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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十大前北京四通桥上有人孤身抗议习近平独裁的影像已经传遍世界，也让“孤勇者”一说在中国深入民间。中国民众孤身犯险、抗议专制独裁的传统由来已久，为什么直到今日“孤勇者”才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关键词？孤勇者对中国民主化进程又有何意义？

 

异见人士刘本琦（刘本琦推特）



刘本琦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孤勇者。他对记者说，和四通桥孤勇者一样，他看重的也是行动。

我也是孤勇者

今年2月份，江苏丰县铁链女事件发酵后，刘本琦骑着刚刚学会的摩托，独自一人从湖北红安县一夜奔袭六百公里，到丰县去为铁链女维权。

 “我是说干就干，但是开到路上，我发现确实好冷，冻得不得了，”刘本琦现在回想那个晚上有些尴尬，而且第二天，当他到达丰县时，当地早已被警察围得水泄不通，他并没能真正抵达铁链女所在的村庄。

靠电器安装等散工为生的刘本琦多年来对社会不公的现象总是直言不讳。他身边的人常常说他是一根筋，但他说他从不计较，哪怕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要坚持去做，这很重要。”

早在十年前，刘本琦就因为在网上发起“中国自由公民拒绝独裁宣言”实名签名活动，而被中国政府抓捕并秘密判刑三年。出狱后，他继续在网上公开批评政府，也因此被警方屡抓屡放。

“我就是看不下去，路见不平一声骂。人要有基本的人性，我认为这事不行，我就要说，至于别人同不同意，那是别人的事，”在刘本琦看来，中国政府的很多做法都不行，“你们一代代人都在搞残酷的斗争，就是毛（泽东）那一套，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我感觉这太可怕了。”

另一类孤勇者

政治学者张博树说，他自己也是在学界的一个孤勇者。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的张博树（RFA）



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的张博树1991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获博士学位后留任该院的哲学所助理研究员。1993年，张博树在香港发表了一篇批评1989年六四镇压的短文。这成了他的学术生涯停滞不前的重要因素。

“1993年（社科院）开始整我，不给我晋升职称，一直到2009年。所以，我在社科院当了18年的助理研究员，”到2009年时，张博树实际已经有《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一卷）等多本著作和其他研究论文问世。

而就在2009年，张博树因为长期批评政府，倡导宪政改革，被中国社科院以他旷工为由扫地出门。但张博树有自己的坚持，他坦言对这些困难都有准备，“我学术上的志向就是要完整、系统地研究和清算，百年以来中国在民主进程当中所遭遇的所有挫折，这些挫折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共产党在里边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

不绝如缕

孤勇者并不是一个新的词汇。在推特的时间线上可以看到，在四通桥事件之前，《孤勇者》是香港歌手陈奕迅演唱的一首爆红歌曲的歌名，也有人用“孤勇者”来形容抗击俄罗斯侵略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10月13日之后，“孤勇者”这个词才开始和中国民间的抗议活动捆绑在一起，俨然成了抗议的号召和旗帜，飘荡在海内外中国人抗议群体的社交软件群组里、社媒上。

但“孤勇者”现象在中国的社会运动中早已不绝如缕。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举例说：“杨佳算一个，......在某种意义上，任志强也算一个孤勇者，......许章润应该也是一个孤勇者，因为他当时公开写文章，挑战（习近平），而且也是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这个名单还可以拉得更长。在2020年新冠疫情高峰时期，在武汉孤身探索疫情真相并向外传递信息的公民记者张展、方斌、陈秋实等人，也被外界认为是孤勇者。

 

在武汉孤身探索疫情真相并向外传递信息的公民记者张展（左）、方斌（中）、陈秋实（右）等人，也被外界认为是孤勇者。（推特图片）



孤勇者可能来自社会不同角落，但他们的行为特征比较类似。孤勇者的行动往往是孤立的，舆论所认定的四通桥孤勇者彭立发是这样，寂寂无名的刘本琦也是如此。

流亡荷兰的异议人士林生亮分析说，孤勇者现象的形成跟中共政权对社会的管控有关，“因为在中国凡是有组织的，很容易成为中共的活靶子。......连一个公益组织或NGO他都是不允许存在的。他把所有的组织都除掉了，就会不断出现个体抗争。”

王军涛则认为，“孤勇者”最本质的特征还在于他们的不妥协，他说：“最主要就是他们选择了一种方式，不准备向他们反对的东西妥协，而是鲜明地向社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且他们采取的方式很有可能会给自己招致杀身之祸的后果，而且这种方式未必能在当下解决他们的问题。”

孤勇者之孤

这些不妥协的孤勇者中很多人往往是寂寂无名的，这也给他们自身带来了危险。

一直关注孤勇者状况的异议人士林生亮告诉本台，“因为原来很多孤勇者被抓进去，外界都不知道，不知道他做了这些事情。”

他提到了今年初被强迫失踪的广西异议人士陆辉煌，“那个陆辉煌坐了两年半牢，他是因为在国外写了七篇文章。他被抓进去后，有两年半时间，外界没有任何人知道。中共封锁消息，不让他请律师，也不给他饭吃，他又被酷刑，被电击。”

记者在网络上查询发现，除了长期关注中国异议群体的维权网在2021年陆辉煌出狱后有一条简短的消息，以及本台的跟踪报道外，此前没有任何相关的音讯。

 

广西异议人士陆辉煌（维权网）



林生亮本人曾因帮他人维权和公开批评政府，先后两次被中国政府以“寻衅滋事罪”判刑，共坐牢三年多。由于有类似的经历，林生亮在出狱后认识了陆辉煌，他回想说，“由他（陆辉煌）一个孤立的事件就可以看出，应该还有很多很多在监狱里、在看守所没人关注的人。”

防失联手册

孤勇者作为一个群体在中国所面临的安全风险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

林生亮就此分析说：“孤勇者首先他要克服恐惧。目 前为什么很多人不肯站出来、不肯出声，就是因为他们内心的恐惧。如果有无数的个例在鼓励着他们，慢慢地这些人就会站出来。”

为了帮助解决孤勇者们的安全困境，林生亮撰写了《防失联手册》、《交友手册》以及《公民应对询问手册》等，在多个异议人士的群组里散发。

林生亮这样解释这些手册工作的原理，“每个人只要有人加他微信，他就发个交友手册给对方，微信里就可以存下来。那么，任何时候，如果微信联系不上了，我就可以打他电话，电话打不通了，我就可以打他紧急联系人的电话，这样就可以锁定他最后失踪的时间。”

 

异议人士林生亮（林生亮独家提供）



今年9月1日，福建龙岩市的异议人士项锦锋突然被警方抓捕。他被抓的原因不详，他的父母也没有收到拘留通知书，只到当地派出所签了字。直到9天后，维权网才发布了这一消息。

林生亮告诉记者，外界得知这一消息就是靠了《防失联手册》所建立的渠道，“如果当时没有这些方法，如果他没有告诉我们紧急联系人的话，我们连他什么时候被抓的消息都不知道。现在我们起码知道一点点消息。”

孤勇者出圈了

与众多处于孤绝状态的“孤勇者”相比，四通桥上孤勇者的处境并没有好到哪里去。

由于中国政府封锁信息，实际上，外界并不十分确定，10月13日当天，在四通桥上贴出横幅的到底是不是只有一个人？只是根据网络流传的现场视频和照片，舆论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人的单独行动。外界至今也无法得知这位孤身犯险者的真实姓名和背景，网络上只是流传着他名叫彭立发。并且警方如何处置这位孤勇者，外界也是一无所知。

但四通桥的孤勇者毕竟出圈了，他所引起的舆论回响远超以往的孤勇者。现在事件过去已经一月有余，在关注中国民主前途的海内外社交软件群组里，人们仍不时提及“孤勇者”。在中国的城市街头，在美国东西两岸，以及欧洲，至今仍有中国人不时效仿四通桥的孤勇者，在街头举牌、发传单或者高声呐喊，表达对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连任的拒绝和愤懑。

张博树理解这些舆论回响背后的情绪，“中共二十大后，习近平组建这样一个新的班子，基本上就是习家军的全套人马，这是可以想象的中国政治演进过程中最糟糕的一个结果。”

王军涛则认为，四通桥孤勇者的影响力之所以出圈，关键在于，以二十大为背景，体制内的精英心态变了，“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体制里的人对体制内改革已经不抱希望了，他们开始关注体制外的人。......体制内外的人都期待体制外的人通过突破性的举动，打开缺口，让不满的能量在体制内外都爆发出来，结束这样一个独裁专制。”

王军涛强调，这实际上体现出中国的反对运动正在转型，“就是反 对运动由一个纯粹的大众反抗运动和少数民运人士的良心运动，正在变成一个真正的政治反对运动。”

他分析说，当反对运动发生质的变化时，孤勇者将会前赴后继、层出不穷。

身在内陆重庆的孤勇者张吉林的感受印证了王军涛的分析。四通桥抗议事件发生后，张吉林感觉出周围气氛的变化，“有一个现象是很 特别的，有些普通老百姓就觉得，像我这样敢说的人会越来越多。”

走向广场

张吉林很早就是一个孤勇者。2003年他曾因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试图通过广场警卫向中央领导人递交民主宪政的倡议书，而被当地警方投入了精神病院。但张吉林并没有被吓阻，也没有止步于“孤勇者”的角色，他开始走向广场。

2017年，张吉林加入了当地城市广场上的议政活动，“我当时走路路过观音桥广场，我才发现很多老年人在那里谈论民主政治之类的问题，我才加入了广场运动。”

2019年初，张吉林和同伴在观音桥广场上发表政治演讲，他当时提出了要罢免习近平，“我讲了整整七天，第八天他们才抓了 我。”

张吉林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对于警方直到第八天才抓他，张吉林的理解是，2019年时舆论氛围还相对宽松，并且地方政府实际上也拿不准，“因为我们所说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都是两条腿走路，而且民主宪政都是有利于中国的。”

 

张吉林妻子收到警方刑事拘留通知书。（当事人家属提供）



张吉林被释放后，警方明确警告他不能再进入观音桥广场。但他欣慰地发现，他和同伴已经在广场上留下了积极的影响力，“有一些以前听我 们演讲的那些老年人还经常在那里聚会，他们其中有很多还经常来参加我们的茶会，他们有很多老年人都盼望着我们能进去。”

和张吉林相似，身在中共革命老区的刘本琦也觉得，他多年的秉公直言在不断拓展自由民主理念的空间。

“我指出来问题，我就把嗓门拉大，我说话就是这样。......那些老百姓尽管不过来跟我说话，他们都远远地跟我竖起大拇指，”刘本琦说，不仅老百姓是这样，政府体制内的人也常常赞许他的观点，“无论是公安的，司法的，或是其他政府部门的，就我平时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都很愿意跟我沟通思想。”

站出来！

无论张吉林，还是刘本琦，或是记者采访的其他孤勇者，他们都希望中国社会各阶层能有更多的人能站出来，对中国政府说不。

但林生亮认为，能有多少人站出来仍然取决于民众觉醒的程度，“中共的这种法西斯统治到了让他们没有活路，让他们要为了生存去争取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全民觉醒的时候了。”

林生亮说，重要的是要行动，行动才能改变中国。他提到几年前他在中国法庭上为自己所作的一个辩护词，“我不会将希望寄托给下一代，在我这一代的时候，我要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

他强调，他不想让后一代人耻笑自己这一代人没有去努力，就像他当初曾耻笑父辈在文革的时候没有站出来，去勇于面对那个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