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水中学搞起了改革,他们想要通过改革,“破除教学上存在的超限现象、内卷现象、短视现象以及不规范现象”。

但家长们不同意了。他们认为,高考看的是分数,“不让孩子卷的人,是坏了良心”。

在衡水中学,时间是按分钟计的,哪怕是网课。按照高二学生褚文杰的日程表,早上6点就得起床,用15分钟洗漱、整理内务,班委会在6:15发起钉钉;早读到7点钟,吃完早饭、再收拾下,8点上课;一直上到晚上10点。全天有10节课,外加3节晚自习。

但褚文杰的父母发现儿子最近有点儿不对劲——他每天都会抽时间去跳绳或做俯卧撑。对一个衡中学生来说,这简直算得上忤逆。父母有些着急,他们以为儿子早恋了,才突然学着保持身材。接下来的几天,更“大逆不道”的事发生了——母亲买菜回来,褚文杰突然冲进厨房,说要跟着妈妈学做饭。

“我的好儿子呀,你是衡中学生,怎么能干家务呢”,妈妈说出这句话时,眼泪差点流出来,她觉得儿子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难事。褚文杰解释,没那么严重,只是学校最近在搞素质教育,让他们不能只做书呆子。说完,他赶紧催妈妈教他做饭,说是得把成品发给老师,做好了会发到学校官网上。

褚文杰17岁了,在此之前,他除了泡面,什么饭都不会做。但他从小学习就好,父母为了让他安心读书,几乎替他包办了所有事情。褚文杰也不负众望,初中毕业后,他进入了“衡中系”。所谓“衡中系”,是衡水中学除本部外,在当地还有三个衡中内核的校区。这三个校区主要招收外地学生,褚文杰就在其中一所。



褚家人知道,能在这里读书的孩子,一只脚已迈进了清华或北大。

上高一时,褚文杰觉得跟父母多说句话都是浪费时间。可自从上了高二,尤其是最近因疫情回家上网课后,他竟有了闲暇,不光跳操、做饭,甚至关注起世界杯。

沉默许久的父亲褚伟终于忍不住了,“你上的还是衡中吗,大家不搞竞争了?”

“当然是!只不过现在学校要反对内卷,以前那套模式可能不好用了。”

褚伟更来气了,“衡中是靠卷上位的,没有卷,哪有衡中今天的成果。”

但他阻拦不了。褚文杰说了,“如果阻拦,就是阻拦学校改革”。最后,母亲教他做了西红柿炒鸡蛋,父亲用手机拍下这一幕,褚文杰将烹饪过程发给班主任。

这次素质教育活动完美落幕。

“可高考看的是分数”

从11月下旬接到儿子电话那刻开始,褚伟就一直窝着火。

“学校要暂时放假了,赶紧来接我,所有学生都得离校。”电话里,儿子说。褚伟很意外,他联系班主任,确定不是假消息后,马上从邢台市驱车赶往160多公里外的衡水市。

沿着邢衡高速一路行驶,他越想越不高兴,“开学才没多久,学校何必这么折腾呢”。大约用了两个小时,他到了学校指定的冀州南出口南行一点儿的位置。

回家路上,褚文杰说,衡水所有学校都放假了,具体开学时间还不清楚,这段时间只能上网课。说起网课,褚伟就来气,“我们就是冲着衡中模式去的,在家上课算什么?”



所谓“衡中模式”,是该校为适应高考制度形成的一种应试教育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衡中像是一台庞大的机器,学生们的学习,甚至吃饭、睡觉都被精确到分,终日处于备战氛围和题海战术中,不停运转。一位曾经专门到衡中取经、学习“衡中模式”的老师接受媒体采访时描述,在衡中,他“感受到学生们都有一种强烈的目的性。他们不管去任何地方,都是用跑的。你在校园里,根本看不到散步的那种步伐”。

“我当然知道这会让孩子失去创造力,可高考看的是分数。”在褚伟看来,衡中就是通往名校的最佳路径,儿子也会因此飞黄腾达。他还有点小自私——每次有人问儿子在哪儿读书,他说出衡中后,对方都会羡慕半天。在他的固有观念里,衡中学生就应该最刻苦、最内卷,否则就失去了衡中模式的意义。

但不可否认,衡中确实要改革了。11月17日,学校官网发文介绍了新一轮教学改革进展。在其自述的语境里,他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破除教学上存在的超限现象、内卷现象、短视现象以及不规范现象”。

那么,这些问题具体指向是什么呢?一位在职的衡中老师说,超限可能是布置作业太多了,内卷就是把学生逼得太紧了,“至于短视现象什么的,我确实不明白,感觉像互联网大厂黑话。”这位老师称,校领导非常重视,近期每次开会都要谈改革,但到底怎么改,大家都还没有个具体概念。

按照学校的愿景,各学科、各级部、各处室都要围绕教学改革组织月公开课、学科论坛、学科文化节、优质课比赛、青年教师微课比赛等教学活动,引导广大教师转变观念,行动起来,迈开步子,做出改变。

作为具体执行者,这位受访老师说,自己的感触还不是特别深,“但很多课改实验教师都开始走纯素养教学了,如果学案作业布置多了、难了,是要挨批评的。”

对回家上网课的学生来说,这段时间,学校除了组织他们学做饭,还搞了几场体育运动,高一2部甚至开展了个最美书桌评选活动。褚文杰喜欢这种改变,可当固有的“衡中模式”逐渐被打破,父母明显不乐意了,而这种不满情绪也在更多家长间传染起来。



“我们就是要孩子考高分,只要高考不改革,衡中就不能搞改革。”一个高二学生的家长认为,“内卷才是正能量,不让孩子卷的人,才是坏了良心”。

“我要上清华,我要上北大”

田亮就在衡中“卷”了三年。作为褚文杰的学长,他离开衡中两年了,目前正在成都一所学校读大二。现在想起高中那三年,他心里还是“一揪一揪的”。

田亮也不是衡水本地人,因为中考成绩好,2018年被“掐尖”到“衡中系”的校区。那年8月份一个上午,父母开车将他送到学校时,他就开始被窒息笼罩着。办入学手续时,他听到后面一位家长对孩子说:“这三年不要压力太大,考不上清华,咱上北大,实在不行去浙大或上交大”。那一刻,田亮意识到,未来三年,自己与“大”字过不去了。

入学那天,他和很多同学一样,在学校外墙上对着一张张喜报惊叹——上面的师哥师姐都考入了名校,他梦想三年后,自己的名字能这样被人瞻仰。

可田亮很快失去了自信,打击首先来自学号。他说自己读初中时,在年级成绩从未下过前5名,中考还考了全校第三。而衡中对新生恰好是按中考成绩给学号的,最终他的学号排到了50以后,而他所在的班一共才70多人。他后来又得知,自己的中考成绩放在整个年级的话,排在1000名以后了。

之后三年,田亮继续被学号绑架着——学校会通过各种考试成绩,随时调整学号,号码越小,成绩越好。田亮的学号,最小时也才三十几。“别人一看你学号,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在他看来,学号就是摆在每个学生面前的生死标签。

除了学号,衡中的分班制度也让他窒息。每学年,学生们会根据成绩分一次班,成绩好的学生慢慢都聚到一个班。于是,就形成了衡中特有的“清北班”。这种班里的孩子,在老师重点培养下,会成为名校的种子选手。

在衡中,效率是第一要求。每天早上,田亮都会在5:30准时起床,当他小跑到操场后,已经有一大片同学在那里读英语、背古文或者理科公式。也有些睡眼惺忪的同学,握起拳头坚定说着,“我要上清华”“我要上北大”——“做一匹最有状态的黑马”,“我傲立九天之上,恨不能万世为王”,“进清华,和主席总理称兄道弟;入北大,与大家巨匠论道谈经”,在衡中一次次的誓师大会和日常洗脑中,这些口号被一股脑塞进了学生们的大脑。

衡中的跑操也一直很有特色。每次晨跑,会有人做操前动员——通过演讲的形式,对大家进行激励教育。比如,有老师朗读毛泽东诗词,每念一首做个总结,让同学们从诗词中自省,保持高考自信;还有老师通过激情演说让同学们“相信相信的力量”,诸如此类的动员,时不时出现在跑操前。跑操过程中,所有人都紧紧贴在一起,高喊着口号,旁边会有专人为跑操整齐度、声音宏亮度打分。哪个班一周排名靠后,未来一周就得多跑。

跑操过后是早读,接着是早饭,8点上课,上午4节课几乎无缝衔接。接下来是午饭、午休,下午再来4节课,其间有20分钟课外活动时间。晚饭过后看新闻,再连上三节晚自习。晚上10点多,才能走出教室,洗漱、睡觉。

田亮记得,按照学校规定,一周才能洗一次澡。而他为了学习,曾连续5周没洗澡。

那三年,压力是全方位的。除了前述细节,学校每星期的最后一节课是班课,班课不做别的,多是老师在输入价值——从人生到梦想,从过去到未来,大多听上去有些虚无,但落点总会回到学习,回到高考失败,人生就会完败。



每次班课上完,田亮总感觉前途一片渺茫,自己完全就是Loser(失败者)。但他不敢放松,因为学校每周有一次周测,每月有一次月考,老师不仅会将成绩单贴到门上,还会在班里大声念出每个学生的成绩。

各班之间会搞排名,排到后面的班级得做总结、检讨。甚至每个科目的老师也得排名,成绩不佳者得多值班、晚回家。

受罚的老师自然不甘心,有人偶尔会把压力带给学生。“耍情绪、发脾气是常有的。”田亮发现,有的老师是真为成绩伤心,有人则是纯报复。面对老师的报复,大多学生早学会了逆来顺受,但也有人私下会做些小动作,比如破坏学校水龙头或在厕所墙上涂鸦骂老师。

可学校纪律太严了,稍有不慎就会违反校规。这些规矩包括,课间不允许喧哗、随意走动,自习课有人进教室的话,不许抬头看。晚上熄灯后不能再上厕所。甚至睡觉前和同学聊天、在宿舍走动、在床上坐一会儿、裸睡等都不可以。

“老师说,是保证我们的睡眠时间。”田亮说,衡中的时间管理简直做到了极致,不仅上厕所要跑着去,一顿饭也只能吃15分钟——其中还包括打饭时间。

为了赶时间学习,他连吞带咽就能对付一顿。他也因此落下了慢性胃病。即便上大学后,还是改不了吃饭狼吐虎咽的习惯。

关于衡中的吃饭问题,有个故事时常被提起。故事主人公是前几年的河北省文科状元。大家都知道,这位同学每天早上只吃包子,从食堂开始吃,到教室前结束。如果没吃完,就直接把包子扔掉,然后开始学习。

凭着这股韧劲儿,他连续五次考取年级第一,高考考了706分,总分和文综分数均刷新了河北省高考记录,最后上了清华大学。

“改革的牺牲品”

高考成绩带来的光环塑造着一个又一个的衡中神话。在衡中复读过一年的何俊毕业后再回看这些,觉得学校本身没什么问题,老师讲课讲得也非常好,只不过是铁腕的管理方式和学习模式饱受诟病罢了。

何俊说,在衡中复读那一年的压力,比之前的高中三年都要大。

现在他在一所军事院校读大二,经过了衡中洗礼,他反倒觉得军校还要轻松不少。

2020年,何俊第一次高考,考了不到550分。这个成绩原本也能让他上个普通本科,但父母和他都不甘心,最终决定在网上报名衡中的复读班。

一开始,何俊觉得自己的高考成绩还可以,但衡中录取电话一直没打来。他给招生办打电话,对方只说,衡中的复读也是按成绩录取的,叫他继续等着。等待过程中,何俊意识到,学校之所以录取慢,是因为自己的成绩一般。等了一段时间后,他终于被衡中录取。

复读班也有军训。军训时,何俊总觉得老师用有色眼镜看他们这些复读的同学,动不动就说,“如果不行,赶紧出局”“看看你们的同学,再看看你”。再后来,他也的确感受了自己与衡中应届生的差距,“我都读过一次高三了,成绩还远不及人家。每次考试,在全校成绩从未进过1000名。”

复读班作息也全部按照衡中规矩来——学校每周六只让学生休息40分钟,高三学生一个月休一次假,高一、高二有时可两三周休一次。但无论何时休假,每次最多只能休息24小时。所以,一到休息日,学校周边数公里之内的宾馆、饭店,全是外地赶过来看孩子的家长。也有很多家长选择租住在衡中附近,好让孩子随叫随到。

住在校外的家长甚至会和孩子同步起床,站在围栏外面远远看着孩子跑操。前不久,一位衡中学生的母亲,早上6点多就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衡中学生的跑操视频,标题是《孩子们新的一天开始了》。

陪读家长们大多没什么事,他们守在这个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级市,要做的就是等孩子休息时,与他们相处24小时。而每到这一天,更多的家长则是拖着疲惫的身躯,从外地匆匆而来,再带着希望匆匆而去。

何俊对衡中的“梦想教育”印象颇深。这是专门给高三学生举办的名校进校园活动,简单来说,就是各个大学来衡中宣讲,打鸡血。

到衡中的每所名校都能分到一间教室搞宣讲,而像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一般会在大一些报告厅。所谓宣讲,就是给台下的同学讲本校历史、特色、学科、生活等,再发些学校的明信片,这相当于给了备考学子们一根“胡萝卜”,让他们为之努力。

这些年由于疫情,一些名校把这种活动放到了网上。2022年高考前几天,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就给衡中学子做了一场主题为《计算思维与哈工大人才培养》的云上科普主题团课。

对非复读班学生来说,类似教育从高二就开始了。一位衡中学子说,一上高二,每个同学都要明确自己要上哪所大学,并要朝着这所学校的录取分努力,“很多老师会让学生在月考前写下目标分数,如果没有达到会挨批评。”

“其实,我在衡中学会了很多,比如专注、刻苦和拼搏。”何俊说,不好的地方就是,自己的思维被固化了,且变得很偏执。拿他本人来说,上大学后,各科成绩都很好,但缺乏创新与社交能力,脸上总挂着年轻人不该有的踌躇。

最近,何俊也注意到了衡中搞改革的新闻,但他不看好。他觉得,衡中模式完全迎合了高考制度:“很多家长也是奔着这个让孩子去的,素质教育说得很好,可高考可只看分数呀。”

但他也知道,衡中的改革必须得搞,“毕竟是教育部让高中减量提质的。”

何俊口中这个信息,来源于2022年1月10日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质量评价指南》,其要求“着力克服普通高中办学中‘唯分数、唯升学’倾向,切实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加快建立以发展素质教育为导向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质量评价体系”。

这份“意见”还特别指出,高中学校不能给年级、班级、教师下达升学指标,不将升学率与教师评优评先及职称晋升挂钩,不公布、不宣传、不炒作高考“状元”和升学率。

这一切,似乎是为衡中这样的超级中学量身打造的。

这一大背景下,衡中的改革慢慢展开。但大搞改革的同时,衡中也表示:“教学改革不是教学革命,不是颠覆过去,而是守正创新,改革的过程是教育回归本真的过程,是学校管理不断完善、提升的过程,也是教师不断发展、成长的过程。”



“希望学校别整虚的,成绩才是第一位,我们可不想做改革的牺牲品!”褚伟说。

他的儿子褚文杰最近又有些焦躁了——11月27日至30日举办的“第36届全国中学生化学奥林匹克竞赛决赛”上,衡中学生共夺得了12枚金牌(河北省一共13枚)与8枚银牌,其中6人进入国家集训队,并获清华、北大的保送资格。

学校把这个消息发到官网后,很多正在鏖战网课的学生开始羡慕保送者。“这是反对内卷吗?还是在制造内卷呀。”褚文杰对父亲抱怨,他有些不太高兴。

褚伟反倒笑了,“无论搞什么改革,成绩才是硬道理,你们就应该像前辈们一样卷起来。”

相关报道:衡水中学反内卷被家长怼“坏了良心”,问题出在哪


据媒体报道,最近衡水中学搞起了改革,旨在“破除教学上存在的超限现象、内卷现象、短视现象以及不规范现象”。但家长们不同意了,他们认为,高考看的是分数,“不让孩子卷的人,是坏了良心”。

学校反内卷,反而被家长指责“坏了良心”,这听起来有些不可理喻,但家长们的这种心态其实并不奇怪。在他们看来,只要高考还是以文化课为主,考核方式还是以卷面成绩为主,考试内容还是以试题为主,那么为了考上一所好大学,首要任务依然是刷题和提分,也就是“卷”。

所以,单纯地劝家长调整心态,配合教育部门的改革,向着素质教育的方式转变,作用始终是有限的。关键还是要改变最终的评价体系,而如何将素质教育真正纳入最终考核,再说直白一点,如何将学生的综合素质体现在高考成绩上,不再唯分数和名次,有待教育部门的进一步改革。

报道提到了衡中一位高二学生褚文杰的例子,其父母发现儿子最近有点儿不对劲——每天都会抽时间去跳绳或做俯卧撑;甚至当母亲买菜回来,褚文杰突然冲进厨房,说要跟着妈妈学做饭。这两处“反常”的表现,其实恰恰对应了近些年一些较为显见的教育改革政策。



早在2020年9月,在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就曾强调,将来体育课也必须布置作业,要把文化课的作业减下来,体育课作业加上去。而在2019年底,云南省教育厅就已经率先出台意见,提出“中考体育与语文、数学、英语并列100分”。

今年5月,教育部正式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将劳动从原来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完全独立出来,随后,#教育部要求9月起中小学生要学煮饭#冲上热搜第一。可以看出,近年来,整个国家层面在推进素质教育的工作中,态度都是十分坚决的,政策也是一波接一波、充分而具有持续性。

不过,综合来看,素质教育的推进多是在义务教育阶段,体育课,甚至音乐、美术、劳动课程逐渐被正名,在中小学的教育大纲和实际教学中,也逐渐取得了自己的位置。但是具体到高中这一从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过度的阶段,素质教育的改革还稍显迟钝和不足。

而从教育发展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的角度来讲,也总不能让孩子在中小学阶段有足够的体育课、艺术课、劳动课及其考核,到了高中又搁置了,这种断层显然不符合推进素质教育的初衷,也无法达到最终的育人目的。如果素质教育的开展不具有各学段的覆盖性,那么就是前功尽弃,最终又沦为形式主义。



报道中还有一个细节:褚文杰17岁了,除了泡面,什么饭都不会做;因为从小学习就好,父母为了让他安心读书,几乎替他包办了所有事情。这显然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等到考入大学或者步入社会,各种弊端和困难可能就会暴露出来。

所以,家长们还是要摒弃“除了学习,你什么都不用做”的教育思路,毕竟,人生不只有一场高考。而曾经以“高考工厂”闻名的衡水中学,也不该成为素质教育的禁区。不仅是衡中,全国所有地方的高中教育,都应持续向着素质教育的方向转变。

当然,也有很多人喜欢衡水模式,其积极的地方在于向孩子们传递一种积极进取、奋力拼搏、坚持不懈的精神品质,我们应该取其神而去其形。如果曾经的“应试卷王”能够在素质教育上先卷起来,把这种精神用在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上,那未必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