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蔓延之下，农村地区缺医缺药的问题开始出现。
随着中国春运启动，在中国大城市蔓延的新冠疫情正向乡村地区扩散。有专家说，这个冬季的疫情第二波高峰将以乡村地区为主。中国广大的乡村地区目前应对疫情的情况如何？是否有足够的医疗资源应对这波可能到来的疫情高峰？
这波向乡村地区延伸的疫情早已引起了各方面的警惕。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司司长焦雅辉1月2日在面对中国官媒央视的镜头时说，随着春运展开，大量人口返乡，可能造成报复性城市人流高峰流向农村，农村疫情更加让人担心。
乡村早已疫情遍地
但乡村地区的疫情蔓延其实在此前半个月就已经发生。湖南省高坪镇卫生院的一位医生1月4日晚匿名告诉本台，为了应对广泛的新冠疫情，卫生院已经捉襟见肘，“这里很拥挤，床位不够，要预约；人手不够，我们都没休息，有半个月没休息了。我们有时候发烧，不严重的话，都会继续上班。”她强调，目前就诊的多数是有基础病的老人。
榛子乡卫生院一位医生1月4日晚不具名告诉本台，“我们医护人员三十多人，已经满负荷运行，甚至超负荷了；这大概是从疫情解封之后就开始了。”
在距离榛子乡1200公里的东部浙江海盐县，新冠疫情给当地县级医院带来的负担也同样沉重。地方官媒《浙江日报》网站上一篇题为《阳潮冲击下的县级医院》的报道中提到，海盐县医院近段时间日接诊量最多时有1400多人，是以往的10倍；发热门诊24小时开诊，除了凌晨之外，其余时间医护人员几乎都是连轴转。
患者2022年12月29日在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乡村诊所输液（路透社视频截图）
缺医少药的乡村
在缺少医护人手的同时，药物和医疗手段的匮乏也是乡村医院面临的难题。
重庆荣昌区下辖的铜鼓镇卫生院一位医生匿名告诉本台，包括卫生院在内，本地对于新冠感染的针对性药物都极度缺乏，“新冠是一个病毒感染的疾病，抗病毒的药物是需要的，但现在我们医院输液的就只有利巴韦林一种，没有其他任何抗病毒的药。口服的也很少，口服的抗病毒冲剂原先还有，现在也没有了，现在医院唯一还有的就是一种，抗病毒口服液。”
她介绍说，甚至最近一度传闻可以治疗新冠XBB变异株导致的腹泻的蒙脱石散也在本地药房脱销，卫生院也只剩几盒。
铜鼓镇是位于重庆西部的一个小乡镇。到2018年时，该镇的户籍人口约1万7千人。据这位医生介绍，卫生院仅配有两名医生和两名护士，难以处理一些危重病例，“如果有需要急救的，我们只能打120找附近的吴家镇或仁义镇这样的中心镇，他们的人员和设备相对要好一些，我们就要把病人转到这些地方，或者转区级人民医院。”
中国证券报在1月2日的报道中则指出了一个相关的问题，包括乡镇一级的大多数基层医生，新冠疫情爆发三年以来，主要忙于核酸和追阳，实际缺乏治疗新冠的经验，不熟悉目前正在推广的“抗病毒药物+激素”这样的治疗方案。
遇到乡镇医院无法处理的情况时，新冠阳性病人有时不得不通过自己的渠道，寻求到更大的地方去求医。
身在广州的一位医生出于安全考虑，匿名告诉本台，他的亲戚多数在乡下，但乡镇一级的医院显然对新冠疫情缺乏准备，“我现在就有两个亲戚是从乡下接到城里来治疗的，她们那边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对于发热等症状都缺少办法，很多连静脉注射的退烧药都是没有的。”
他坦率地说，对于农村感染的情况现在缺乏统计，但从他个人观察到的情况看，目前在广东农村，新冠感染率可能已经超过了50%。
2022年12月29日的四川省成都市涌泉镇药房（路透社视频截图）
亡羊补牢
对于春运可能带来的又一波感染潮，乡村似乎更缺少准备。
前述那位湖南高坪镇卫生院的医生面对这个问题，显得很疲惫，“我们已经达到极限了，如果实在是有新的一波，也只能靠上级支援，到上一级医院去。”
重庆铜鼓镇那位医生则介绍说，对于春运可能带来的新一波疫情，办公室已经做了预案，但她对这样的预案似乎不太有信心，“也只是把一些公卫科的人员调配过来使用；最近招聘了两位医生，他们政审通过之后，或许就会来上班，到时候我们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了。”
中国政府方面对于乡村面临的疫情挑战显然是有认知的。去年12月7日，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发布文件，要求乡镇卫生院对辖区内老年人合并基础病等特殊病人实施健康监测，提前摸清底数，根据健康风险等级实施分级健康管理。
12月31日，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又联合发文（《加强当前农村地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工作方案》），要求加强县级医院重症和传染病医疗资源建设。
前文提及的国家卫健委司长焦雅辉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也提到，现在的重点工作是要保证药能下到农村去。
患者2022年12月29日在四川资阳的一家乡村诊所等待输液（路透社视频截图）
缺乏的是诚意
但政府的这些政策宣导落在遥远的乡村，似乎并没有什么回响。
山西省长冶市平顺县的农民唐里龙在记者问及当地新冠疫情时，他直说不要紧，但他并没有解释“不要紧”是指什么；当记者问及当地政府是否采取了什么防治措施时，他又说，没有。
山东省青岛莱西市的农民王召庆告诉记者，家里人都已经染上了新冠，但并没有吃药，“没吃药，都待在家里，洒洒水。”当被问及当地政府是否采取了什么防疫措施时，他同样告知没有。
无论是唐里龙，还是王召庆，他们对于疫情的态度似乎都很平淡，甚至有些麻木。长期在医药领域工作的一位先生化名“路青”接受本台采访时分析了农村居民的这种心态，“中国农村地区的居民其实更绝望，他们对生死更看淡，死了就死了，也没人出来哭，也没人出来喊。”
路青并不看好中国政府最近所宣导的种种对乡村的支援措施，“各级财政，包括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都没钱了，他们其实是缺乏更多的资源来进行保障和治理的。”
他还强调，在过去的三年中，本来可以通过培养基层的医疗人员和护工等，来提高应对疫情的能力，但这些工作都没有做，反而是以行政的方式来进行管控。
但他说，应对疫情的困难并不是不能解决，关键是中国政府要有诚意；中国政府如果是真正把人民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只要放开对默沙东和辉瑞等外国公司的新冠药物的管制，并接受国际援助，就可以解决相当比例的重症和死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