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多月，中国新闻媒体报道多省发生离奇的少年失踪案。这些案件也引发舆论对于这些少年的器官可能遭到强摘、用于器官移植的猜测。有专家指出，中国器官移植黑市庞大，背后牵扯到巨大的利益因素及官方的纵容态度。

中国媒体“上游新闻”近来报道，江西上饶市铅山县致远中学15岁高中生胡鑫宇10月14日在校内离奇失踪。江西省省市县三级警方均已介入调查，人至今仍没找到。此外，四川、广东、湖南、湖北、浙江等地，近期也连续发生多起中小学生失踪事件，也引发网民热议。

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监控摄像头，大数据、人脸识别以及健康码、行程码等监控手段也层出不穷，但青少年失踪事件却仍频繁发生。很多网民质疑，这可能与中国日益猖獗的非法器官移植黑市密切相关。

中国认真打击强摘器官贩卖？

2014年8月，中国最大一宗非法买卖人体器官案作出终审宣判。包括组织者、中介、顾客和医护人员在内的15名被告人，在出租屋内进行活体肾脏摘除，再通过北京一家有资质的三甲医院的泌尿外科主任实施肾脏移植，谋取暴利。案件共涉及51枚肾脏，金额达1034万元。15名被告分别获3年半至1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这是官方罕见出手，打击强摘人体器官贩卖行为。具有医学背景的旅美时事评论员横河认为，中国官方实际对这种行为是持纵容态度。“它在必要的时候，会去打击一下完全失控了的器官黑市，但黑市器官最终是走向什么地方的？器官最终是走向医院的，而且能做移植的都不是小医院。它不去追查器官最终的走向，而只是去追查器官买卖或非法盗取的集团。”

器官移植现况

2005年，中国首次承认中国移植器官来源于死囚。2012年，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由中央批准成立。2014年, 官方宣布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来源。多年来，中国也对外宣称已建立了一套器官捐献和分配系统。

官方统计称，自2010年至2022年4月底，中国累计遗体器官捐献3.9万余例，捐献大器官11.53万个，捐献数量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不过，横河指出，中国民间的传统和实际情况是，极少有人自愿捐献。真正的器官来源，官方基本上是放任不管。

“它明明知道，捐献在中国是做不成的，它这个法律其实就是以捐献为名，这样它就可以把所有的器官来源都说成是捐献来的。而做事的人是知道，中国是没有这个系统的，也就是说，他们知道当局是允许或鼓励他们到外面去找器官的。”横河说。

横河指出，中国死囚犯器官目前依然在使用，因为前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说，死囚也是公民，也有权利捐献器官。但中国的死囚并没有这么多，根本无法支撑起中国庞大的器官移植需求。

本台无法独立证实横河的说法。

中国官方宣布的数字是每年器官移植数量在1-2万之间，但有研究机构根据现有中国器官移植中心的数量、病床数量与周转率估算，中国每年实际移植数量约在7万到10万间。

横河说，参照美国的器官捐献和实际移植的比例来说，中国每年最多只能有几百例移植手术。但目前，中国器官移植业却发展得非常庞大。“你要是按照它的各种数据，汇总起来算的话，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空缺。这个空缺就可能造成犯罪行为。但中国的问题是，（官方）是纵容这种行为的。” 

从迫害法x功中发展起来的中国器官移植业

2006年，法x功学员率先披露在中国关押学员遭活摘器官的现象。统计数据也显示，中国器官移植业自从2000年迫害法x功开始，呈现爆炸式增长。

横河表示，在国际揭露了中共活摘法x功学员器官罪行的过程中，中国器官移植业依然疯狂发展，因为背后有太多利益。扩张到后来，就必须到法x功群体之外去找供应来源，而在社会上愿意捐献的数量又很少。 

“由于迫害法x功而形成一个庞大的需求系统。普通中国人被其盗取器官是对法x功学员的迫害和活摘器官的一种扩张。”

他还谈到，目前中国已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生物数据资料库，不只是在押人员，也包括很多普通百姓。这为器官配型提供了方便条件。

动个手术肾没了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反促非法移植？

中国媒体也曾揭露骇人听闻的乱象。《南方都市报》2015年曾报道，有湖北男子车祸手术后两年健康检查才发现自己的右肾消失， 医院竟解释为“属自然萎缩”。还有医生擅自切除病人肾脏，医院被判赔偿18万元了事。

人民网今年9月2日报道，中国国家卫健委近日答复称，将继续修订完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待发布后，将积极完善相关政策配套措施。

旅美人权律师吴绍平告诉本台，中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作为行政法规，规定本身就很粗略，缺乏细节。“不管你是捐赠器官方、还是受赠器官者，还是涉及到相关利害关系人，我们发现，他们基本上是没有明确的救济途径的。“

他谈到, 法规并未规定，哪些行为直接构成犯罪，需要追究。伦理委员会的组成、判定都缺乏清楚规定，提供了黑箱操作的空间。对于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除了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还包括“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这也给犯罪行为提供了空间。

吴绍平相信，在中国，每年上百万的失踪人口中，可能不少与强摘器官有关。但当局却不敢公布，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里已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链条。 

“如果当局真的有心打击这样的犯罪行为，就应把捐赠者、被捐赠者、两者社会关系等信息公开，接受社会监督。而现在，即便有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也是很难监督到它的，因为信息都是不透明的，相关的利害关系人都没有赋予相应的信息披露的权利。”

他还表示，《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对于目前猖獗的非法器官移植大量发生，非但没有真正抑制，反而起到的是刺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