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几乎全民都在“热身”迎接病毒的来访。人们对于病毒的态度从恐惧、抗拒到慢慢接受，这种巨大的转变背后，是国家宣传和社会动员说服能力的成功。这种“热身”行为包括积极普及防范的知识、防控政策的改变等，当然更多的是囤积N95口罩和各种退烧药。
但是问题也出现了，几乎每个地方都出现严重的布洛芬等有效退烧药的短缺。有的大城市还利用技术便利和信息优势，在小城市和小县城百姓反应过来之前，抢空了地方的退烧药，制造了资源掠夺和机会不平等现象。
布洛芬短缺现象暴露的两个问题
这个全民抢药的过程中，暴露了两个较大的问题：
一是，为何在这个重大的商机面前，各个厂家竟然看起来如梦初醒，市场机制大面积失灵？这是个机制问题。
二是，为何在这个人命关天的当口，那些走上了神坛的几种中药“神药”，竟然不是专家和百姓退烧的首选？这是个科学问题。
本文要讨论的是第一个问题：为何在这个重大的商业机遇和治病救人的需求面前，各大厂家竟然没有抓住第一波机会？从一些电商的表现看，一些进口的布洛芬正在冲开市场之门，以天价向内地市场涌入。
当然，以中国工业制造能力的强大，大家丝毫不用怀疑，这种短缺局面很快就会改善。就像2020年疫情爆发之初的口罩短缺那样，全球一罩难求，最后还不是依靠我们这个“东方大国”隆隆地开动制造业机器，给不少国家雪中送炭送去了战略支援。
但是这次短缺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2020年的疫情爆发是一种猝不及防的短兵相接，物资一时短缺在所难免，而这次布洛芬短缺，却是在疫情三年之后才爆发的问题，而且国内外关于奥密克戎感染后的身体反应明摆在那里，因此，这次的市场短缺，需要好好考虑，是不是一种专家机制失灵和预判失败的问题？
也就是说，这个短缺问题的背后，本质是专家群体和各类智库的研判或者研判机制、或者市场机制出了问题。这个才是需要大家思考探讨的问题。
我们此前已经知道，国内一些专家对于不少国际国内大事件的爆发和走向出现了误判，成为一个显著的现象。我们也需要就此探讨一下，眼下这个布洛芬短缺现象，是不是专家群体的又一次误判？
归根到底是专家建言机制出了问题
有人会说，这个是怪不得厂家的，因为疫情严格封控三年，很多感冒药都被严格管理，再加普遍戴口罩导致感冒患者减少，很多类似药品生产厂家都已经停止生产线，甚至破产了，当然面临这个机遇也就有心无力、回天无力了。
从一些媒体的采访调研看，国内有500多家有生产布洛芬资质的厂家，正如一些厂家说，市场爆发得太突然了，因此即使加班加点生产，还是供不应求。再加在疫情之前，退烧药本来市场就不大，一年也就是20多亿的市场，一般厂家确实很难生产太多。
短缺问题现在看不能怪企业反应太慢。在疫情期间，和疫情或感冒的相关药品出售严重受限，反馈到生产线，那就只能减产或者停产。但是很多药品受限的根源，是相关部门决策的结果。在今天，相关部门的决策是经常性地受到专家群体和研究机构的影响的，尤其在疫情这个相当专业性的领域里，官员几乎没办法独立拍脑袋决策。所以，布洛芬等药品的短缺，依然可以回溯到专家研判失灵的根子上来。由于形势发展过快，放开过于突然，专家和决策层没有预判到布洛芬需求大增的局面，从而出现研判和预判的失灵。
对这个问题尚未有明显说法的时候，我们提出如下三种设想，来解释专家群体为何没有提前设想到放开之后的市场需求？
一是过于相信中药的“去热解毒”的功效而导致误判。由于一些中药长期以来的功效就定位于祛热解毒，因此不光群众相信发烧不是个大问题，就是专家也相信以中医的疗效，应对感染后的发烧应该不是问题，因此，不少中药也进入了卫健委推荐的常用药的行列。但是未料在临床一线和感染高烧一个回合下来，那些神药都败下阵来，只有几款西药才能派上用场发挥疗效。
如果这个设想是真的，那就意味着神药已经走下神坛，它们就是普通的中药而已，我们对于中药的看法，要建立在一个科学理性的临床基础之上，而绝不能出于保护传统文化的热情而过高评价它。对于中医，最好的做法是对症下药。
最不好的一种可能性，就是相关中药的利益集团绑架了决策，让决策者认为一些神药能够解决感染的高烧问题，从而放松了其它药品如布洛芬的预防性生产。如果这也是真的，那将是一个教训，意味着决策层需要对于利益游说集团抱以警惕，也有利于更理性地评价诸多药物的效果。
二是专家群体出于各种顾虑，而出现“不敢研判”“不敢思想”的现象，专家机制停摆，思想被禁锢。或许这是一个可能性更大的问题，而且也是更严重的问题。
是不是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感染后的用药问题？显然不是。在此前的不少微信群里面，人们老早就注意到一个观点，那就是在疫苗和核酸之后，最赚钱的还是治疗感染的药物，很多人提醒股民要关注这些药物的股价等。市场是敏感的，肯定已经有人提前作出布局，但是市场在疫情期间又是受到管控的，因此市场的最终走向，还是掌握在专家群体和决策者手里。
但是由于专家受到各地“一刀切”“层层加码”现象的影响，对于放开之后的政策措施不太敢提，远离是非，明哲保身，反正专家不为最后决策承担后果，因此这个事情也就耽搁下来了。结果一旦放开，猝不及防就和疫情打了一个“遭遇战”，药品供应显著不足。
三是专家已经写了内参报告并且提交了上去，但是不为相关领导重视，从而耽误了决策。或者相关部门也已经搜集了网络上面的舆情和民间看法，但是也未被采纳。
我们在长期的智库工作中，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智库最重要的工作往往不是出点子和写决策咨询报告，而是“说服领导”。那就是有了观点之后，如何让领导接受你的观点，并化作现实的政策措施？
如果有了“金点子”，但是未能说服领导接受，那和有没有金点子，其实区别不大，本身是一种专家机制和智库的失败。这在当下，是个政府和智库专家如何实现良性互动问题。
无论是不是上面三种情形，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就是，在群众需要买药的时候，市场未能实现有效供应。这种短缺导致了相当大的网络舆情和社会情绪，很多百姓陷入焦虑担忧，甚至有人认为政府没有深思熟虑就大举放开，才导致今天的无药可用的结果，还有的希望政府有责任再次将群众保护起来，回到严格封控的老路子。
这个教训本质是个“言说氛围”的问题
上述的事实告诉我们，眼下关于疫情的研判机制，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是失灵了、误判了，才导致了这样的后果。如果否认这一点，是对不起现实的，也是很难为今后更好工作总结经验教训。
出现这个结果，更需要吸取教训的是“相关部门”。他们处于决策层和专家智库之间，本职工作就是搜集整理专家观点和舆情观点，提交决策层以供决策之用。他们是在决策和专家之间的“二传手”，一旦失误，就会失分。
更重要的是，我们整个社会还需要创造某种畅通机制和自由氛围，让专家群体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敢于说、自由地说和负责任地说，否则在关键的时候，专家群体噤若寒蝉、一片喑哑，这就会把必须及时拍板做决策的负责人推到悬崖边，搞不好就带着大家跳火坑。
基本上，一个敢说、能说的专家群体的存在，即便说错了话、给出了错误的建议，在客观效果上也大大胜于一个聪明智慧、但是还要小心翼翼地看领导脸色的智囊群体。后者其实不是真正的智囊群体，只是习惯于解读领导讲话，只会“马后炮”。
结合近期不少专家因为在放开前后的言论大相径庭，一先一后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因而被群众嘲笑为“变异速度超过病毒”的现象，我们可以给出这样的说法：不应将之简单地归咎为专家群体的察言观色和善于逢迎的品质问题，而应该反思他们所处的氛围是不是良性的、是不是有利于他们专业直言的。
如果我们没有由此吸取足够的教训，当下一次的风险事件再次降临的时候，我们社会注定还会再一次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