恩斯坦因涉性侵陷入争议，公司倒闭）；后者则是美国老牌连锁影院阿拉莫库房电影院的老板。
与网飞、Apple+等平台为宣发挥金如土不一样，当时的《寄生虫》在奥斯卡初来乍到，对新市场并不熟悉。导演奉俊昊曾说，“由于营销预算与那些大公司相比相形见绌，NEON发起了一场游击战，宋康昊和我一直在工作，我们用激情弥补了经济上的劣势——600多次采访、100次观众问答，还有社交媒体上的互动……”
在奉俊昊与演员们为电影“马拉松般”奔走宣传时，CJ集团还联系了美国多家公关公司，并与美国演员杰克·吉伦哈尔、奥斯卡影帝西恩·潘等演员合作宣传《寄生虫》。
当年年底奥斯卡季结束时，《寄生虫》成为了2019年美国票房最高的非英语电影，在同期电影中领跑，也一跃成为北美影史上票房第4高的外语片，仅次于中国的《卧虎藏龙》《英雄》（分别位列第1、3名）以及意大利拍摄的《美丽人生》（第2名）。
《卧虎藏龙》总票房2.1亿美元，北美票房1.3亿美元，是北美票房史上收入最高的外语片
CJ方面对《寄生虫》究竟花费了多少公关费闭口不言，但该公司一名高管称，比网飞给《罗马》花费的宣传费3000万美元少。韩国时报表示，考虑到《寄生虫》的成本只有1100万美元，也就是说，这部电影的宣传费用可能高于制作成本。
今年，《分手的决心》在奥斯卡“前哨站”复制了此前《寄生虫》的路线，先在戛纳电影节首映，斩获最佳导演奖后高调回归韩国，并横扫韩国青龙奖、大钟奖、电影制作人协会奖等知名奖项，之后被韩国官方选送参评奥斯卡。
而李美京，再次扮演了相同的角色，制片人、出资人。
CJ副会长李美京，图自韩媒News1
如今，李美京早已不再是那个美国娱乐记者会认错的亚洲人，而是一跃成为了奥斯卡的“座上宾”，2020年，《寄生虫》拿奖后，多家美媒报道了李美京的故事，当年9月，她便被选为奥斯卡电影博物馆理事会副主席；今年10月，奥斯卡电影博物馆又为她颁发Pillar Award奖，奖励其“为全球文化艺术产业所做的贡献”。李美京则保证，为了扩大创作者的多样性，她会继续支援相关人士。《好莱坞报道》甚至连续2年将其列入“女性娱乐力量100人”大名单。
李美京的故事并不独特。
近日，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佳山在接受观察者网时介绍，事实上，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韩国对美国社会，尤其是美国的政治潜规则心知肚明，而“韩流”想要“走出去”显然需要奥斯卡等传统国际性奖项的加持，需要这些“认证”来实现渠道拓展，再加上一部分韩国人有一种荒诞的文化优越感、“高等黄种人”心态，所以他们自然乐于去美国的艾美奖、奥斯卡，以及奈飞、迪士尼等流媒体上“刷脸”。
“类似路径是韩国现代汽车、三星电子等韩国企业早已无数次走过的一条路，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可逾越的路径。韩国财阀对与美国资本对接驾轻就熟，政治、经济意义上的游说美国社会，对他们来说也是也是轻车熟路，何况CJ集团本身也是韩国知名财阀，李美京无非是将类似路径复制到了美国影视行业。”
孙佳山分析，韩美资本如此“兼容”，主要还是源于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兼容性以及共同的利益追求，韩国想借机扩大影响力，而美国希望借助韩流在南美、东南亚、西亚市场捞金的同时，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不过，这是否代表着韩国电影对奥斯卡志在必得呢？
上周，奥斯卡公布最佳国际影片15部入围短名单公布，《分手的决心》入围，不同于两年前《寄生虫》的一路领先，《分手的决心》在海外呼声虽高，提名了不少电影奖项，一度预售至全球192个国家和地区，但实际上映后票房惨淡，5月底上映后，截至目前，全球票房刚刚超过2000万美元，其中韩国市场就贡献了一大半；而北美市场票房刚刚超200万美元，远逊于两年前的《寄生虫》（北美票房超5000万）。
不过，从票房这个显性因素上看，今年奥斯卡公布的15部提名电影中，没有一部票房特别突出，且每部电影都手握几个“杂志封面”硬广、几个电影节奖项，这也给本就沉闷的2023奥斯卡再次蒙上了一层阴影。
2020年，奥斯卡开奖时，正是美国大选的激烈时刻，《名利场》杂志曾这样形容《寄生虫》获奖：当总统选举接近尾声，而美国的错误暴露无遗时，借助于其他国家的电影来对这种混乱时局做出一种优雅而又惊心动魄的隐喻也是一种慰藉。
去年，奥斯卡收视继续急转直下，威尔·史密斯的一耳光都没能拯救冗长的颁奖礼，节目观看人数首次跌破1000万，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院线遭遇极大冲击是娱乐业的焦点，枪支暴力、女性堕胎权、非法移民、通货膨胀等社会议题频频冲击着美国社会，近期，冬季风暴又席卷了美国各地。
当地时间12月21日，奥斯卡默默公布了多项入围短名单，关注度寥寥。多家美媒也注意到了这一冷清的气氛。当日，《商业内幕》网站写道：今年，或许《壮志凌云》这样的民粹主义电影才能够成为奥斯卡的收视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