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是高福利国家，被誉为“拥有全球最公平的医保和医疗体系”。这个1000多万人口的北欧国家在新冠疫情中的“表现”，为全球抗疫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参照。
当新冠冲击全球，各国开始实施程度不一的封闭政策时，瑞典选择了常态化管控。其做法一度引发激烈争议，但瑞典扛住了，挺过来了。
最新调查表明，在疫情最严重的头两年（2020、2021），瑞典的“超额死亡总数”在11个发达国家中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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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瑞典实验”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封闭。
政府通过公共卫生建议来实施防控目标，公民则主动配合，自觉参与了社会隔离。
疫情到来后，政府鼓励大家尽可能在家工作，尽可能不要出门旅行，还对70岁以上的老人提出忠告，要求他们减少或取消社会活动，避免社会接触。
政府还要求所有有症状的人自觉实施自我隔离，以避免医疗系统不堪重负。
在第一波疫情中，瑞典甚至没有鼓励公众戴口罩，只是在疫情变得更严重时，才提出了这一建议。
随着病例数量的激增，政府增加了一些限制，比如在2020年3月，将大型活动的人数限制在50人以内；在2020年11月开始限制8人以上的活动，禁止探访养老院，并关闭了高中。
然而，九年制的中小学在整个疫情期间直到今天，一直维持正常运行。
瑞典人在新冠疫情期间按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要求，调整了日常生活。
在瑞典公共卫生局2020年春季的一项调查中，超过80%的瑞典人表示，他们已经调整了自己的行为，例如闭门谢客，避免聚集，尽量少乘坐公共交通和在家工作等。瑞典人在疫情流行期间还大幅减少了旅行。
瑞典宽松的做法也曾引发激烈争议。
2020年春季，当新冠死亡率高企，瑞典一度成为世界上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瑞典死于疫情的人中，几乎90%是70岁或70岁以上的老人。这些人中有一半住在养老院或老年护理中心，只有不到30%的人住在自己家中并接受家庭护理服务。
瑞典22位科学家据此在《每日新闻》上联名发表了公开信，以养老院的高死亡率来指责开放政策的失败。
根据瑞典隆德大学遗传流行病学家保罗-弗兰克斯（Paul Franks）的说法，瑞典最初10万居民中的死亡人数达到了17.3，在全世界排名第10。比率远远高过邻国丹麦（6.4）、挪威（3.4）和芬兰（2.6）相比。
但是，斯德哥尔摩等大城市的感染和死亡人数随后便迅速下降。
截至2021年5月4日，这个北欧国家保持了3.7%的人口感染率，低于那些实行严格封闭的国家，如意大利（4.6%）、英国（5.1%）、西班牙（5.5%）和比利时（8%），其感染者的死亡率排在第八位。
弗兰克斯因此认为："在有效的治疗方法或疫苗问世之前，选择封锁的国家和采取更自由的遏制策略的国家，最终的死亡负担可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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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欧洲国家今年开始运用新的死亡率统计方式，即超额死亡率（excess mortality）来分析时，发现瑞典是11个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没有超额死亡的国家。
超额死亡率是指，如果一个国家在疫情前平均每年有100万人死亡，但在2020年有130万人死亡，那么超额死亡率就是30%。
这也就是说，瑞典出现了一些因感染新冠而亡的病例，但这个国家总体的年死亡率并没有超过疫情前。
超额死亡率是一个明智客观的标准。它包括所有死亡，无论是冠状病毒，还是冠状病毒的间接影响（如心脏病等基础病），或是封闭造成。它还消除了国家之间潜在的管理、人口、年龄等差异问题，可以直接看出新冠是否真的造成了死亡率增加，而这些死亡又是怎样造成的。
即使是老年人，瑞典2020年的额外死亡率也低于美国、比利时、瑞士、英国、荷兰、奥地利和法国。
在7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11国中，只有加拿大、德国和澳大利亚的发病率低于瑞典。这可能与瑞典在开始时没有限制对养老院的访问相关。
根据2021年的一份研究，尽管瑞典九年制学校一直保持正常的教学，但这个年龄段的儿童中的冠状病毒死亡率是零。少数族裔和偏远地区居民在及时得到救治方面也没有出现更多差异。这得益于瑞典长期以来重视弱势群体的医疗体制。
瑞典坚持中小学不停课的决策得到了回报。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与其他很多欧洲国家相比，瑞典中小学生的学习损失最小，几乎没受什么影响。这将在今后数年甚至十多年中显露出优势。
2021年9月，瑞典政府就宣布取消其余大部分限制，理由是16岁及以上人群的疫苗接种率达到70%。
瑞典科罗纳委员会在对疫情的最终报告中得出结论，如果在疫情早期采取某些更严厉的措施，例如对从高风险地区返回的人实施检疫和隔离，会更有效地阻止疫情传播。但是，该委员会明确表示，不采取封闭政策，尤其是中小学不停课，从根本上说是合理的。
当然，瑞典需要进一步改善对养老院的管理，提升其设备和医护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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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的做法有其独特的人口结构、分布、受教育水平以及地理气候等原因，并非是其他国家能够照搬的。但是，通过瑞典的防疫经验，我们可以更充分地理解科学决策的重要性，了解一个更公平、合理的福利体制，尤其是医保体制，是怎样影响政府与公民关系的。
英国帝国学院的调查发现，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瑞典的防疫权一直掌握在公共卫生局的专家手中，这次主要是由流行病学家安德斯-泰格内尔负责。他本人是瑞典不封闭政策的策划者。
泰格内尔坚持认为，应对这场疫情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一场短跑，相关措施必须是长期可持续的。
瑞典媒体分析，专家做出这一判断但没有明说的理由是，在没有有效方法治疗患者时，封闭不可能是长期的。开放当然会经历冲击，但会更早地实现“群体免疫力”。
瑞典专家对长期以来建立的公平、合理的医疗体系有基本的信心。而且，他们还认为，控制疫情重要，确保经济、学校和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转同样也很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在《自然》杂志的一次采访中，泰格内尔说：“封闭某个区域，或关闭边界——在我看来，是没有任何历史科学依据的”，“在欧洲，没有任何地方能大大减缓蔓延的速度”。
根据乌普萨拉大学的研究，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自愿居家隔离，这个数字在其他国家可能很难达到。
重要的是，老年人对政府决策的支持率一直较高，并不仅仅是反映了这一群体对政府的信任。有研究认为，长期的中立经验使更多的瑞典人在危险到来时，宁可选择”回避“与”自我封闭“。在瑞典，人们对国防的集体责任的认识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由社民党长期努力建立的全民医保和公平的福利体制也培育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任，而且增加了整个社会的互信，包括对他人的信任。疫情期间，大多数瑞典人不仅自愿遵守当局的建议，而且他们也相信别人也会遵守。
调查同时认为，这种自愿防疫的方法并不是在所有国家都会有效，之所以在瑞典有效，是因为公众长期以来对当局一直保持着高度的信任，倾向于遵守公共卫生的建议。
瑞典经验告诉我们，防疫的有效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与时俱进、不脱离实情的科学决策，同时也取决于长期建立的、公平合理的，且能让最广大人群共同受益的医疗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