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 （ID：BooksAndFun），作者：徐鲁青，编辑：黄月、姜妍，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2世界杯赛事已经进展到最后的决赛阶段，除了牵动人心的比赛过程、一些出乎意料的比分结果，世界杯还引发了人们对一系列文化问题的探讨——足球越来越欧洲化了吗？这项运动变得越来越像资本与政客的游戏吗？从踢球人与看球人的心态里，我们可以看到怎样的身份认同？


在日前举办的“文史哲乱炖世界杯”系列圆桌活动中，刘思达、傅正、潘妮妮等来自社会学、传播学与政治学的学者，共同围绕着“世界杯、大国竞争与全球（后）现代性”展开讨论。他们的交流从足球多样性的消失、欧洲霸权的影响，延伸至球员与球迷的身份认知。


在圆桌中，许多嘉宾都强调，看球带来的纯粹乐趣难以被分析、被拆解。作为球迷，更愿意直接沉醉在竞技之美里，感受足球的迷人快感。但世界杯从来不只是关于足球本身，文化视角可以提供新的眼光，当绿茵梦醒，狂欢退去，我们更加理解了这项运动背后的复杂世界。


趋同的踢法，霸权的欧洲


早在20年前，著名的球迷记者加莱亚诺曾感叹，世界杯由欧洲的球队与裁判占领，南美的足球天才们尽数流失到西欧五大豪门联赛。相较彼时，本届世界杯上所体现的欧洲霸权更严重了。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法学院副教授刘思达认为，在近二十年里，不同球队的风格日益趋同，欧洲风格席卷世界所有地区，“欧洲对世界足球的霸权渗透到了每个队员对足球的理解，战术风格，这些东西都很难打破，除非在欧洲之外出现一个六大联赛。”


他回忆二十年前看比赛的感受，强队都拥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但现在每个球队都踢得一板一眼，“荷兰打防守反击，阿根廷如水银泻地般的小配合越来越少，每个球队都踢得很像，因为队员都在欧洲接受训练。”不管是阿根廷和巴西队的球员，还是今年进入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无一例外都是如此。


刘思达还提到博斯曼法案对足球队踢法趋同的影响，该法案认可欧盟球员有权在不支付任何转会费的情况下，到另外的欧盟国家踢球，并且废除了“外国运动员限制”的规定。自此之后，欧盟球员加速了流动，五大联赛风格差异也越来越小。


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傅正也谈及博斯曼法案对足球运动的影响，在资本和球员的流动几乎不受限制后，足球脱离了传统俱乐部模式，远离了地域文化和当地人群。“早先时期，欧洲的天主教、拉丁系球风，和新教国家有很大差别，现在所有的国家都差不多，地域文化对足球的影响越来越小。”


傅正举了巴塞罗那与皇家马德里两家俱乐部的例子，1899年，加泰罗尼亚地区已经有了自己的联赛，巴塞代表了加泰罗尼亚地区自治运动，皇马则是西班牙王权的象征，两个球队背后有完全相反的政治立场。


“今天他们都是同一个赞助商，巴塞已经很难说自己代表加泰罗尼亚地区了，球队与自己代表的人群越来越远。 ”傅正把博斯曼法案比做足球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球队的族群特点、阶级特点都已经不在了，最关键的是金主而不是你代表的人群。它和传统政治文化关联越来越小，体现的是金元腐败和门阀政治。” 


“金元足球”与欧洲霸权之间彼此加速影响，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潘妮妮提到了已经停办的洲际杯，该赛事曾经每年都组织欧洲和南美洲最强的俱乐部进行较量，经常有美洲冠军战胜欧洲冠军队，但现在，美洲球队在世界杯上越来越难以取胜。


如今，欧洲球队吸纳了大量其他地区的球员，以功能模式培养他们，“有点像殖民时代的分工”，潘妮妮谈到。“据说所有的小国球队都在练边锋，因为边锋年纪轻轻就能卖出去，还能获得很强的视觉效果，让金元足球的资本运作起来。”她认为这也是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打防守反击的原因，“优秀边路变多了，但这些很年轻的球员也在资本市场上被当作消耗品买卖。”


然而，潘妮妮怀疑能不能把当下足坛简单地称之为“欧洲化”，她认为顶级联赛、中东能源资本的进入、媒体和互联网的力量等都共同构成了新的足球形态，并同时冲击着欧洲对自身足球的认知。“在欧洲处于足球边缘的小国家，本国的青训体系，都已经开始慢慢适应大联赛的需求，很多的欧洲小国，比利时也好，北欧三国也好，在当年都是非常强的队，现在都已经被边缘化了。”曾经属于非洲和美洲的困境，如今也变成了欧洲内部小国的困境。


同一个世界杯，复杂的身份认同


为何不同地区的足球表现有如此大的差距？潘妮妮在发言中提及不同国家多态的足球文化：欧洲把足球看作生活方式、社区活动。在南美，足球是事业，是阶层上升的通道，足球还被当地黑帮深深影响，各个因素混合在一起共同造就了南美足球的样态。在亚洲，韩国足球被国家力量深深影响，日本的足球文化则深入学校教育，它们在二战时期开始就发展体校制度，足球是基础教育中最常见的课程。


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的足球传统，面对同一个世界杯时，激起的身份认同问题极其复杂。世界杯中很多球员虽然代表祖国出战，但本身也具有多重身份和国籍。布兰迪斯大学副教授王璞在活动中谈到，足球的政治里隐含着欧盟内部的政治，他举例今年世界杯第一轮小组赛瑞士对喀麦隆的例子，瑞士前锋恩博洛在射门进球之后，并没有展现出庆祝的举动。因为恩博洛出生在喀麦隆。很小的时候随家人到瑞士定居，17岁时才获得瑞士国籍。他曾和队友沟通，如果他在这场比赛中进了球，不要在球场上共同庆贺胜利。


傅正也发现，世界杯各个国家的归化球员越来越多，在法国夺得2018年世界杯时，脱口秀主持人崔娃有一句著名的调侃：非洲拿了世界杯冠军。傅正还例举了其他球员的例子：德国队的厄齐尔是土耳其裔，他和德国队许多外裔球星都拒绝唱德国国歌，在退出德国国家队的声明中他写道：“我有两颗心，一颗属于德国，一颗属于土耳其。”比利时队经常发生内讧，也和比利时国家的文化也有所联系——“一半是法语区，一半是荷兰语区，球员双方很难沟通，”傅正说。


不仅呈现了多重身份认同的拉扯，新的身份意识在世界杯期间也被重新唤醒。匹兹堡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丁悦观察到，在冷战时期，泛阿拉伯和泛非运动影响广泛，虽然冷战后这两个身份认同被认为消失了，但在世界杯期间似乎又重新出现。“当摩洛哥被誉为第一个进入世界杯半决赛的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时，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为它取胜感到非常开心。”相似地，一些中国球迷看到日本韩国打败欧洲队时也会感到骄傲，她认为，世界杯让我们意识到身份的多重性。 


丁悦还提到，足球里国族、帝国问题往往和性别相互作用。最近网上常出现一种说法：法国和摩洛哥是第一个在世界杯半决赛交锋的前殖民国和被殖民国。丁悦比较2011年和2015年两届女足世界杯决赛，虽然当时也有美国和日本对决的比赛，但却没有引发类似的评论。“一方面日本和美国的关系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殖民与被侵略者，另一方面，会不会因为我们对帝国的想象里都是男性而不是女性？ ”丁悦问道。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 （ID：BooksAndFun），作者：徐鲁青，编辑：黄月、姜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