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新报NewTimes（ID：szunewtimes），记者：晋浥晨、王渝斐、郭洁婷，编辑：陈怡点，原文标题：《聚焦 | 我不是“好小孩”》，头图来自：《少年的你》剧照
一、孤点
我仍一字一句地记得毕业那年天源中学的中考喜报。
770分以上考生4人，3人进入广州市前十名；
750分以上49人；
730分以上207人；
700分以上567人；
18个毕业班级平均分均超过700分；
我校已连续5年保持广州市优生总数最多、优班总数最多。
2016年，广州中考的普通高中分数线为485分，而李珺没有进入高中。在这张红底黄字的正态分布图里，李珺就像是被落在坐标轴外的、没有颜色的孤点。
李珺被全班针对，源于大家对她成绩的质疑。
不知何时开始，全班都有了这样一个共识——李珺是班里最差的学生，是最坏的小孩。大家说，她靠家长的关系入校，她妈妈是我们学校高中部的生物老师，负责准备实验材料，不是那种“正式的任课老师”。
那时，班级并不会公开张贴排名，但关于成绩的消息总是暗中传得很快。全住宿的学校就像封闭的小社会，隐秘的信息与意见以宿舍为单位流通着。
刚入学时，大家热衷于彼此询问入学考试的成绩。满分300分，录取分数线是234分，重点班的分数线是250分。在我们普通班，大家的入学分数都大差不差。李珺说，她的入学成绩分数是240多分。
但我们逐渐从她的作业和课堂表现发现了端倪——她似乎完全达不到“准重点班”的水平。
第一次大考后，全班都对李珺的真实水平有了概念：她就是“拖我们班后腿”的那个人。如果是150分满分，大家的分数排布在90~120分，而她只能考60分左右。从那时起，我们又认定她是一个不思进取、不诚实的小孩。
初一的自习课上，躁动不安的青春期孩子像一点就爆的连环炸弹。只要教室里冒出一句声音，同学们就会接二连三地起哄，直到教室的声浪把老师引来。班主任安排班委们管纪律，但班委往往才是带动气氛的那些人。青春期的表现欲无处安放，自习课就成为了他们的脱口秀舞台。
一次下午的自习课上，体委忽然站上讲台，她拍了拍桌子，全班安静下来后，她说：“我要跟你们讲个笑话——李珺是我们所有人的好朋友。”
班里发出一阵压低音量的大笑，我却感到一阵恐惧。我不记得当时李珺是什么反应，也没敢扭头去看那双常被半遮在厚重的塑料框眼镜后的眼睛。
借助日记的记录，我才回忆起当晚的事情。那时刚考完期中考，我们准备去秋游，没有人愿意和李珺组队。晚自习课间，李珺对坐在隔壁桌的我说，她不想活了，也不想去秋游了。
我能理解她，如果我是她，我一定没有活下去的勇气。宿舍夜聊时，我试探性地问舍友们：“万一李珺真的自杀，我们会拍手叫好吗？”黑暗里，我听到她们齐声说好，心中很震惊。
事情的许多细节我都已忘记，我甚至想不起来李珺为何要向我倾诉了。唯独这份震惊，一直停留在我的心里。
那天，我在日记里写道：
虽然我也讨厌李珺，但李珺错在哪里，值得我们这么恨她？我是被她们带成这样的吗？我失去自我了吗？我该怎么办？每当想到这些，我就比听了恐怖故事还害怕。
二、好小孩
日记里那种自我怀疑的心情，对当时的我来说是陌生的。在此之前，我不曾怀疑过，我很擅长做一个“好小孩”。
每每在饭局上被问到学习，妈妈总会松一口气，说“她不怎么需要我们操心”，然后转过头，像要得到我确认似地问：“对吧？”我也总是点点头。
我就读的附小是县城里最好的小学，老师和父母都这样对我说。我爸爸这样向我形容小学报名的那一天：很多家长带了钓鱼凳，从凌晨就开始排队，早上七点时校园门口已经排起长龙。他们只能把车停在一公里以外，然后步行到学校附近，因为整条街道已经水泄不通。
小升初前夕，我的父母突然问我想不想考广州的初中。这对我而言很陌生，因为整个六年级，我都以县里最好的第一中学为目标，练的都是“一中卷”。在我的认知里，去广州读书和出国读书没什么两样。
父母给我买来广州的英语教材，第一次翻开时，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慌张：我甚至看不懂他们四年级的课文。我习惯了做自己的小环境里“顶尖”的那一批，更因此担心走出这个环境，意味着我不再优秀。
到广州后，我先参加了中大附中的招生考试。一拿到数学卷子，我就知道自己完蛋了。同考场的考生看上去都是“戴蓝色框眼镜、数学特别好的广州学生”，他们飞快地翻着卷子，而我紧张得手心冒汗，滑得握不住笔。那所学校的分数线是180分，而我只考了150.5分。
对于当时0.5分都必须争来的我而言，这29.5分是天大的差距。爸妈也许也这么想。
出成绩那天中午，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拉紧窗帘，在幽蓝的光线下偷看《哈利波特与凤凰社》。妈妈不喜欢我在午休时偷偷看课外书，更不喜欢我锁门。她几次尝试打开房门，大喊着我的名字，都没得到回应。于是，外头响起一阵翻箱倒柜的声音，紧接着一声巨响炸开：妈妈用铁锤一把砸开我的门锁，冲进房间。她一把抢过我手上的《凤凰社》，狠狠甩出门外，冲我怒喊：“考成这样，你还给我锁门？还在这看书？”
我没有说话，只是一直流泪。我只想等她骂完，然后捡起我的《凤凰社》。那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也是七本书里最厚的一本，摔在地上的声音特别重。
第二天，爸爸拿来厚厚一沓“天源卷”——他们又替我报名了新的学校，他们说这所学校和中大附中一样好。
爸爸这样向我形容去天源中学报名的那天：比附小夸张十倍。校门口有一片三个篮球场大的空地，挤满了熙熙攘攘的家长，队伍排出校门，拐进了附近建材市场的停车场，满地都是被踩上鞋印的教培机构传单。
考入天源中学后，我认识的第一个同学是严琛。
她捧着一本英语小说，在本子上写着长篇的英语。我跟严琛搭讪，说我最好的科目是语文，英语最差。她说，她英语最好，语文不好。她告诉我，她正在写刺杀林肯的英语小说。
后来我才知道，严琛是美国人。她三年级回到广州读书，因为父亲希望她“体验一下国内的教育”。她的父母是北大的IT硕士，工作后移民美国。那一刻我觉得严琛的世界令我艳羡又遥不可及，但同时我也感到隐隐兴奋——也许读完这所名校后，我就称得上是与这些人为伍了。
三、验证码
严琛和我一个宿舍，我们很快见到了另外四个舍友。
初见的女孩们精力充沛，即便军训再累，午睡时间也必须用来偷偷聊天。舍友们在宿舍聊着禁忌的话题，直到午休结束的铃声响起，我才知道她们聊了一中午的“攻”和“受”究竟是哪两个字。
她们有很多共同话题，她们都喜欢EXO和f（x），也会聊起广州某几个小学的八卦，我觉得她们知道得好多。那之前，我只在小学同学的笔盒里依稀见过EXO这个名字，但对他们一无所知。我很纳闷，12个打扮相似的人，她们是怎么分清的？
我很担心自己交不上好朋友。我知道这就像对暗号一样，我要学着掌握她们所热衷的这些话题，以获取加入谈话的机会。我很早就有这样的概念：班里总有几个同学是社交中心，靠近他们的人自然会受到欢迎。即便无法成为他们，也一定要尽可能靠近他们。
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大概就是班里的KOL（关键意见领袖）。
李珺也一直努力地想要对上暗号。晚自习前，她会向周围的同学分享妈妈带来的零食；她会凑近聊天的女孩们围成的小圆中，也会主动和班里几个KOL搭话。可她越主动，招致的恶意却越多。
当她也谈论起明星的话题，女孩们会叫她“跟风狗”，然后在下一次她想要靠近聊天的小圆时，默契地把圆圈缩得更紧。
初一入学后，我得到了自己的第一部智能手机。
那时，网络已经成为初中生们重要的社交空间。我很羡慕校园社交圈里的KOL：校园贴吧的吧主、小吧主可以全校闻名，享誉数届；身边很多同学都有意识地经营自己的QQ空间，大家攀比着访客量，甚至会花钱购买机器人访客。
李珺没有像班里的社交达人一样经营空间，她的空间没有什么内容，访客量也只有几百。一次，同学们在她的空间相册发现了一张自拍。
和往常一样，照片里的她把头发扎成利落的高马尾，把额前所有碎发用白色的珍珠发箍箍起来，她鼓起两腮，嘟着嘴，对着镜头比“耶”。这张照片很快被我们班的同学保存下来，大家就像发现莫大的秘密一样，在私下大肆流传。
外貌攻击往往是最直接的。皮肤黑、丑、恶心，是我们当时常用来描述她的关键词。不久之后，学校表白墙收到一份投稿，投稿者贴上了李珺的自拍，还有她在校运会被拍下的照片。投稿者以夸张的口吻向她“表白”，说她“简直就是女神”。
我们班的同学蜂拥而至，在评论区模仿投稿者的口吻向李珺表白，而当有人在表白墙下发出质疑时，就有同学兴奋地截图，发到班群里，引发新一轮嘲笑。
我们常常反讽李珺，因为她常常分不清我们的嘲弄。她会问同学：“你们真的在跟我表白吗？”这会让我们笑得更大声。
每个班级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套话语和相处模式，要融入群体就得学会这套验证方法，像是从随机图片中选出全部的自行车和红绿灯一样。
李珺始终想要读懂我们的验证码，可每当她学会辨别自行车时，我们已经把验证图片改成了斑马线。我们共同编写了一串串代码，只把学号为20的她排除在外。
2014年暑假，一条名为《最红00后组合TFBOYS人气赶超亚洲天团EXO》的QQ弹窗赫然闯入我的视线。似乎就是从那时起，TFBOYS成为了所有“韩流女孩”的公敌。黑TFBOYS成为了我们班级的共识，而当我们发现李珺是TFBOYS粉丝时，我们似乎又找到了一个将她剔除在外的验证方式。
我的舍友罗梓琪是EXO的狂热粉丝。
罗梓琪是一个离经叛道的女孩，她很努力地向所有人证明这一点。她会偷来父亲的香烟，在午休前躲进宿舍浴室吞云吐雾；她会打碎体温计，把水银一颗颗倒进面霜里，然后对我说，要把这盒面霜给她最恨的人用。一次晚自习上，她用皮筋紧紧捆住自己的手指根部，直到整根手指变得冰凉乌黑，骄傲地炫耀给附近的同学看。她似乎很热衷于把人吓到，或者说，把人震慑住。
李珺一直想要和罗梓琪成为朋友。罗梓琪每周都会买新的明星杂志和漫画，李珺就经常在午休前来我们宿舍，坐在我的床下和罗梓琪并肩看杂志。
一天午休前，我回到宿舍，一进门就感到氛围不太对劲。罗梓琪面露愠色地坐在床边，对我们说：“我现在就要把李珺拉来打一顿。”我没有当真，以为只是她一贯的恐吓手段。
几分钟后，李珺拿着罗梓琪的杂志走进宿舍，罗梓琪拿过杂志，忽然猛地把李珺推到衣柜前的角落里。
李珺狠狠踉跄了一下，她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我和其他舍友也愣住了。罗梓琪拽住李珺的头发，又用膝盖顶住她的腹部，李珺瘫坐在角落里，开始哭泣。罗梓琪朝她喊道：“你哭什么哭！”她把杂志甩在李珺的脸上，指着门口说：“你给我滚出去！”李珺哭着夺门而出。
我完全记不清罗梓琪突然要打李珺的原因了。罗梓琪常向我们表达对周围人的不满，原因无非是她觉得谁勾引了她暗恋的男孩、或是她觉得谁借了太久她的东西。但这些都是“她觉得”，似乎只要“她觉得”，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把李珺推倒在角落里。
四、“不要给20号看”
当我再度翻阅我的日记本时，我才发现更多的伤害在无形间发生。班级乐于称道的集体记忆，往往并不属于李珺。
我们的班主任周晓斌是历史老师，三十岁出头，人很贴心，也很幽默，颇受同学的喜爱。而被一致讨厌的老师是级长。级长是体育老师，常常趾高气昂地批评学生和班主任。
我们班的平均分总是垫底，纪律也散漫，因为这些，我们经常看到级长在走廊训话周晓斌。初一下学期，班里的气压很低，曾经幽默的周晓斌常常一整节课板着脸，让我们都不敢吭声。
临近期末时，班里一位KOL告诉我，她在办公室偷听到级长骂周晓斌：“你和你们全班人都是泥巴脑子！”她还带来一个重要消息：我们班单单生物一科的平均分就要被李珺拉低5分。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初二我们将再也见不到周晓斌了。
那时，我成绩不错，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名。我觉得要让大家醒悟过来，这个头该由我来出。我义愤填膺地拿出一本新练习册，在第一页写满痛心疾首的话，告诉同学们晓斌如何被级长辱骂，又渲染起如果我们期末再考砸，晓斌就会离我们而去的危机感。合上本子，我又在封面写下几个大字：“看完传（留言）！”
在我的呼吁之后，紧接着的第一条留言就提到了李珺。上面写道，李珺“明知自己差也不见她有好好学习”，“现在还记得她月考总分114分，不知道平均分被拉了多少”。接下来一条留言是：“不要给20号看！其他人全部传阅！”
但20号最终还是看到了。在留言册上，她写了很长一段话：
为了晓斌我一定要努力下去，还有5天就期末考了，我到现在还自习课看书，真不应该，我要控制自己自习课上不看书，认真复习语数英，我想史、地、生已经没希望了，加油吧！努力吧！把最基本的知识点弄会，考不好，也难，努力吧！晓斌教了我许多的道理，我已经看过前面的所有评论，我会改正的。晓斌是一个世界上最好的班主任，我要加油，把晓斌留下来，让他在初二时继续当我们的班主任。
紧跟在后面的留言是：“呵呵……光说不做，有屁用。”
我们没有在期末考试实现“逆袭”，但周晓斌还是继续做了我们两年的班主任。毕业后，他在给我们写的留言中说：
2014年，学校发生了许多事，我被其他学校挖角，看到你们班的纪律很差，我很想一走了之，但一件事改变了我，就是你们写了留言给我，说会改好，也要我注意身体。不管你们当时多少是自愿写，或者是被迫写，都让我感受到了你们的善良和纯真。于是我改变了主意，心想，不如就带着你们搏一把吧，于是就有了这三年的故事。
我把这本留言册夹在日记本里，一直作为我们初中班级温暖的回忆。现在回想起来，也许这种“温暖”曾无数次灼伤过李珺。
李珺再一次没有通过我们的验证码。
五、秋风
中考后，我如愿考上了自己亲手挑选的“前六所”高中之一。
高一时，我并不喜欢我的新学校。似乎每到新环境，我都必须把身体塑造成另一副模样，才能挤进新的模具里。
初三时，为了节约往返县城的时间，妈妈在学校对面租了房子，方便周末陪我上补习班。升上高一后，我也继续住在这里。出租屋的阳台正好可以看见天源中学的LED灯牌，它和我之间隔着一条高架桥和半个操场，在夜里闪烁着鲜黄色的光芒。
我听见高架桥上车轮轧过的回响，就像我躺在宿舍时听到的一样；我还能和在校时一样，及时发现灯牌上的哪个字坏了，我和初中铃声时间同步的手表一直没有调过，这让我感觉好像自己还在天源中学校园里。每周放学，我会顺着6号线坐到终点站，站在校门口前三个篮球场大的空地，对着高高挂起的校徽发会呆。这总会给我力量。
高中入学一个月后的某个周日晚，我拖着行李箱走出地铁站，初秋的风从出口呼啸而来，凉意刺透毛孔，钻进我的皮肤。
我清晰记得这一刻，那是我第一次感到这种异样的情绪：像一小股秋风通过四肢泄露到心脏，随后盘踞在我的大脑里，一刻不停地肆虐起来。我以为那时只是自己过于想念初中。可后来天气回暖了，我大脑里的秋风却没有消散。
我的成绩在班级中游沉浮，我学不好日益复杂的数理化，也不擅长卷土重来的史地生。每当我的排名下降一名，秋风在我的脑子里就肆虐得更厉害一点。分科时，我听妈妈的话选了前景更广的理科。如果当时有天气预报，告诉我接下来天气都是大风的话，我一定不会那样选。
高中的后两年，我的情绪崩了盘。
学习在我的生活中缺席了，只有逃避才能让我好受一点。我不知道磁场里电荷要往哪个方向走，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那些公式像缠绕我的梦魇一样，我没法记住任何一个。
我逐渐想起李珺，曾经我觉得轻而易举的题海风平浪静，对她而言可能是一场海啸。
一次物理考试，我没有答任何一道题，只在上面写满了希望自己消失的念头。成绩出来，我排在全年级的最后几名。我哭着对班主任说，对不起，是我拖了我们班的后腿，我感到非常愧疚。班主任很惊讶地对我说：“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你只要做好自己就好了。”
“做好自己”——我不知道要怎样做。在过去，我要做的就是达到小环境里的顶尖位置，我要一鸣惊人、令人艳羡，我要带读课文，我要作为范文被朗读。当我无法做到这一点时，自我否认的循环就会像流沙一样将我的四肢死死捆住，让我对一切感到无能为力。
“拖后腿”是约定俗成的概念，我们曾经靠它来彰显凝聚力，而当我变成缠住别人后腿的那株水草时，我必须要受到同等的惩罚。
六、黄色便利贴
当我习惯成为最后一名后，我已经难以理解当年对李珺的愤懑源于何处了。她性格温和，待人友善，只是不擅长学习文化科目而已。天源中学要求每个毕业生都会一门乐器，初一时全班都要上竖笛课。刚发竖笛时，我记得李珺马上就在班里吹了起来，并且吹得不错。不过，我那时的想法是：连李珺都会吹的乐器，我一定能学得很好。
我是什么时候才发现自己如此傲慢的？
在我的回忆里，我一直以为自己只是一场霸凌的旁观者，或者是醒悟过来却不敢制止的人，直到我从旧物中翻出一张黄色便利贴。
这是李珺给我写的纸条。
那是初三的一节晚自习，李珺坐在我的右后方，突然轻声喊我的名字。我不耐烦地回头，她向我挤眉弄眼，递给我一张对折的便利贴——她想向我借一支彩笔。我迅速地在纸上写下一个“不”字，扔回她的课桌。一会儿，李珺再次用气声喊我的名字。“我知道你最好！我知道，你是全世界的大好人了！”而我只回复她一个“哦”。最后，我也没有把彩笔借给她。
明明只是一支彩笔而已。我为什么不愿意借给她呢？
我给自己找了很多理由——因为她甚至拼错了我的名字缩写；因为她在自习课上打扰我，也影响其他同学学习；因为她的语气很幼稚；因为她英语不好，却总要用简单的英语说话。
现在想来，这些理由都毫不重要。我只是想让我的刻薄能够自洽。收到纸条后，我甚至带炫耀意味地把纸条给其他同学传阅。嘲笑李珺成了我融入集体的手段——这让我感觉很罪恶。
似乎在我们眼里，她就像怪物一样。只要和她产生交集，我们必然要从中挑出异于常人的地方。不管她说什么、做什么，我们都会添油加醋地复述给别人听。她被我们嘲笑，有时只是因为她做出可爱的表情，有时只是因为她说了不够流行的词语。有段时间，连她的名字都成了脏话。
更多令我羞愧的事情记录在日记本上。时隔五年重新翻开日记，我发现，那时我的语言透露出隐隐的优越感和精英观念。那时的我幼稚地写道：
我现在发现我开始鄙视哪些人了：1. 人品不好；2. 弹琴只会弹旋律，一点感情都没有还自我感觉超好的人；3. 明明有很多空闲时间去干无聊的事情，却说自己很忙的人；4. 懒人，啥事也不做；5. 卖萌卖到爆恶心的人。这五种人可能是很多人都讨厌的人，我永远也要坚持不做这些人。
以前连0.5分都要争夺的我，可能不会想到自己也有交0分答卷的一天吧。
我曾经特别怕自己成为一个“坏小孩”。每到一个新环境之前，我都会默默祈祷：不要和人学坏，不要误入歧途，不要自甘堕落，我害怕自己和不法分子混在一起，走上贩毒的道路。那就是我对于“坏小孩”的全部想象。现在看来，我也许已经成为令曾经的我失望的、不思进取的“坏小孩”。
我觉得自己一直在吃素质教育的红利。上大学后，我庆幸于中学时代曾接触过的“杂活”，让我不论起步做什么都不会太难。我曾欣然享受着名校光环，觉得即使我高中缺席过一两年，也可以回到“正轨”上来，因为精致的教育让我的人生不会有太大误差。可现在看来，我曾信任的教育观念并不无暇。
记忆把我的形象美化了，把我所实施的伤害抹得一干二净——这件事情让我感到无比后怕。
有谁来向“坏小孩”道歉呢？我已经很多年没和初中同学联系，在我的设想中，大家一定都还记得李珺，只是选择心照不宣地缄默。我想，也许这件事情不该就这样被我们默契地遗忘下去。
七、肥皂泡
我把微信列表的21个初中同学拉进一个分组，发了条朋友圈，表示希望能和大家聊聊初中的回忆。
当我一个个扫过同学的朋友圈时，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对于初中同学的去向只停留在“前六所”或“非前六所”的印象里。中考前大家就报好了志愿，大家把报了前六所的同学戏称为“广雅姐妹花”“省实兄弟连”等等。而关于李珺去了什么学校，我却完全没有印象。
我的舍友吴思凡是“广雅姐妹花”的一员。高中，她和我一样复读了。现在她在北京读书，从不感兴趣的金融专业转到英语，又读了新闻，现在想学哲学。我觉得她活得自在。
当我提起李珺时，她立刻回复我：“我一直觉得对她很愧疚，因为我清晰记得我言语霸凌过她。”
“当时大家都脾气不好，经常有矛盾，但你肯定是社交中心的人啊，”吴思凡说，“我当时也是一个边缘人物，在宿舍也被罗梓琪霸凌过。不过我那时候的脾气确实很差，现在想想也不怪被人排挤。其实我回头想想，李珺是个很温柔善良的人，只是因为成绩差才被我们排挤。”
“我那时太傻x了，”吴思凡反复说，“我只希望她过得好好的，不要被初中的破事拖累了。
唐浩然是“省实兄弟连”的一员，他现在也在深圳。他一直记得初中时和我坐前后桌，我们经常偷偷画漫画接龙，讨论一些稀奇古怪的数学物理悖论，然后被数学老师无奈地驳回。
他说自己不敢去想，李珺现在回顾初中时会想起些什么。对我们来说很多好的回忆，她可能都被排挤在外。“我很开心的时光，对别人而言可能是痛苦。”
“我还有印象的一点是，一个忘了是谁的同学，跟我说她的舍友发现她自慰。我现在并不清楚这为什么会成为攻击她的缘由，但感觉这种排挤已经拓展到学习之外的事情了。”这是我完全不知道的事情。
我和唐浩然说，因为不成熟，我们班级内部曾有过许多矛盾。班上的小团体就像膨胀的肥皂泡一样，不时地互相挤兑、互相融合，但似乎只有李珺一直被挤压在泡泡的缝隙里，密不透风。
唐浩然认同我，他认为有些恶意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小团体在找共同话语。大学老师跟他讲过，社会设定了“精神病”这个医学概念，然后排除精神病人，以此来构建社会的理性。“可能我们当时也是这样，排除了李珺，大家就有了个加倍奋斗的共同动力。”
他觉得自己以前和我有一样的精英观念。每当人问到他为什么想考好大学时，他都会说“想遇见更多优秀的人”。
“我这么想心里肯定是默认了，成绩越差，这个人也就越差。当时我们中考考场混着很多附近学校的考生，他们在政治考试前甚至问能不能带政治书，这个在当时我觉得完全是常识的问题。我感觉这部分人的生活离我的生活真的非常遥远。”
他说，社会中的歧视是交织叠加的，而年龄、文化程度、身体残疾这些常见的歧视因素往往被隐形。相比社会上对低学历人群的歧视，被暴露在所谓“精英团体”里的差生所遭遇的歧视也许更加直接和尖锐。
他说：“我很惭愧我曾加入到霸凌的话题里，或者在目睹的时候做了一个看戏的路人。你说得对，我必须做些什么，而不是让它们心安理得地过去。但我不知道自己现在能做些什么才能弥补，我真的不知道。”
何佳慧中考失利，没有考入前六所，现在她正在准备考研。她晚上十一点半后才有空，我联系她时已经十二点，她还在自习室复习。
“虽然她的确拖了我们后腿，但其实我们那时也可以表现得善良一些。在我回忆里，我对李珺的态度应该还好。但我就怕记忆美化了自己。”
初中有段时间，何佳慧自己也在被排挤。她说，现在想来，当时的不愉快也都是一些小事，只是十年后的谈资罢了。那时班里的很多人都看起来脾气不好，这是彰显个性的手段。
“李珺可能是我们全班唯一一个没有考上普高的同学吧，甚至有可能是全级唯一一个。”她说，“至少她现在有工作，挺好的。不像我们一样还要为了未来而发愁，还要在考研大军里内卷。”
何佳慧想起，初三下学期时李珺坐位靠窗，在她后面两个座位。中考前一个月，她看见李珺的桌上放着五线谱。课间，大家在谈论题目错误地把“蒸馏”写成“蒸发”时，她安静地坐在座位上，用手指在课桌上弹琴。也许她那时就已经准备要考幼师学校了，因为音乐是必考的项目。
“可能她真的很喜欢小孩子吧。”何佳慧补充道。
八、终点站
我从班群里找到了李珺的QQ。
刚组建班群时，群主要求我们把群昵称改成统一格式，把姓重复三次再加名字，后缀一个“丶”符号。那也许是“成为2班人”最早的验证码，我刚入群就迫不及待地改好名片，连“丶”这个偏僻符号都没有打错。而李珺的群昵称从来没有修改过，到现在依然是她的全名。
现在李珺的QQ主页有一万多点赞。照片墙放着一张她的自拍，照片里她留了齐刘海，不再戴着珍珠发箍，皮肤很白。
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去打扰她。也许她早已经把我忘记了，也许她还对我记恨在心，也许仅仅回忆起初中对她而言就是一种伤害。
最后我还是决定我鼓起勇气给她发去好友申请，验证框的自我介绍自动为我填充了大学的专业和年级。我一一删除，重新写下，我来自天源1302。
我想，那些问题，不去联系，就不会知道答案。
她通过了好友申请，对我说，好久不见。我也这样回复她。我和她寒暄了几句，她的回复简短，更多是长久地沉默。我便不再迂回，坦诚地对她说，我很抱歉。我说那时大家都很幼稚，你不应该被那样对待的，其实你很善良，也很漂亮，你值得拥有很好的人生。
她说，不愧是语文课代表，文采还是那么好。
“都过去啦。”
我设想过，按照她的性格，她很有可能对我会说这句话。但当我真正看见她说出这句话时，我却完全不知如何回答。
李珺说，她觉得自己初中时只算是被排挤，还不算是霸凌。她觉得，像影视剧里被围殴、撕衣服、拍照那样的才算是校园霸凌。但她清晰记得罗梓琪打过她。她记得在场的所有人，记得自己反抗了，也记得自己被殴打的原因——因为她跟罗梓琪说，EXO会解散。也许那也算是霸凌吧，但李珺更觉得那是在玩，只是玩过火了。
她也有想过，如果自己没有在天源中学读初中，也许会上一所普通高中。在天源中学的压力太大，她不想再去压力这么大的学校了。
毕业后，李珺进了幼师学校。
在幼师学校里，她最擅长舞蹈课。在上初中前，她一直在学中国舞和形体，为了小升初考试，她才中断了舞蹈的学习。她喜欢幼师学校的生活，那里压力不大，更适合她，可以发挥她的优势，也让她更加自信了。她唯一不擅长的是钢琴，因为她仍然认不好五线谱。
她现在在幼儿园当副班主任，最近在教小朋友们认识水果，教她们水果的吃法。周末，她会去少年宫兼职做少儿舞蹈助教，一个月收入总共4000，足够支持她经济独立了。有时候小朋友们不乖，她会烦，但也觉得没关系。“不可能事事顺心的嘛。”
她觉得，工作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能每天见到小朋友。她真的很喜欢小朋友。
采访的前一天是她的生日，实习时认识的朋友为她定了生日蛋糕，朋友圈的照片里，她笑着摘下蛋糕帽，手上还戴着初中时的银手镯。越长大，她越不想过生日了。她不想又老一岁。
李珺现在的愿望是尽早结婚。之前有算命的对她说，她会晚婚。我说不要相信这个，她笑笑说，现在还早。因为曾经喜欢过TFBOYS，她现在还是想去重庆玩玩。不过她现在没那么迷恋明星了。
今年八月，她和朋友坐上前往漯河的高铁。窗外盛夏的天空响晴，被铁路旁的电缆切割成一块块。她在照片上写：“四处走走，或许你会热爱这个世界。”
以前，我觉得毕业后李珺与我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现在我不这样想了。我们始终都在一条列车上，我们出生，然后死去，起点终点都一样。
暑假时我回到广州，久违地坐上那条熟悉的紫色地铁线路，但地铁线路延建，学校已经不在6号线的终点站了。
结语
和李珺发完信息那晚，我站在天台上，接到来自舍友和体委的视频。
他们两个正在英国读书，一人在伦敦，一人在曼彻斯特。小小的方框里，他们都躺在床上，我看见他们身后窗外响晴的蓝天，万里无云。体委染了一头粉色卷毛，刚从昨夜的生日派对上宿醉醒来，兴奋地拉更多人一起视频聊天。看着一个个新方框挤满屏幕，我有些无措。
我其实很想和他们提起李珺，但我再一次怯懦了。
体委在聊派对泡妞的话题，他连连说，回国后一定要见罗梓琪一面，看她现在朋友圈的照片都特别漂亮。我不知道我想得到什么回应，也不知道能得到什么回应。
我退出了视频聊天，他们的生活对我而言还是有些遥不可及。
又一年秋天到了，天台上，秋风一如既往地呼啸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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