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新冠肺炎导致全球各地的学校被迫关闭,各国教育系统不得不做出剧烈调整,将大量教学活动转移到线上,网络视频会议工具、在线学习软件等在线学习工具的使用显著增长。疫情初期曾有一种乐观的看法认为,新冠大流行将打造出一种混合式的教育模式,一些学生继续在校园里上课,但更多的学生将上网课,由此促进教育平等。

其实,早在疫情开始前,对在线教育的批评就已存在。在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研究主任、神经科学博士米歇尔·德米尔热(Michel Desmugret)看来,不仅在线教育的教学效果非常可疑,大量使用电子产品也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更为深远的负面影响。在《制造白痴》一书中,他援引大量研究数据,阐释了电子产品如何从身体、情感和认知等方方面面威胁了下一代的成长。



时至今日,近三年的时间已经让我们观察到上网课的效果。一些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情况的确不容乐观。

学习成绩下降

“科学文献明确而一致地表明,在家中使用电子产品会使儿童的学习成绩明显下降。无论性别、年龄、家庭背景或分析方法,使用电子产品均与学习成绩呈负相关。换言之,儿童、青少年和大学生花在电子产品上的时间越多,他们的成绩就下降得越多。”德米尔热援引的研究揭示了,看电视、玩电子游戏、使用智能手机、使用电脑和社交网络的时间越长,学生的学习以及智力表现就越差。

这主要是因为,无论这些工具在多大程度上标榜自己有强大的教育功能、能提供比传统课堂更丰富的学习资料,它们依然在培养学生自律和自我调节方面是有害的——包括知名国际项目“每个儿童一台笔记本电脑”(One Laptop per Child)的调查在内的种种研究皆揭示了,当儿童或青少年使用电子产品时,他们总是更喜欢用它们从事娱乐活动(玩游戏、听音乐、看电视等),而非学习。



在新冠肺炎爆发之前,全球各地就已就融合数字技术和课堂教学展开了诸多尝试,但德米尔热指出,数字化教育改革很难说有什么实质性结果,甚至可能是有害的。经合组织在每隔三年进行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框架内的一项调查发现:

“尽管在计算机、因特网连接和教育软件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但几乎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表明,学生更多地使用计算机会提高其数学和阅读成绩……在那些学生在校使用因特网做作业较为普遍的国家,学生的阅读成绩平均而言有所下降。与之相似,在数学课上使用计算机的学生人数较多的国家或经济体中,学生的数学水平也往往较低。”

网络课程(MOOC)曾被寄予教育资源民主化和更有效激励学生的厚望,可结果真的有那么美好吗?2016年一项针对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微观经济学MOOC课程的调查发现,在35819名报名者中,仅有886人(2.5%)坚持到了期末考试,740人(2.1%)最终获得纸质证书。事实上,在线课程的放弃率通常高达90%-95%,一些要求极高的课程只有1%学生能坚持上完。2013年,美国加州圣何塞州立大学与优达学城的课程合作仅持续几个月就匆匆中止,因为学生考试的失败率达49%-71%。优达学城此后逐渐将业务中心从学术转向职业培训,其联合创始人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承认,MOOC课程可能有助于前5%的好学生,对剩下的95%则不然。

德米尔热因此得出结论,“对绝大多数学生而言,MOOC都不是一种简单、有激励性和有效的解决方案。对其内容的掌握需要时间、努力、辛劳、扎实的前期知识以及(非常)强大的精神成熟度。”



新冠疫情让在线课程不只停留在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而是构成了学生教育经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纽约时报》报道,10月下旬美国“国家教育进步评测”(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公布了最新的调查结果,发现美国学生的数学和阅读能力均出现了下降。从1990年代初开始,“国家教育进步评测”定期抽取全国各州的四年级学生和八年级学生,展开数学和阅读测验,被认为是美国最权威的全国性考试,因此也成为了揭示新冠大流行如何影响千万美国学龄儿童的重要指标。

“国家教育进步评测”的结果显示,几乎每个州的八年级学生数学成绩都有所下降,只有26%的数学达到熟练水平,这一数字在2019年为34%;四年级学生的表现稍好,41个州的四年级学生数学成绩均有所下降,达到熟练水平的学生比例从41%下降到36%,这是该考试有记录以来最大的跌幅。这些结果意味着,和2019年相比,更少的八年级学生能够计算长方形的对角线,或将英里换算成码。半数以上州的学生阅读能力有所下降,延续了疫情前的趋势,只有约1/3的学生的阅读能力达标。



另一篇报道发现,“新冠一代”(the pandemic generation)的大学前景也困难重重。在美国多个州,2021届高中生的毕业率有所下降,2020年以来本科入学率下降了4.2%,大学新生难以跟上正常教学进度。德州农工大学数学学习中心执行理事Paulo Lima-Filho博士告诉《纽约时报》,新冠大流行期间,该校一些数学课程的挂科率和退课率都出现了明显上升,这一情况在一年级新生当中尤其严重。学生们缺乏基础的数学技能、基础知识点的掌握和良好的学习习惯,在Lima-Filho看来,这一退步在这一代学生当中是普遍现象,且需要各所大学花费更多精力才有可能弥补。

上述报道同时指出,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学生遭到新冠大流行的打击尤其重——事实上,疫情暴露了美国教育乃至美国生活中深层次的不平等。在四年级阶段,垫底25%的学生在数学和阅读方面的退步幅度都比排名前列的学生要大。非裔和西裔四年级学生与白人和亚裔学生的差距也被拉大了,部分是因为他们上的学校通常更缺乏财政资源,在大流行期间闭校时间更长。“国家教育进步评测”组织的调查发现,一半在数学方面表现不佳的四年级学生表示,他们在2020-2021学年无法全天候使用电脑,成绩优异的学生中则有80%能够自由使用电脑;能在家中找到安静学习处的表现不佳者有70%,这一比例在表现优异者中达90%。

与此同时,社区学院中非裔和西裔学生的入学率急剧下降。班尼迪克学院(Benedict College)位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历来是一所以招收黑人学生为主的学院。该校2020年秋季的入学新生人数从往年的700余人骤降一半,2021年秋季恢复到不到600人,但2022年秋季又降到了378人。班尼迪克学院校长Roslyn Clark Artis认为,入学率下降主要与学生的经济顾虑有关。对于那些新冠肺炎爆发时还在读高中二年级、拿着比往届学生更低的ACT成绩开始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而言,校方已经发现他们在数学课程上有“显著的补救需求”。

认知与社交障碍增加

在德米尔热看来,在线课程效果不佳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确实需要“他人”的在场——对人类大脑而言,“现实中”的人和“视频中”的人是截然不同的。在一项动物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动物对人的手部动作有明显反应,但在面对屏幕上播放的提前录制好的相同动作时,普遍反应微弱或没有反应。这种对屏幕缺乏反应的现象也存在于儿童和成人之中。无论年龄如何,人类的大脑对现实中的人的反应比对视频中同一个人的间接形象反应要更敏锐,这一现象被称为“视频缺陷”。大量实验证明,教师在场比播放教师的教学视频更有助于孩子学习、理解、运用和记忆所呈现的信息。

对孩子而言,特别是幼儿,人际互动比电子产品更能促进他们的运动、社交和认知发展,但遗憾的是,电子产品会阻碍这一目标的实现。一项针对0-12岁儿童的研究发现,看电视的时间会减少亲子互动的时间,工作日看电视的时间每多一小时,一个四岁孩子与父母交流的时间就会减少45分钟,一个18个月的幼儿会减少52分钟,一个10岁的前青春期儿童会减少23分钟。另外,使用智能手机也会导致父母对亲子互动的参与度降低,且互动方式也更加机械。



另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使用电子产品对孩子的语言发展所产生的负面效果。有研究表明,6-18岁的孩子看电视和玩电子游戏的时长与其语言智商之间的关系呈负相关性。这其中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家庭成员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越多,他们之间交流的话语就越少,这会导致儿童缺乏大脑发育和语言能力培养所需的刺激。

第二,尽管一些电子产品号称能成为儿童教育的重要工具,各种语言类教育节目层出不穷,但上述的“视频缺陷”现象导致儿童在三岁以前没法通过观看教育节目提高语言能力。有研究指出,在三岁以前,儿童无法通过教育视频学习简单的单词,他们却能在与人互动时轻松学会这些单词;在36-42个月大时,这些孩子能明白视频中的动词的含义,但没法在一个新的语境中运用它们,可如果他们是在人际互动中学习这些动词的,他们就能轻松地举一反三。

德米尔热认为,幼年期之后,儿童唯有在书本中才能充分发展自己的语言能力。平均而言,儿童读物中的语言比任何电视节目或成人间的日常对话都要复杂,出现“罕见”单词(排名在1万名之后的单词)的概率要更高。然而电子产品的高度娱乐性让如今许多孩子宁愿看视频、玩游戏也不愿意阅读。这就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为阅读量较少,他们在学习阅读中会遇到更多困难;阅读越困难,他们就更逃避阅读,而阅读量低又会影响语言能力的发展。2020年发布的一项大规模调查发现,年轻一代对阅读明显不感兴趣;201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35%的8-12岁儿童与22%的13-18岁青少年称自己每天都“为了娱乐”而阅读——这也解释了“国家教育进步评测”中美国四年级学生和八年级学生阅读能力连年下降的趋势。



疫情期间长期上网课造成的隔离状态,还在另外一个层面影响了“新冠一代”。《纽约时报》在采访大学写作和文学课程老师时发现,和学习能力相比,更令人担忧的是学生们更焦虑,也更不愿意寻求帮助。以美国奥本大学为例,去该校写作中心咨询的一年级新生通常占比30%,如今这一数字已降到20%。中心主任Christopher Basgier认为,“这也许是因为他们花了更多时间在家学习,不习惯走出门寻求帮助。”

Artis在班尼迪克学院注意到,那些在网课中度过高中最后几年的学生明显更加内向,更缺乏参与大型团体活动的意愿。今年,该校足球队有史以来第一次从未出现败绩,但球赛观众数量却非常低迷。“我当院长的这十年来,第一次遇到有学生问我,‘我们有必要参加派对吗?’似乎他们对重返社交充满了焦虑。”俄勒冈大学副教务长Amy Hughes-Giard也注意到,如今许多学生对学校发生的事“有些冷漠”,“他们希望与他人产生联结,但不确定该怎么做。”

与学习成绩相比,“新冠一代”的孩子们的精神健康更加值得忧虑。2021年底,一项覆盖全球8万青少年的研究发现,疫情期间患有焦虑和抑郁症状的青少年增加了一倍。美国疾病防治中心的数据显示,2020年12-17岁美国青少年因精神健康问题去急诊室的次数比2019年增加了31%。清华大学科学院院长、心理学家彭凯平指出,疫情后时代的学生们出现了“四无”——“学习无动力,没有家长和老师逼着孩子们就不爱读书;对真实世界无兴趣,沉迷于游戏、各种社交媒体,对真实的人和事情没有兴趣;第三,社交无能力;最后,对生命价值无感受。”

孩子每一天都在成长和变化,在疫情中度过的三年青春时光一去不复返。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帮助疫情后时代的学生们弥补失去的时光,补上学习和成长的短板。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这个问题也至关重要——毕竟我们在讨论的,是孩子以及他们的宝贵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