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我是马盖先（ID：macgyverbook），作者：我是马盖先，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基隆是台湾知名的港口城市之一，基隆码头更被视为“不夜码头”：货船与货车在不断往来，夜幕降临，数十只大大小小的货船亮起船灯，码头顿时“红透半边天”。在那个年代，在基隆港口当工人，是一件颇为骄傲的事。工人有较优渥的报酬，手持重金，是那个时代神色飞扬的劳动者。
2014年冬，我步行于基隆码头，基隆仍是台湾第二大港口，周围寂静，偶然的声音来自一台货柜车，驶离时发出尖锐的金属擦撞声，声响消逝后，只有几名码头工人。他们用“死港”形容如今的基隆。这是稍显沉寂的出海港口，也是单色调的。
台湾经济腾飞后的四十年间，基隆港口和码头工人经历了什么？
2016年，《静寂工人：码头的日与夜》一书出版。
作者魏明毅曾于台湾清华大学就读人类学，该书由她的硕士论文改编而来。《静寂工人》以基隆二十多名码头工人的叙事和码头民族志，分析新自由主义浪潮席卷前后，基隆码头的历史兴衰和码头工人的阶层跌落，2017年获金鼎奖非文学图书奖。
终于在2022年10月，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引进并出版了简体版。在学术与公共性等因素影响下，该出品方曾推动数部书写底层劳动者的书籍出版，如今年出版皮村文学小组的作品集《劳动者的星辰》，也有从劳工史切入的社科书籍《白人的工资：种族与美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那么，这群曾在这座国际知名海港打拼的码头工人经历着什么样的历史变迁？他们如何从颇具尊严的劳动者，“跌落”为社会底层？
工人变“头家”：男性工人的黄金时代
基隆地处台湾北端与东北端的交汇处，在日本殖民时期，是日本与南部贸易的转运港。基隆海港凭借地理优势和日本的既有开发，一度跃升为国际大港，在全球分工与运输体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那时的基隆港，没有大型机械，来到港口的货物，主要靠人力搬抬装卸。在这个背景下，码头工人应运而生。
当时，码头的装卸工作由港务局委托工会承揽，由工会负责招募与安排人力，班队长负责工资分发。为了更好的保证人力，工会发展了两套人力模式。
第一种是“拿牌仔”，也就是雇用已经加入工会的正式工人。这些工人每人都有印着个人姓名的名牌，这张通行证还能转化为经济资本，比如有需要时可以拿着名牌作为担保借贷，总之，这群工人享有高薪和多种福利。“拿牌仔”等同于铁饭碗，还能挑选较轻松的活。
第二种是“没牌仔”，即非正式工人。他们是临时工人、散工，没有保障、没有福利、钱又较少，“工重酬薄”。他们会被分派粗重的工作，例如搬运糖或盐巴，多由“没牌仔”来做。
非正式工人当然对此感到不满，最终在1972年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抗争。结果是，1200多名散工晋升为有牌的正式工人。
随后进入1980年代，码头的搬运与装卸工具逐渐机械化，承担了多数依靠劳力的装卸工作后，工作量顿时骤降，但工资不变，于是，一些工人决定自己当起“头家”（在台语是“老板”的意思），聘雇工人代班，而自己在外兼差、投资股票，以每月四六开或三七开的方式分帐。
同时，随着越来越多国际货柜轮船到达基隆港口，货车司机这一群体也开始出现。这些货柜车又分为公司车和契约车，前者司机是公司聘雇的员工，车属于公司所有；后者本身即是头家，车属于自己所有，透过一般公司在外接单。
“工人小头家”和“货车司机”群体的出现，代表着彼时正值男性工人的黄金年代：口袋溢满钞票，拥有高收入，保有高尊严。
然而，随着全球市场的变迁，这场专属于码头工人群体“黄金年代”开始有了灰暗的色调。
阶级跌落：被新自由主义“挂断”
1990年代末，国际运输航线版图更改，国际货船入港数量骤降，台湾为求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颁布了民营化政策，新自由主义浪潮席卷小岛。在此背景下，当地政府转变发展方向，代表着“现代”和“进步”的观光产业跃升为能代表基隆港口新面貌的新兴产业。
在这场新旧交替下，工会不再获得充足支持，遭遇财务难题，决定以“牺牲”不再年轻力壮但尚未到退休年龄的装卸工人，借此卸责。
随即，装卸工人与货柜车司机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他们成了率先被“牺牲”的中年苦力，因缺乏接轨外部市场的技能，面临随时失业的窘境，掉入工作的不稳定与不确定的漩涡之中。
年近40岁的工人林进益说道：“实际上装卸公司需要的人没有那么多，到最后真正可以留在码头的人不到八百，剩下将近两千人，那么多人马上就没有工作了。我们的专业在外面没用，出去怎么办？像我们这种从小就在码头的，根本没有其他谋生技能”（魏明毅，简体版，106）。
常年在码头开桥式机的工人张富昌也说：“我们从‘高高在上’到‘被踩在地上’。”（魏明毅，简体版，109）
时代所需要的不再是劳动力，而是观光业所需要的高学历人群，如拥有语言专业、国际接待和行销等专业的年轻人。与此同时，装卸工人和货车司机被远远“甩”在雇佣大队之外，仅有少数工人顺利找到工作，而这些工作也大多是低技术门槛的工作，例如摊贩主、大卖场收银员、保安等。
在被新自由主义“挂断”之后，曾经有派头的码头工人渐渐失去身为工人的地位和尊严，如魏明毅所言，这是“集体下坠至底层、陷落无疑遁逃的失能（感）。”
在工作这一场域里，码头工人的地位“坠落”只是多米诺骨牌效应的一环，随后他们的生活日常和文化互动经历了巨变与瓦解。
第一层剧烈变动发生在同事情谊与工作认同中。
被资遣的工人断了与原来同事的社会联系；码头上的工人也因工资紧缩、追求效率的分工独自作业、货品机器损坏的风险个人化，皆使得同事之间的彼此为伴的情感连带与工作认同产生改变，这份工作不再具有极高尊严，而仅仅是一场苍白劳动。
曾经，码头工人呼朋引伴、互相取闹谈天的场景成为历史时刻，如今只有一个一个的孤身工人散落在码头的日与夜。
另一层变动则发生在基隆城市地景的阶层划分。
观光业进驻之后，基隆的城市地景和个人的生活空间均被重塑。国际货轮络绎不绝地往来，与之对照的是日渐稀少的货柜船。码头工人成为不受欢迎的一群人。“码头工人因为其自身形象不符合当地观光意向，而被驱逐出可见的公共空间。”
除了工作认同、地景划分，一种更为微妙的变化在码头工人及其家人之中弥散开来——对于男性工人的性别期待也遭受打击，致使他们经历了文化上的跌落。
“像个男人”：失落的男性底层文化
一天，码头工人王家龙接到一通来自刑事组的电话，被告知他交往许久的婚外女友自杀了。
在那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王家龙一度被视为“gâu lang”。
gâu，在台语里是“厉害”的意思，gâu lang 即“很有本事的人”。性关系是一种衡量“本事“的文化指标。
前面已提到，工人曾经是手持重金的群体，“脚下踩到的都是钱”。“简单来说，以前钱赚得快，花得也快。那时候就是四处去喝。”
这里的“四处去喝”，就是指工人去找那些会提供性服务的茶店仔阿姨。不过，店里的阿姨仔承载着的，不一定是工人们的性需要，更重要的是工人们希望被聆听、被理解的渴求。与此同时，码头工人的妻子则被期待扮演好情绪平衡的角色，即在得知丈夫与婚外女友交往时能够忍气吞声、照顾家里。
《静寂工人》指出，王家龙口中的悲剧只是台湾码头工人共同命运的一个缩影。
当时正在经历民营化打击、工作地位严重下滑的他无以支付与多位女友交往的费用、也无力承担情感支出。接到婚外女友自杀的噩耗，他自己都不知道未来要怎么办，“每天想、每天头痛”。
除了情爱与性关系，亲子关系则是另一重码头工人的情感连带。
遭遇码头民营化的打击，李正德从码头退居家内，被迫成为了一个失能的工人、失格的丈夫与父亲。他曾信誓旦旦地说：“再穷也不能穷孩子。”但失业后，在家面对着孩子，无意间透漏出的惊慌失措的表情。
他有喝酒习惯，失业后一喝酒，就在酒里加水，“加水，可以喝的比较久一点”，试图回避与儿子共处时的静寂气氛和伴随而来的失能感，“让自己有点醉，这样也比较不用去想说，不知道要和小孩说什么。”
原本在情感世界得以维系男人尊严的gâu-lâng，在九零年代后，随着市场波动，被挤出劳动市场的舞台，瞬间成为pìnn-bo-lian（变不出其他把戏的男人），也即在文化上无法作为的失能男人。
借由《静寂工人》，作者魏明毅试图传达的一个信息是，码头男性工人身上承载着一种强烈的文化期待，就是社会要求他们必须“像个男人”。
在东亚，地方社会文化情境与国际供应链相结合，社会对男性产生一系列期待，例如要养家、要有高学历、要买房、要买车、要满足一定物质条件，否则，男人则被批判为“不像男人”。
在民营化之前，码头工人凭借海港建设和人力优势，完美地符合了这些期待；然而，当新自由主义席卷而来，产业链的极速变化，工人失去颇具尊严的工作和地位，他们被“一层一层被抽掉，码头、店里、公共区域、家里……就是被抽掉了，最后就变成了底层。”
因此，真正的底层不是没有工作，而是发现，没有地方可以去。《静寂工人》书中和工人及相关群体的“死亡”时间，正与这个过程有关。正如魏明益所言，他们从“像个男人”到“不像个男人”，到最后的无以为人。
40岁的人类学硕士在码头成为“局内人”
《静寂工人》首次出版后，有读者拿着这本书，去基隆寻找书中人物，比如在第一章的“清水嫂”。
事实上，魏明毅之所以进行这项研究，并非冲着“码头工人”群体，而是因为“台湾自杀率”。
在读人类学之前，魏明毅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她发现，和自杀相关的心理咨询越来越多，而基隆正是那几年台湾自杀率最高的地方之一。带着这个疑问，她开始修读人类学，并决定将研究地点聚焦在基隆。
当时，她在基隆租房住，房东曾是一名码头工人，经房东介绍，她开始了解这个常听却未曾了解的群体。令她意外的是，从结识的码头工人那里，她了解到数桩码头工人自杀事件。
自杀，为何频发在基隆码头工人身上？
就这样，魏明毅开启了关于基隆海港与码头工人的人类学田野。
在清大硕士论文开题时，口试委员问她：“你知不知道做这个田野，你可能要‘变成’阿姨仔。”
社科领域研究都知道，田野调研短则数月，长则几年，研究者与被研究群体将经历长期的观察、互动，以至于，田野做得很扎实的研究者，可能不自觉地“成为”被研究对象，或者内化了他们的行为习惯、思想方式——哪怕田野结束，这些习惯还一直保留。
在基隆码头进行田野研究期间，有数次魏明毅都觉得，其实自己某种程度上和阿姨仔做着一样的工作。阿姨仔也是另一种意义的“心理咨询师”。
“码头工人并不一定是来找小姐，他们更多的是去聊聊天。工人说的，她们能听懂、能回应，就像我们心理咨询师，很习惯倾听，年纪相仿，他说什么我也不会judge，采访对象会有安全感。”
更深入的影响还在于，这份研究也让魏明毅做了一个决定：不向上流动。
码头工人在谈及自己的失败时，无法“看穿”外在的结构性力量，他们将这些失败归结于个人的无能——这正是魏明毅试图反驳的。在她看来，码头工人的叙事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他们的故事，也可能是我们的故事”。
魏明毅说：“工作，不只是一个位置，它同时影响着人如何看待自己、能与什么样的人互动、可以行走在哪些地方。”
码头工人的背后讲的故事是，“像个男人”的文化期待框定了底层工人的理想状态，其成立的前提是，工作是连结个人和文化意象的一种方式。而工作内容决定了男性工人在全球劳动市场中扮演的角色和身处的社会关系。
当整体政治经济结构重构劳动和受雇形态时，与工作相关的社会关系也经历变化。然而，男性工人承载的社会期待却一如既往。
因此，他们被急速地推向边缘，从gâu lang 坠入pìnn-bo-lian，不断遭遇由不确定、不稳定和不安全的工作带来的“失能”。他们开始变得压抑，文化认同逐渐破碎，社会连带濒临瓦解，成为一个个孤身的原子化个体。
而作为深深嵌入其中的研究者，魏明毅得以借由码头工人的生命叙事了解个人失能背后的社会变迁，她才会反对社会对于“成功”的单一期待，提出“不再追求向上流动”。
在台语影片《大佛普拉斯》里，穷人的世界是黑白的，富人的世界是彩色的。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席卷这座国际港口，身嵌其中的码头工人，也经历了生命的色彩斑斓与黑白暗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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