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学生王涵

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12月1日举行的声援中国“白纸运动”集会中,一个名叫王涵的25岁青年人向人群高喊“停止集中营”、“自由维吾尔”等口号,受到公众响应。自从“白纸运动”发生以来,王涵就以实名参与当地声援活动,本台记者孙诚就此对王涵进行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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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气会传染:王涵两年多以来的抗争之路

记者:王同学你好,首先有一个问题我很好奇的是,我能够看到你一直在露脸而且实名地举办、参加一些与白纸运动相关的活动,那么是什么给了你勇气去这样站出来呢?

王涵:我觉得是国内的人民。因为英文里有一句话,叫“勇气会传染”(Courage always invites courage),所以我认为勇气是会传染的,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对。就像国内的彭载舟勇士,他在北京四通桥挂起抗争、反对独裁者的横幅的时候,我相信不仅是我一个人,成千上万看到那个横幅的人,内心都是受到鼓舞的。所以,我觉得当国内的人一点一点站起来,不仅是北京的彭载舟,包括重庆的超人哥,还有上海的民众走上街头,喊出反对独裁暴政的口号的时候,我自己内心也是受到非常大的鼓舞。

记者:实际上,在白纸运动之前你就已经开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抗议活动,是这样吗?

王涵:大概两年多吧。

记者:那么最早你做这些活动的原动力是什么?

王涵:有两件事情吧,我和很多朋友(说过),还有之前一些媒体采访过我,一件事情是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当时很多陆生,就是内地来的学生,有的是不敢关注香港反送中运动,有的是极力抨击香港人民的抗争。我一个人坐在自习室里,我怕别的陆生朋友看到,所以我一个人坐在自习室里偷偷看香港反送中视频,我偷偷去看黄之锋、还有張崑阳在美国国会的视频演讲。我看到了香港人民的勇敢,黄之锋和我是相似年纪的人,他在比我更年轻的时候就能有那么大的勇气,作出带领香港人民走上街头、带领群众去抗争的事情,我当时内心是非常鼓舞的;第二点事情是武汉疫情的爆发,我记得是方斌和陈秋实他们去当记者、去探索武汉疫情的起源。当时有一个场景就是,救护车里面尸体、尸袋有好多,从医院往出拉。我当时感觉心里非常非常难受,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哭。就这两件事刺激了我,我一定要从事社会运动。

 



港人在2019年6月9日可出現百萬示威人海;在2020年6月9日仍可無懼警方的槍林彈雨,續自發各區抗爭;在2021年6月9日《港區國安法》實施後,小小街站都被打壓;至今年6月9日,再無任何團體和人士為反送中運動發聲。(路透社资料)

记者:你今年多大年纪。

王涵:25。

记者:是在读研究生?

王涵:对,研究生。

记者:当时在你的同学当中,你有没有跟人讲过你的这些想法?得到什么反馈没有?

王涵:可能大多数中国人,我是不会跟他们讲我的想法的,大多数的中国留学生,有小部分关系比较好的。可能在当时,百分之七、八十的留学生还是对政治事件毫不关心,他们不关心香港发生了什么,他们也不关心中国的社会问题,就是所谓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听了以后也感觉无感,可能是铁拳没有打到自己身上。大多数中国人是无感的,还有一些中国人是非常反对香港人的抗争,还有一些其他所谓反共反华的运动。在那个时候,我是没有碰到比较“反贼”的人。

记者:那个时候你都参加过一些什么类型的示威集会活动呢?

王涵:我挑两个我记忆比较深刻的示威游行吧,一个是在2020年的时候,当时香港人在洛杉矶举办了一个反对国安法,香港人去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活动。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了这么多人能够聚集在一块,大概有两、三百人吧。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阵仗,可能是因为疫情大家都缩在家里。但即便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香港人还有两、三百人站出来,他们愿意去反对中共的暴政,愿意去抗争极权。我依然记得,领头那个男生声嘶力竭地在喊,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对这个场景非常感动;第二个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活动是,今年年初,乌克兰被俄罗斯侵略的时候,当时我去参加乌克兰人民在洛杉矶举行的集会,他们抗议俄罗斯的侵略。有一个女生在唱着乌克兰的国歌,非常漂亮的乌克兰女生在流着泪。当时那一幕我非常动容,让我感觉他们在全身心地抗争、抗议、去投入社会活动,这对我感染很大。



2019年8月18日,香港反送中集会上,展示了民主女神的复制品,戴着安全帽,防毒面具,手铐,并用红色液体覆盖。(美联社)

曾感到非常孤独 白纸运动令王涵意外和激动

记者:白纸运动实际上有很多人都站了出来,你感觉所参加的这些活动和之前的抗争有没有什么不同?

王涵:我感觉虽然在国内的学生不会说,但是白纸运动很多时候是借鉴了香港的抗争经验,就是所谓的无大台。就是没有一个组织的,大家分散地去进行一个抗争,比如说清华的女生,并不是有一个组织叫她怎么做,她只是自发的。她根本不会想到,当天会有上百人聚集在一起支持她。所以我觉得这次运动,民众自发的情绪非常高。

记者:看到大家这种情绪,你有什么感受呢?

王涵:我非常地感动。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我感到非常孤独。

记者:因为你之前讲过,很多同学是不关心政治的,或者是支持政府立场的人。这一次你能够感觉到多少比例的人被转变了立场?

王涵:我很难说。这个比例,说句实话,我非常难说。但是我是感觉,更多的人勇敢地站出来了。更多所谓不关心政治的人,当他们看到乌鲁木齐大火的时候,在里面的维吾尔人被烧死;当他们看到上海封城的时候,婴儿和父母分开隔离;当他们看到贵州的转运大巴,人们半夜死在车里的时候,我觉得,相当于他们的愤怒累积到了一个点,他们觉得他们要站出来。很多人对政治冷感,但我相信,对生命的共情对每一个个体都是存在的。

记者:白纸运动爆发以来,加州洛杉矶有很多集会。你参加了多少场呢?

王涵:我参加了很多场,可能自己也数不过来了吧。

记者:能不能讲一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王涵: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我在南加州大学组织的时候,第一我没意识到那么多人来。因为刚开始建那个群的时候,我说我要组织一个活动,我只拉了两个人,就我们三个人建一个群。然后,那个群慢慢从三个人一直发展到了二百人,最后来的差不多有二百多人。我非常感动。第二点是,在那个场域里面,我觉得留学生更加的包容,因为我看到了新疆来的维吾尔人,他们去反抗中国的封控暴行和集中营;还有香港人,他们背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子,在之前政治很对立的情况下,在那个场域里面所有人即便他们不一定政治的观点是相同的,但是我们都一样,首先是悼念死者,其次是支持白纸运动、支持这次抗争,然后去反对中国政府的清零暴行。



北京四通桥抗议一个月之际,南加州民众集会响应。(界立建提供)

记者:你是南加州大学的学生。那么在你的母校南加州大学,经过这些抗争之后,你有没有感受到同学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

王涵:说句实话,还没有,因为时间还很紧,可能只是这一两周才发生了这些事情。但是我感觉,至少我在做抗争的时候,有一些中国同学会向我竖大拇指。

记者:其实有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我想问,对于白纸运动的发生,你有没有感到意外?

王涵:非常意外,可以说非常意外。其实说句实话,中国政府迫害人权的行为一直是持续在进行,但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哪一次进行的时候,人们的愤怒能达到一个累积的爆发点,恰好就是这次。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人们就是到了那个点,他们决定站出来反抗清零暴行。

记者:那对于这样一种意外,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王涵:我感到非常激动,因为我在演讲中,很多演讲也提过,很多时候我会觉得中国朋友或者说我认识的中国人,不是那么关心政治,对政治比较冷漠,但是这一次他们的勇敢出乎了我的意料。

记者:我们谈了很多关于这场运动的事情,下面还是想了解更多关于你的故事。能不能谈一谈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形成了这样的政治观点呢?

父母被国安骚扰暂不联系 虽害怕过仍会继续站出来

王涵:其实家庭是有很大的因素。我想,我的父亲和母亲从小给了我很宽松的家庭环境。我的父亲也没有过多地干预我,所以他也不像很多中国式家长那样告诉我应该怎样做。我父亲一直在体制内,但是他不是一个党员,所以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优秀的品质。我在这里多补充一句,就是我曾经答应我的父亲我永远不要再参与政治活动,但是不好意思我没有做到。不好意思,我对不起他,对不起。

记者:那么你的家人现在怎么样?

王涵:我的父母之前是被国安骚扰,大概两次,在白纸革命前,今年有过一次、之前有过一次。

记者:你害怕吗?

王涵:说句实话,我之前害怕过。但是当我看到国内很多勇敢的人站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在一个安全的领域,没有理由比他们更担心,没有理由为自己的不勇敢去找借口。

记者:那么现在你的家人对你的这些行为有多少理解呢?

王涵:我和我的家人可能有一段时间没联系了。因为自从上次国安找过我父母以后,我父母就和我达成了默契,或者说我爸和我妈跟我讲,暂时不要和家里联系。

记者:他们无法跟你联系,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王涵:其实,我心情是很复杂的。第一,我有点担心他们。但同时,为他们感到轻松,因为他们放下了我的一个包袱。他们放下了我这个所谓不听话的孩子。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听话的子女,所以至少断了这层牵挂以后,我觉得对他们也是一种解脱。

挑战大一统思维 倾听维吾尔人的声音

记者:实际上,在你参与的活动里面,包括你主办的这场南加州大学的活动里面,你也谈到了有维吾尔人,还有香港人的诉求得到了表达。因为实际上白纸运动在各地有很多响应集会,这样的情况不是每一场集会都有的。请他们过来,你有什么样的用意呢?

王涵:首先,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人权状况是非常差的。但是我也跟别人提过,中国是人权状况很差,但是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他们的人权状况是更差的。他们所遭受的是比中国所谓汉民族遭受的,更严重得多得多的人权侵害。所以我是希望他们来的。其次还有一点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可能很多汉族同学会有所谓大一统情节,但是我心里是没有大一统情节的,我希望很多人能够去思考这个问题。国家的建立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如果一个国家,它的建立是不断扩张的大一统帝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他们的生活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福呢?至少从目前来看,我觉得很多人是遭受了很大的苦难的,包括维吾尔人的集中营,包括香港人,包括藏人。



流亡在印度的藏族人士12月2日手持白纸在新德里声援中国的白纸运动。(美联社)



 

白纸革命,自由万岁:为自己的责任站出来

记者:在这之后,你打算继续做些什么事情呢?

王涵:说句实话,我没有具体的计划。只是当国内的群众需要我的时候,当国内的人民需要海外的人民、海外的学生去帮他们发声的时候,我希望承担起我自己的责任。我做事情从来不是有目的性的。我觉得,就像八九六四骑自行车去天安门的年轻人说的一样,这是我的责任。不是因为我想做什么,而是因为那是我的责任。所以我希望的是,当历史走到那一刻的时候,我要勇敢站出来,我们这一代人要勇敢站出来承担责任。

记者:你还有多久会毕业?

王涵:其实看我的情况,可能是一个学期,因为我之前休学过。大概下个学期会去复学,我现在还是南加州大学的学生,只不过这个学期是没课的状态。

记者:等到毕业离开校园以后,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去继续参与这场运动。

王涵:只要有任何需要我的时候,我会勇敢地站出来,我会承担作为一个,不一定说是中国人,而是出生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有情感的人,我会承担这份责任。具体的计划,我不想当习近平所谓的“教师爷”,我不会制定一个计划告诉大家怎么做,而是当群众有什么自发性的运动的时候,我会站出来支持他们。

记者:好的,谢谢你。

王涵:等一下,我还想说一句话。(举起白纸)自由万岁,白纸革命!

记者:好的,谢谢。

以上内容是本台记者孙诚对南加州大学学生王涵的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