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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增长长期放缓已经成为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原因
（一）经济发展是“经济安全”的基础
1996年4月，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孙尚清去世前签发的最后两份报告就是他布置给我的任务，有关国家经济安全的两个研究报告。
这两份报告明确指出：经济发展是“经济安全”的基础，没有发展就根本谈不上安全。报告还做了个比喻，一个国家经济越发展，体积越大，表面积也越大，因此遇到风险的可能性也会增大，但同时抗风险的能力也会增大。
2022年1月，在新供给论坛上我曾经有一个发言，被金融圈里称为“今年最好的宏观策略”。我在发言中提醒道：如果经济持续下行，一旦越过某个临界点后就有可能出现“断崖式下跌”。不幸的是，4月份的数据出来以后，果然出现了“断崖式下跌”，投资、消费、出口，全面下跌。尤其是金融数据惨不忍睹，无论是人民币贷款还是外币贷款，都出现了“少增”、“多减”等罕见现象。失业问题更是十分突出。
于是，5月25日，国务院紧急召开了十万人大会，出台6个方面、33项措施、12万亿的“稳大盘”计划。2009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我们出台了一个“4万亿的投资计划”，就轰动了国内外。而这次，12万亿的救市计划，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连个像样的影子也没有看到。
二、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僵尸化”风险
伴随着经济下行，中国经济出现了“僵尸化”的风险。
一. 要防止市场的僵尸化
首先看国际市场。一方面，由于国外疫情逐渐得到控制，近年来转移过来的出口需求正在转移回去。另一方面，由于“贸易战”打成了“脱钩战”，国际市场面临萎缩的风险。2012年，时任中财办副主任的刘鹤同志带领我们做“两次全球大危机比较研究”时，我们主要担心的是“去全球化”。如今十年过去了，2022年，我们担心的已经不是“去全球化”了，而是“去中俄化的全球化”——就是人家继续推进全球化，但是“不带我们玩儿了”。
再看国内市场。由于疫情防控政策多变，计划经济死灰复燃，市场被团购取代，被人为分割。再加上经济增速下行，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国内市场出现萎缩迹象。消费非但没有升级，反而在降级，在收缩。
有人说，即使国际市场不行了，我们有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我们怕谁？！问题是，经济学讲的是“有效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如果经济持续下行，居民收入下降，人口规模再大有什么用？！不要忘记，是改革开放才把中国的“人口包袱”转变成了“人口红利”！没有改革开放，人口规模就不是优势，而是劣势。
二. 要防止企业的僵尸化
先看国有企业。这些年，国有企业的利润主要从哪里来？一是项目转包。民营企业拿不到项目，国有企业很容易拿到项目，然后层层转包，建成以后长期拖欠货款、拖欠工程款。二是资金转贷。民营企业拿不到贷款，国有企业利用国家信用做担保，用很低的成本（利率）拿到贷款，然后加几个点转贷给民营企业，从中牟利。三是垄断涨价。近年来上游价格上涨，下游价格下跌。而国有企业大多集中在上游，依靠垄断获取涨价利润。
再看民营企业。亏损了一批：暴雷、破产、跑路。躺平了一批：由于舆论环境太差，政策环境多变，一些民营企业干脆躺平了，什么也不干了。最近更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企业“惜借”现象。
三. 要防止银行的僵尸化
先看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由于巡视效应，防范风险，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放贷意愿在下降，出现了“惜贷”现象，甚至是“抽贷”现象（一些经营还算良好的民营地产商反映，银行抽贷）；还有就是“假贷”现象，银行和企业串谋，银行为完成上级交办任务把贷款贷给企业，企业再把贷款反过来存到银行，吃利息。
再看中小民营银行。由于受困与不良资产，一些中小银行出现暴雷现象，如前不久的“河南村镇银行风波”。因此，中小民营银行的放贷能力在下降。
四. 要防止央行的僵尸化
一方面是企业“惜借”，另一方面是银行“惜贷”，导致货币政策失灵。超发的货币到不了实体经济，反而还会推高物价，最终有可能导致“滞胀”。
五. 要防止财政的僵尸化
过去，国家财政运行主要是依靠东南沿海省份，尤其是长三角一带省市上缴的财政盈余，转移支付给其他中西部贫困省份。今年以来，长三角一带省市的财政收支也出现了巨额赤字。因此，财政政策很难发挥积极作用。
另外，据黄佩华教授分析，近年来，一方面，基础设施投资占GDP的比重在不断攀升；然而另一方面，GDP的增长速度在一路下行。说明投资拉动的效果越来越差，投资的乘数效应在下降。
六. 要防止政府的僵尸化
由于目前决策重心偏高，必然导致下面政策左右摇摆，从一个极端摆到另外一个极端。在防疫过程中，是否躺平是民众的事，而作为政府，永远都不能躺平——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这次的清零政策放开存在着三大问题：
首先是时机不对。冬季本来就是流感等传染病易发季节，此时放开无异于雪上加霜。如果是今年4月上海疫情时顺势放开，或者坚持到明年4月春暖花开时再放开，正好赶上夏季，即使疫情爆发，症状也会轻许多。
其次是姿势不对。突然掉头，猝不及防，落荒而逃。没有计划，没有步骤，没有预案。新加坡放开时是分4步放开的，我们是一步到位。这恐怕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只有必胜信念，没有妥协精神，不懂如何撤退。
最后是方式不对。没有做好准备，包括医院病床、药品疫苗以及医护人员，整整三年了，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我记得早在疫情爆发初期的2020年4月，我在新供给论坛上就曾经指出：“当务之急，不是新基建，而是新医院”。日本抗疫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不断增加医院ICU病房的扩建，增加医护人员的培养，使得重症患者能够得到有效医治。而我们，这些年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建方舱、测核酸上面，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现在又都要统统拆掉废弃，这是多大的浪费呀？！如果当初把建方舱、搞核酸的钱用来建“新医院”、建ICU病房、培养正规医护人员的话，即使疫情过后，这些都仍然能够用的上，对于提高整个中国的医疗护理水平也是一大促进。为什么我们在2020年4月就提出过的建议就是没有人愿意听呢？好的意见统统都听不到，这不是“僵尸化”又是什么？！
三、当务之急是如何重振投资者信心？
（一）最新的强烈信号
最近一个时期，重振经济的信号越来越强烈。一方面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民营企业释放出积极信号，明确提出“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他自己是从福建、浙江等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干过来的，所以是“一惯支持民营企业”的。
另一方面，最近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出台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等文件，陆续修正了近几年的一些行业政策，包括对于平台政策，对于教培政策等，都出现了利好消息。
应当说，重振中国经济的政策指向已经十分清晰。
中央的政策方针已经十分明确。问题是如何重振中国经济？！如何让国内外的投资者相信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不会再变了？！
首先，要取信于民。今年以来，我和许多人一样，一直在为民营经济呼吁，在批评近年来错误的行业政策，因而我的发言经常被封，如《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如何实现长期主义》等。现在，我文章中的许多建议和意见都已经被中央文件所采纳，那么有关部门是不是应当先把我的这些文章解封？！如果我的文章仍然处于被封禁的状态，又如何让人相信这次的政策转变是真的？！而且不会再变回去了？！
其次，要放开信息市场。最近，网上经常有人在议论：为什么总是到扣最后一颗扣子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从扣第一颗开始就错了？！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缺乏纠错机制。媒体的作用本来就是“刹车装置”，但是现在的官媒都从“刹车”变成了“油门”——试想一下，一辆在高速路上快速行使的汽车，如果把“刹车装置”都拆卸掉的话，车上的人包括司机能够有安全感吗？！记得在2020年1月20日新冠疫情刚刚公布时，《美中时报》就把我1月12日在新供给论坛上的发言整理出来，冠以《武汉疫情呼吁信息市场开放》发表出来。我当时指出，随着市场化、全球化的发展，现在商品可以自由流动了，资金可以自由流动了，人员可以自由流动了，唯独信息不能自由流动。什么是危机？危机就是暴露短板。信息不能自由流动是此次新冠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必须认真吸取教训，否则类似的灾害还会重演。只有开放信息市场，才能够防止政策的反复多变和其他政策再次出现失误。
再次，要以民主法治建设为中心。有人说，清零政策放开以后，工作重心就应当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我的观点是，不是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应当走向“以法治建设为中心”。因为国内外投资者最看重的营商环境是法治。如果有了良好的法治秩序，国内外的投资者就会纷至沓来，甚至不请自来，投资者的信心自然就上来了，投资消费也都会上来，经济增长也会上来。相反，过去多年的正反两方面实践证明，如果没有法治，即使有了经济增长也会掉下来，来了的国内外投资者也还会跑掉。应当承认过去这些年，遭受破坏最大的恰恰是法治。如果中国政府能够从现在起，认认真真地抓好法治建设，中国经济就一定会重新走上快速增长轨道。
最后，要认真进行全面反思。2003年6月萨斯结束时，我曾经在报纸上发表过一个观点：《后萨斯时期，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并提出要认真进行反思，总结经验教训，防止重蹈覆辙。很遗憾，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毛病就是：一旦危机过去，就很容易忘记疼痛。如果2003年萨斯过后我们能够认真彻底反思的话，恐怕就不会有这一次的“新冠危机”。有鉴于此，我们真心期待着各地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能够从现在起进行全面反思，对照国家法律，检查违法行为，提高法律意识，从而尽快把中国建设成为法治上的现代化国家。若如此，中国经济必将再次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