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分成两半的人（ID：when-heaven-burns），作者：一只不走心的越越，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不少人近来又提到农村。
零三年非典，术后初愈的我就休学半年躲进了村子里。那个年代的疫情对于埋在深山里的村子来说是一个远远冒头的伥鬼，但没有真的靠近过。快二十年过去了，听说村子里有近百岁的老人感染去世，大山不再是一道可靠的屏障，冲击正在酝酿。
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农村，我脑海里第一个冒出的答案，应该是家门口的旱厕。你很难用任何脱离生活的文学语言去描述它，因为它就是一个最不加掩饰的旱厕：只需要低头看一眼下面，臭气、苍蝇、甚至还有蜜蜂，半人高的竹门，外面是人来人往的小道。我不排斥它，但每每临近夜晚的时候，就会想缓缓再解手。一旦夜幕降临，这个没有任何照明设施的旱厕就不再适用了，便可以名正言顺地使用屋内的痰盂。第二天痰盂还是会被倾倒在这个旱厕里，再拿到旁边的小河里洗净。
这样的日常其实和吃饭喝水一样自然。蹲坑下的化粪池是最好的肥料来源，隔三差五会看见爷爷奶奶挑出一担来，扁担晃悠着，送去地里。
当然也有些日常渐渐消失了。家家户户有了洗衣机以后，就少见有人下河洗衣了。在没有滚筒洗衣机的年代里，村里人还会抡着洗衣槌在河边捶打，经历了这一切的衣服就像被压扁了脸的汤姆猫一样服服帖帖。
厨房通了自来水以后，碗碟也不需要拿去河里洗刷，有一次我妈不慎将一只勺子掉进了坝下一人多深的河里，几个村里的少年一跃而下，将勺子捞了上来，对于至今不大会水的我来说都是很有冲击力的画面。
同样消失的还有那些被取缔的交通工具。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那种载客的铁皮三轮车，但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那是最便捷的出入村子的工具。老式的柴油发动机，两条木板搭就的座位，蓝色铁皮作车身和车顶，一趟车最多能拉上十几人，伴随着燃烧不充分的发动机轰隆隆的声响和黑烟，在蜿蜒的乡村土路上飞奔。车子不时会熄火，就得司机师傅——对我而言就是隔壁开小卖部的叔叔，拿出一根铁制的摇杆，插进发动机头部的小孔当中，飞速地摇转，把车子再度发动起来。
这种三轮车当然不是什么合法安全的客运车辆，但好在成本也不高，一天能开出好几趟，减轻了单辆车过度超载的风险。与之相比，外婆家的村子倒是有一辆合法运营的中巴车，那是一个埋得更深的村落，在近几年终于穿山打通了隧道之前，需要在盘旋得更令人晕头转向的山路上折腾快两个小时。中巴车每天只发一次车，足以称得上是全村的希望，超载是一种常态，如果遇上过年，车内拥挤程度赶得上高峰时期的北京地铁。
虽然我在忍不住的害怕中无数次设想过翻车的场景，但好在无论是搭乘过的三轮车还是中巴车，我都没有遇上过哪怕是一次小事故，倒是我爸骑着摩托车载我经过门口小水坝的时候一着不慎，两人连人带车翻进了水里。没过多久，一向省吃俭用的爷爷出钱把门口一整条土路修成了水泥路。
前几日群里聊到拥挤的殡仪馆和排不上队的火葬，我说我们那儿好像到现在还是土葬多。查了查地方政府的工作报告，还真是。山多，坟也多，村里人不知道什么叫墓园，漫山遍野，处处是可以下葬的地方。
在我很小的时候，太爷爷就过世了，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位始终靠在扶手椅上的形容枯槁的老人家，半句话也听不清楚。记得灵堂之上姑姑哭的尤其心酸，送葬的队伍一路上山，棺木落进半山腰挖好的一个深坑里，那是我至今参加过的唯一一场丧礼。
此后每年除夕前，就会上山扫墓。坟头其实是在半山腰的一段陡坡上，最后一段我常常爬得颇为吃力，总担心自己一脚就滑下坡去，恨不得手脚并用，可是手却不敢乱抓。坟头周围杂树丛生，其中不少是漆树。
全家人对漆树的恐惧由来已久。爷爷做过漆匠，这个家里不少人都得过漆疮，酷热的天气里奇痒难耐，还会年年复发，至于漆疮究竟是怎么得上的，我听过最离奇的家庭传说是有些人看一眼漆树也会得。
爷爷还养蜂，家里有几十个蜂箱，尤其到了夏天，成群的蜜蜂会在头顶盘旋，这也解释了旱厕里的那些蜜蜂是哪儿来的。我自小也学会了怎么和蜜蜂打交道，蜜蜂不会主动攻击人，只会在感到威胁的时候被动防御。只要别乱动，不发出错误的被认为是攻击的信号，它们也不会闲来无事蛰你的屁股。
爷爷以前还卖过豆腐。我懂事后，虽然他不做这营生了，但一台老式的碾豆腐机器留了下来，逢年过节，村里人会挑着一担辣椒，或黄豆，或者别的什么，来借机子一用。一桶辣椒从机器上方的大漏斗倒下去，不断地加水，下方缓缓流出一桶辣椒酱来。机器运行起来震耳欲聋，要持续半小时之久。寒暑假在正对着这台机器的窗前看书或写作业，往往是我最头疼烦躁的时候。
流行病作为一种公共体验，让城里的人又想起乡村。镜头会摇到这些地方，很多类似的地方。但无论是文字还是视觉语言，叙述似乎都代替了客体本身。乡村生活的要义就是融入而非旁观，它并不存在一种“景观性”。
我的双脚就时常踏在那片土地上，但我从未真的融入过。没有乡音，没种过地，认不出太多作物，也没有驾驭过那些体格健壮的生灵：年纪尚小的时候，我一个人走去山上的姑姑家，半路遇到一头不肯挪地的耕牛挡住了去路，束手无策，最后只敢原路返回。回想起来，我参与过的最有融入感的活动，就是过年时跟着村里的小朋友每家每户去拜年讨要鞭炮，无论认识与否，一种皖南农村版的“不给糖就捣蛋”。
所以，我也不信赖那些离的更远的人，可以单凭镜头感知到什么。比如，偏僻并不意味着什么了不得的贫困。早年年轻人出去打工挣了钱，也可能在本地做旅游、茶叶生意挣了钱，路上跑着的好车不在少数。外婆家的小山村在通路前的地理优势，甚至让它成为了一个远近闻名的隐匿赌钱的好去处，村子里无论大人小孩，很多都能上桌推一把牌九，炸一手金花，赌资之高也常常令人咋舌。这是乡村生活的另一面。
镜头下的乡村，很多人没有听说过新冠，坚持认为这只是一场感冒，又或者他们只是不使用这个名字，就像田间地头是不会蹦出“苦难”这两个字的。在乡村的语境里，日复一日地坐在桌前工作，被信息洪流所淹没，花高价也吃不到新鲜蔬菜，背上远超过自己收入的房贷，也应当能称得上是“苦难”，如果他们可以熟练使用这个词语的话。与其说是傲慢或者别的什么，不如说是我们无法用一种贫乏去描述另一种贫乏，也无法用一种生活去评价另一种生活，我们其实只能二者择其一，你成为一种生活的一份子，就会成为另一种生活的旁观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分成两半的人（ID：when-heaven-burns），作者：一只不走心的越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