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引发了一场关于你应该多投入工作的争论，一些人回复称，在办公室通宵工作可能“违反劳动规则”，而另一些人则称赞克劳福德的敬业精神。
大型科技公司多年来一直在大举招聘。与初创公司相比，大型科技公司长期以来为员工提供了更好的工作与生活平衡，但随着科技公司20年的高歌猛进开始放慢脚步，这种情况可能即将改变。
继Stripe和Lyft大幅裁员之后，推特、Meta和Salesforce也进行了大规模裁员，这意味着大型科技公司的工作机会将大幅减少。Salesforce已经更新了政策，让解雇员工变得更容易，马斯克也告诉员工，推特不再允许远程工作。
克劳福德在办公室睡觉似乎是这种转变的例证，在那些表示支持的人中，也有同样想法的科技领袖。前GitHub首席执行官奈特·弗里德曼（Nat Friedman）就是这样一个为克劳福德加油的创始人。
弗里德曼在推特上写道：“伟大的新事物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这比过去十年硅谷文化革命期间任何人都愿意说的要多得多。”
人才市场Continuum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诺兰·丘奇表示，在过去十年中，努力工作已经被“妖魔化”了。
他说：“谈论努力工作并不是一种时尚。在过去的5年、10年里，努力工作好像反而成了什么脏话。”
并不是所有的创始人都这么想。米格尔·德·伊卡扎（Miguel de Icaza）与弗里德曼共同创立了开发工具制造商XaMarin，他不同意这一评价，他在推特上说，他每天下午5点离开XaMarin，是为了优先考虑“健康的工作/生活平衡”。
“我认为要求人们加班只会给你低质量的产出，”他写道。
科技工人大晒福利，这正常吗？
在TikTok和YouTube上的一些科技工作者中，大晒科技公司的福利，而不是分享忙碌的工作，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在TikTok的一条热门视频里，主播强调了公司的冰抹茶和办公室屋顶景观，这让一些人对大型科技公司的奢华福利和人员过剩发表了嘲讽的评论，认为项目和产品经理的角色是“基本编造的、多余的工作”，并呼吁科技公司解雇“70%的非工程师”。
8月初，推特账号@VCBrags嘲讽了“TikTok技术网红”，挖苦这些技术员工“收入六位数却没有经验”，而工作“只会发电子邮件”。
这些视频显然在社交媒体上触动了人们的神经：科技公司的员工吹嘘公司的福利有多好，免费食物有多棒，却几乎没有自己坐在办公桌前的镜头，他们成了雇主股价暴跌的替罪羊。
但对大型科技公司的内容创作者来说，视频关注福利而非工作是有明显原因的：既要保护公司机密，同时也要让视频内容好看。
领英（LinkedIn）高级项目经理迭戈·格拉纳多斯（Diego Granados）说：“如果我制作一个关于科技公司产品经理一天生活的真实视频，视频里可能几乎一整天都只有我在会议室里的样子。如果你想让它变得有趣，那么我们需要展示与专有信息无关的有趣部分。”
格拉纳多斯说，尽管裁员不断，他并没有注意到科技公司正在朝着更加残酷的工作文化剧烈转变。他反对大型科技公司人员过剩的说法，并表示，领英在工作与生活平衡方面做得“很棒”，但并不意味着他从不在周末加班。据Axios报道，领英的母公司微软上个月裁员近1000人。据报道，领英在8月份进行了重组，影响了其全球活动营销团队。
亚马逊网络服务的软件工程经理艾伯特·杨（Albert Yang）今年制作了三条介绍其工作的视频，根据他的经验，大型科技公司的软件工程师每天要做大约五个小时的埋头工作，外加大约两个小时的会议。
杨说：“每天集中精力工作5小时是非常高效的。显然，有些时候你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艾伯特·杨感到了更加努力工作的压力，一方面来自裁员的消息，另一方面来自他自己对事业发展的渴望。他说：“这次裁员无疑给我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但只要我做好我的工作，表现出色，超出预期，我想我会没事的。”
“随便雇人”
2017年，当阿普尔娃·戈文德（Apoorva Govind）以软件工程师的身份加入优步时，她发现自己所在的团队在她看来没有真正的目标。
“不到一个月，我就说，‘哦，见鬼。我需要尽快离开这个团队。’”戈文德说道。“我没有增加任何价值，而且我知道长期来看——6个月，8个月，每当他们试图进行某种重组时——你知道谁会被解雇。”
她在四个月内换了团队。
戈文德去年离开了优步，成立了一家初创公司。在她看来，优步之所以当时有那样的团队，是因为在招聘方面文化非常宽松，以及管理者为了促进自己的职业发展和在公司晋升，有动力尽可能扩大团队规模。
戈文德说：“在大多数大公司，对于中层管理人员，他们会扩充他们管理的人数。这最终导致了我们现在所处的局面，那就是你先是随便雇人，然后又随便开掉人。”
诺兰·丘奇说，当你可以用“我的组有60人，现在我准备好当主管了”这样的理由来证明自己的合理性时，攀登公司的阶梯是“很容易的”。
“就业/法务部门不会让你解雇某人，”他补充说。“目前的情况是，这些团队中表现不佳的人最终会在公司内调，然后那个经理就完全放弃了任何责任。”
丘奇在谷歌担任招聘人员直至2015年，他说，他在谷歌的一个“肮脏的秘密”是，要小心接受内部调动，因为这可能只是另一个经理试图摆脱的包袱。
弗洛·克里维洛（Flo Crivello）说，当大型科技公司过度招聘时，会导致更多毫无意义的会议和无效工作，他在Uber工作了四年半，后来创立了远程办公初创公司Teamflow。
克里维洛说：“当你雇佣10个人做一个人的工作时，他们并不是周一上班，然后接下来的几天在家。这将意味着大量无用的工作、大量无用的会议和大量无用的对话。基本上，整个激励机制从上到下都是烂的。”
普华永道合伙人朱莉娅·拉姆（Julia Lamm）上周在与记者的电话会议上表示，科技公司不仅在过去几年大幅增加了员工数量。在疫情期间，各行各业的许多公司都对人才短缺感到“恐慌”，因此留住了表现不佳的员工。现在，五分之四的人力资源主管表示他们正在裁员。
除了人才短缺，大公司的绩效管理往往更宽松。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他们淘汰表现不佳的员工的动力会减弱：不当解雇诉讼的风险会增加，经理们会因扩大团队而不是淘汰团队而获得奖励。
戈文德回忆说，有一位大公司的前同事有两三个月没有写任何代码，但他非但没有被解雇，反而成功找到了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
另一位同事完全无视系统崩溃的警报。戈文德说，她曾多次抱怨他，因为他的不负责任给团队里的其他人带来了麻烦，但直到一年多后，他才被解雇。
“人们总是说‘在美国解雇员工太容易了’，”戈文德说。“随便问问科技界的任何一位经理，他们都会告诉你，他们至少需要6个月到1年的时间，才能真正解雇表现不佳的员工。”
硅谷将要变化了吗？
丘奇和克里维洛认为，在经历了推特、Meta和其他公司的大屠杀后，硅谷可能会出现文化转变，但这不会是一个长期的转变。
丘奇说，尽管舆论的钟摆又向雇主倾斜了，但还没有转得那么远。
丘奇说：“实际上，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仍然会站在员工这一边。但我确实认为，现在的情况有所好转，在某种意义上说，首席执行官们可以对企业的经营方式更加现实一点。他们需要提高利润，资金不再是白白拿到手，有时我们需要在周末工作。”
克里维洛预测，工程师们的生活在未来一年左右时间里，紧张程度会较原来增加20%。他说，这“只是在经济上有影响”。
克里维洛说：“从历史上看，对工程师的需求是无限的，而供应却很少。这些公司几乎没有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