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 （ID：BooksAndFun），采写：张杰（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编辑：黄月，头图来自：《侣行》第一季，原文标题：《壮游的女性，你去向何方？》
在很长时期内，对壮游提出的这些要求都使得似乎只有男性才是“欧洲列国命运之旅的真正旅行者”，事实上也因此提升了壮游者的魅力和人文深度。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认为，完成国外旅行才算是完成了英国绅士的教育；作家塞缪尔·约翰逊也说过，没有完成壮游的人会受到自卑情结的困扰。
于是我们看到，18世纪晚期以来，包括歌德、拜伦、司汤达、梅里美、狄更斯、罗斯金、尼采、王尔德、托马斯·曼、普鲁斯特等在内的众多男性作家都曾热情地奔赴意大利，展开对其日后创作或人生必然发生了深刻影响的文化之旅。
歌德的《意大利游记》，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与《唐璜》，司汤达的《意大利绘画史》、《巴马修道院》，梅里美的《高龙巴》，狄更斯的《意大利风光》、《小杜丽》，罗斯金的《威尼斯的石头》，尼采的《曙光》、《快乐的科学》，直至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这些文学艺术史上的经典作品都与意大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仅仅是去研究这些作品，都能充分展示现代壮游的丰厚文化价值。
壮游史上的女性身影
然而，女性的身影在男性壮游史中却是极为稀少的，女性是否同样有壮游的渴望和激情？意大利当代学者阿蒂利奥·布里利（Attilio Brilli）与西蒙内塔·内里（Simonetta Neri）合作发表的《壮游中的女性旅行者》弥补了这一学术遗憾，向读者再现了自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中期十六名西方女性的壮游旅程，并向世人证明壮游同样是现代女性提升自我修养的权利和必要内容。
作者：[意] 阿蒂利奥·布里利、西莫内塔·内里，译者：董能
出版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我思Cogito，出版时间：2022年9月
作为专注于旅行文学研究的知名学者，布里利此前已经发表了《意大利之旅：一种宏大的文学传统的历史》（2006）、《东方之旅》（2009）、《当佛罗伦萨成为首都：1865~1870》（2014）、《19世纪最后的意大利旅行者们》（2018）等著作。《壮游中的女性旅行者》则完全聚焦于女性壮游者，通过展示这些女性旅行者对异国他乡的敏锐观察与书写，描述她们在旅途中的艰苦历险、情感体验和对文化艺术的品鉴，努力呈现出一群开明、宽容、求知欲强、擅于表达且兼具普世主义精神的女性。
不得不说，这些女性之所以能够领风气之先，赶在现代大众旅游兴起之前加入壮游的行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她们多来自世家大族和富豪人家，有机会、也有条件与丈夫一起出行。
比如书中提到的巴黎贵族女性安妮-玛丽·杜·博卡日，1757年时这位女性就随担任财政部专员的丈夫离开巴黎，前往意大利，成为最早完成壮游仪式的欧洲女性之一。安娜·里格斯·米勒被称为“巴斯的阔太太”；玛丽·格雷厄姆的丈夫是一位富有的庄园主，能够维持长期定居国外的生活；伊丽莎白·韦伯斯特成功说服丈夫遵循英国贵族远赴欧洲壮游的礼仪，他们的壮游从1791年持续至1796年；更不必说知名的小说家与评论家德·斯塔尔夫人，她的父亲是大银行家、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她的首任丈夫是瑞典驻法国大使斯塔尔·候赛因男爵，他们的家庭一度是巴黎文学与政治沙龙的核心。
毋庸赘言，这些贵族女性的出行一定会配备坚固结实的私家马车，有一群仆从、信使为其鞍前马后地服务。这其中，玛丽·布莱辛顿伯爵夫人乘坐的马车似乎最为豪华舒适，它不但弹性十足，有缓震功能，而且配备了食品柜、洗手间、图书馆和写字台，伯爵夫人在这样的马车上撰写其远行的旅途日志。相比起来，玛丽·雪莱夫妇在意大利的旅居就太为寒酸与悲惨了。
经济条件之外，壮游女性普遍具有丰富的学识，对旅游的热情，对艺术品和古迹的欣赏能力，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由于长期的社会分工和性别偏见，19世纪之前的人们普遍认为，女性只需要初等的和一般性的教育，这样的女性会更容易被驯服，更容易接受他人为其挑选的丈夫，接受命运。但是经历了启蒙运动的普遍洗礼，竭力追求自己的文化渴望并以渊博学识追求理性与修养的女性越来越多。
著名的贵族女性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就说，“文化对于妇女的幸福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她本人就是富有个性而又多才多艺的。我们会看到，在意大利的女性壮游者普遍会去观赏以竞技场、比萨斜塔、庞贝古城、维苏威火山等为代表的历史古迹，会深入库比的西比尔洞穴这类考古遗址，更多的则是长久流连于各美术馆、博物馆和艺术家的工作室，欣赏品鉴绚烂宝贵的艺术作品。
杰西·E.韦斯特洛普在1854年6月的一封信中概括了旅行者为充分享受罗马（广及意大利）而必须做好的准备工作：首先，旅行者应当接受过古典文化教育，或至少熟知古罗马和中世纪历史；其次，不妨懂一点拉丁文，以便解读碑记铭文；第三，在绘画、雕塑方面的丰富学识和审美眼光也是必备的，这样才能饱览公共和私人画廊，以及艺术家工作室中的艺术作品。也就是说，只有先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才能真正理解并欣赏“一座充满过去和现在的珍宝的城市”。
托尔斯泰让安娜·卡列宁娜与沃伦斯基在19世纪70年代来到意大利，他们租下古老荒废的宫殿式别墅，跑到居住在当地的一位俄国艺术家米哈伊洛夫的画室欣赏并购买其作品，还请这位画家画出了最能反映安娜独特之美的肖像画。
这幅令人惊叹不止的画像立即终止了沃伦斯基本人为安娜画像的热情，并在日后让亲眼看到它的列文大受震撼。列文先看到了画中的安娜，然后看到了在画作旁边的安娜，两者都达到了美的顶峰。在此过程中，托尔斯泰不经意地写出了沃伦斯基在艺术鉴赏和绘画创作上的肤浅——他对绘画的热情勃发竟然是因为他跟安娜在意大利的生活太乏味无聊了。
作为壮游目的地的意大利
无数来到意大利访古的知识分子、作家与艺术家都共同意识到，意大利是“回忆与想象交织的国度”，是西方文明的重要源头，很多欧洲人自孩童起就不断地在书本中接触意大利，直到亲身来到这里，与那些长久以来多次在心中投射过的场面和景象相遇。
1788年，歌德所观察到的罗马是他早就通过油画、素描、版画、木刻、石膏模型等认识过的知识的幻象。18世纪的著名画家加纳莱托在画作中呈现了威尼斯、罗马的城市风光，它们让很多英国人早早就认识了意大利的运河、广场、高塔、宫殿和钟楼。
彼得·阿克罗伊德在《狄更斯传》中也说过，1842年的赴美之行让作家见识到了“一个不可实现的未来”，1844年的意大利之游则让作家“深入阴郁残破的过去之中”，因为狄更斯在童年读物中就对这样的过去有过接触。这个国度同时存在着美丽、丑陋、宏伟、破败的事物，它惊人地落后，却又拥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古迹和艺术珍品，需要游客调动自己全部的知识储备与观察能力去认识、去记录、去分析。
杰西·E.韦斯特洛普是一位资产阶级妇女，她的文字证明了自己是做好了理想的壮游准备的。书中提到，“她去了佩斯凯里亚圣天使教堂，为的是在那特殊的环境中，在头脑中重塑科拉·迪·里恩佐研究如何从公卿显贵的桎梏中解放罗马时所处的氛围，”这样的深度游可帮助她逐步走进城市历史。
与此同时，壮游者中也不乏本身就极具艺术修养和知名度的女画家，比如曾为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绘制肖像画的伊丽莎白·维热·勒布伦。作为对玛丽王后忠诚的代价，她的意大利之旅本是充满惊险的政治流亡之旅，但是意大利的绘画和雕塑宝库将这场流亡之旅转换为“真正的职业养成之旅”，因此反倒合乎了“最崇高的壮游精神”。
伊丽莎白·维热·勒布伦不但努力研习达·芬奇、拉斐尔等艺术大师的作品，而且还受邀为一些同在意大利的重要政治人物如汉密尔顿夫人、玛丽亚·卡洛琳娜王后（法国王后的姐姐）等人画肖像。由此，勒布伦从人类所能遭遇的最不幸状态（此处即流亡）中收获颇丰。
难能可贵的是，女性壮游者不仅对艺术品收藏、图书馆、考古挖掘、宗教礼仪投入热情，也会参观医院、监狱、精神病院、修道院等场所，这后一类场所今日游客可能很少会将其列入旅游目的地。
蒙塔古夫人对女儿说，对意大利的理解不应当以男性旅行者的叙述为根据，因为他们“回国时的见闻还不如待在家中对着一张地图凭空幻想来得多”。摆脱了家务束缚的女性旅行者可能更善于倾听和谅解，关注各民族的习俗和社会状况，比如在意大利，最美丽的修女可以身着华服，在会客室接受显贵与名流的恭维，意大利的贵妇人则会因英国妇女身上的香水、香粉味道而昏倒，这些是一般的男性旅行者难以注意到的。
女性壮游者还观察到，意大利贵族女性在完成生育继承人的任务后，可以接受侍从骑士（cavalier servente）的陪伴，贵族丈夫、妻子、骑士形成奇妙而和谐的三角关系，彼此相安无事（想想拜伦与意大利的特蕾莎及后者年老的丈夫）。这令来自保守英国的西摩尼·摩根夫人颇为羡慕意大利女性的自由，尽管她同时发现，后者在受教育方面还承受着难以置信的约束。在碰到具有返祖遗传缺陷的阿尔卑斯居民时，摩根夫人也并没有将其简单视为怪诞异象，而处处表现出了与人类学学者相类的冷静与客观。
在异质文化中打破偏见
与异质文化相遇，正是汲取知识、扩展自我的良机，很多贵族女性接受与领悟了启蒙运动的精神。最早完成壮游的女性之一安妮-玛丽·杜·博卡日认为，比较旅行中看到的其他文化恰恰是“反思自我和自身条件的一种途径”。“巴斯的阔太太”安娜·米勒夫人则主张，旅行要求我们摆脱自身观察方式的偏见，“那些偏见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妨碍我们不偏不倚地评价那些生活在遥远国度、看上去和我们不一样的人”。
因为嫁给了一位意大利音乐家，海斯特·皮奥齐夫人逃离了英国上流社会的社交圈，比其他女性壮游者相比，她能够更近距离地观察本地人的生活和行为方式，更容易地与他们建立起长久接触。海斯特注意到，意大利人的高尚义举与无赖劣行、尊贵的精神和卑鄙的举止很多时候都是并存的，由此认识到对意大利的每一种解读可能都只是片面的、相对的。
《壮游中的女性旅行者》认为，这群壮游的女性旅行者对异国文化保持了开明、宽容、理解、热爱和求知欲，表现出一种从启蒙运动那里继承而来的普世主义和大同精神，因此拥有了一种世界公民的视野。尤其是那些来自英国的女性壮游者，她们期望摆脱陈腐的典型英国式想法与偏见，谴责“目空一切、趾高气扬的不列颠岛屿性局限”，这种将英国与意大利进行文化对比的片段在书中比比皆是，读者自会感觉到英式傲慢与偏见在意大利的延伸与被质疑。
以流亡者为别名的拜伦在《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中早就树立了对他的本国人进行冷嘲热讽之典范，而与拜伦在意大利有多次深入交流的玛格丽特·布莱辛顿伯爵夫人发现，在意大利居住的一些本国人举止上还是带着一贯的偏见。
女性壮游者的旅行书写
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女性壮游者大多数都是笔耕不辍的，坚持将自己的旅游见闻以书信、日志、回忆录、游记、旅行手册、小说等形式记录下来，有些还为意大利画家作传，撰写艺术史。放眼18至19世纪的英国，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繁荣促成了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简·奥斯汀、玛丽·雪莱、勃朗特三姐妹、盖斯凯尔夫人、勃朗宁夫人、乔·治桑等一批女性作家闪耀于文坛，她们的很多作品在其生前就得到了读者的追捧，女性壮游作品的出现正是对这一文学现象的呼应。
与经典文学作品相比，这些壮游文学完全可以作为意大利的导览手册，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即使是德·斯塔尔夫人的小说《柯琳娜，或意大利》（1807）也被作为造访罗马的姑娘们必持的袖珍手册，因为她们要去目睹柯琳娜看过的一切。《壮游中的女性旅行者》还提到，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在其《罗德里克·赫德森》（Roderick Hudson，1875）中将《柯琳娜》设定为两位主人公的心灵向导，他们根据这本书规划自己的旅行。看起来，这部著作在当时要比她的《十年流亡记》更受欢迎。
不过，如果19世纪的游客们想得到更具体的旅行细节和指导意见，那就可以去参考玛丽安娜·斯塔克名噪一时的《欧陆旅行记》。从1800年到1828年，这位女作家对这部著作反复修改，因为她看到随着政治形势的快速变化，壮游者的人群也发生了鲜明的变化，也就是说从原先的以贵族阶级为主，到新兴的资产阶级逐渐成为主角。
《欧陆旅行记》中有很多文字涉及远游之人应当置办的物品和日常用具，包括背囊、行李、服装、药品、武器、钱币等信息，甚至还告诉人们应该如何驱除旅馆的臭虫与跳蚤，这些琐碎信息传统经典文学一般不会屑于去书写。这些新兴的阶级可能也不像贵族那样拥有私家马车和职业信使，因此他们需要提前了解公共交通工具、驿站分布和旅行价格，需要知道如何办理护照，获取领事推荐信、信用证。总之，《欧陆旅行记》可以为他们提供简洁有效的导览与旅程应对方法。
这些女性壮游者的作品在19世纪颇为畅销和广受欢迎，从而反驳了长期以来欧洲社会存在的偏见，即女性旅行写作要么被认为是乏味，要么被认为是谎话和不切实际的浪漫逸事。如今，再将这些壮游文学拿来作为欧洲旅行指南可能有些过时，而且限于这些著作在当代的流传和出版情况，我们并不都能有机会阅读到它们。但是，《壮游的女性旅行者》却将这些有情感、有智慧、有艺术品鉴能力、有同情心、有表达欲的女性旅行者一一呈现出来，尽管她们之中名字叫玛丽的都有五六位之多，不易将其分辨。
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中期，欧洲局势发生了一系列深刻而激烈的变动，这些女性却能秉持每一位成年妇女都有权参与壮游的信念，克服一切物理的、身体的、精神的、经济的困难去实现这一信念，并以自己的投入性书写成为精英旅游的最后代表。
为大众旅游让路
正如玛丽安娜·斯塔克所看到的，旅行群体的社会身份在不断发生变化，如果说她提供的旅行建议还主要是面向颇有经济实力的资产阶级，那么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伴随着铁路远途旅行的出现，平民旅游、大众旅游、团体旅游开始登场，壮游的女性旅行者们需要为其让路了。
正是基于对大众旅游的思考，学者约翰·厄里（John Urry，1946-2016）将“游客的凝视”（The Tourist Gaze）追溯到1840年，并认为正是在这个时候，“游客的凝视”成为西方现代性的核心要素。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小杜丽一家在意大利的旅游，我们会发现，一方面，他们作为实力雄厚的资产阶级，带了一个旅游仆从、两个男仆、两个女仆，配备了一辆大型旅游马车和一辆双轮马车，可谓阵容强大。心虚的老杜丽竭力效仿贵族风度，带着子女频频出入伯爵、侯爵府邸，将为两位小姐、一位年轻绅士的旅行教育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炫富旅游、社交旅游。
另一方面，受教育很少但心地纯良的小杜丽却懵懵懂懂地意识到，像他们这种只是跟在别人身后、说别人说过的话的从众式旅游让所有旅游者都成为“一堆自愿牺牲作为祭品的人”，当凡事都由旅游仆从与当地随从照料时，就像债务人被投进了监狱一般。
小杜丽在威尼斯、罗马等地的热闹旅游中竟然感受到了他们一家之前在马夏尔西监狱的境遇，狄更斯或许在用这种看似不可理解的类比告诉我们现代大众旅游的喧闹、走马观花以及深层的不自由、不自主，由此与壮游的女性旅行者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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