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来源,EPA

图像加注文字,一名女子在接受新冠测试。

烫得整齐的波浪卷发、干净大方的妆容,配上黑色西装丶黑色耳环和黑色红边丝巾——内蒙古一名女高官这身端庄造型,在中国引起巨大争议。

56岁的李少莉是呼和浩特市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副局长,该市近日疫情爆发,她10月29日出席疫情防控记者会时宣布消毒政策,患者家中的床品及冰箱食物要按医疗废物处理。

有关政策引起公众哗然,但中国网民的不满情绪很快聚焦在李少莉身上,除了批评她手指着稿子发言过于生硬,也指她身上的耳环和丝巾疑似是奢侈品牌梵克雅宝和爱马仕产品,售价分别为3万和4000元人民币,有“贪腐”之嫌,当地纪委部门表示已介入调查。

除了她的服饰穿搭,舆论更针对她“太精致”的外表作出各种猜测,指她一副“科技脸”,有刀割双眼皮,纹了眉毛、眼线,皮肤是靠医美维持的。

政治风气转变?

“对这位女性官员着装的批判,很符合现在政治风气,”中国女权学者、多伦多大学语言研究系助理教授郭婷对BBC中文说。“回到传统文化价值,不至于回到毛时代,但很强调社会主义。这次刚好就是在这一次非常性别化的政治局形成后,就出现这样的新闻。”

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公布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名单,24名成员中“竟无一人是女儿”,打破了过去20年都至少一名女性“入局”的惯例。

郭婷指出,中共“二十大”带出的方向“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三年前,带有国家资本和政治色彩的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被捕,媒体纷纷关注她的名牌服饰,甚至有专门的公众号去写她是“孟公主”,赞美她珠光宝气。而在更早之前,第一夫人彭丽媛的造型也备受瞩目,很多官方媒体和自媒体分析她的穿搭。

但随着政治风向转变和疫情后经济转差,郭婷说现在已看不到以物质为基础、以女性外表为媒介的意识形态表达。“几年前,女性的外表,着装上、物质上的精致程度,被视为国力和女性力量的体现,但这个后来就淡出了,现在转变成是腐败和堕落的象征。”

女官员的“双重负担”

在李少莉外表引发争议翌日,内蒙古当局迅速换人主持记者会,改由另一名女官员张晓莺发言。她是当地教育厅体育卫生艺术与劳动教育处副处长,出镜时头发梳起,不施脂粉,戴着大框眼睛,身上没有任何配饰。

但网民对此朴素造型仍不满意,有人批评“这女的怎么看上去这么邋遢呀,头发像几个月没洗似的”,也有人表示“很讨厌不注重仪表,不自律的人”、“不好意思,我只爱看精致的女人”、“先是侮辱我的智商,现在侮辱我的眼睛”。

香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课程讲师黄钰萤博士向BBC中文表示,这反映了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参与公共空间的困难。“男性政治人物的身体是无性别的(neutral),性别是隐形的,但女性的身体是有性别的,永远会受注视和攻击。”

她指出这个现象的普世性,在西方,美国的佩林参选副总统时穿搭备受关注,德国的默克尔多次穿同一套低胸晚装被批”太环保“,英国前首相文翠珊(特雷莎‧梅)戴什么项炼也成为话题。而在亚洲,台湾的蔡英文打扮平实被指“显得国家穷”,香港的叶刘淑仪屡被攻击发型和身材,韩国的朴槿惠被指整容。

“男性政客顶多被嘲笑是垃圾桶,不会被人侮辱他的性器官或长相,没有人会说一个人太帅或太丑不能当总统。但女性政治人物的身体和性别,永远是可以被攻击的点。”黄钰萤说。

她表示,女性在职场上要承受双重负担(double burden),必须是及格的员工,同时又是及格的女性,“你不能又老又残,不能婚姻破裂,不能永远穿同一套衣服,但又不能花姿招展或者太性感,要求很多”。

有时候,女性特质是“加分”的优势,却随时会变成被围攻的软肋。从旧照可见,内蒙官员李少莉一向打扮精致,有“最美女副局长”之誉,但同一副妆容和发型在疫情记者会惹起公愤。黄钰萤直言:“什么时候要突出女性特质,什么时候要隐藏?这条界线很模糊,女性官员很难做人,人人自危。”

女性沦“替罪羊”?

在严格的防疫封控政策下,中国民众生活大受影响,怨声载道,此时李少莉的表现和外貌受到千夫所指,学者郭婷形容是“替罪羊”现象。

她解释,女性在父权体制下要不被物化,要不被妖魔化,把社会问题的责任转嫁给女性。“远的有欧洲猎巫,法国大革命怪罪玛丽王后,清朝覆亡归咎慈禧,近一点的有郭美美事件,中国红十字会本来就很多问题,但郭美美成了替罪羊。”

疫情下中国经济陷入衰退,黄钰萤博士预料中国女性将进一步受打压。“经济不景,男性一直以来可以自我实现的神话幻灭了,他们就会深深质疑自己的男性特质,这时候会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转而消费令他们舒服丶可以安抚到他们传统男性ego需要的女性形象,要么就是仇女。”

她指出,全球各地都有这种先例,例如二战后的美国政府着力推动回归传统文化,鼓励女性回到家中当主妇,认为性别分野可以慰藉男性的心灵。在日本,八九十年代经济泡沫爆破后,流行文化中就出现如早安少女组(或称Morning娘)的少女组合,符合男性眼中温柔、服从、性感、容易消费的女性形象。韩国如是,近十多年经济进入瓶颈,向上流动的阶梯已失效,一方面大量女团兴起,另一方面厌女浪潮越来越高涨,甚至公然仇女的总统也能上台。

黄钰萤说:“经济差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回退到最传统的框架、习来的偏见,因为大家觉得最安全,可以保障自己利益。社会资源少了,人们自然会想,哪些人不属于这个地方?哪些是不应得的人?这时候弱势群体更容易被排挤,包括女性,我们就会发现,原来近年女性正在享有的权利是一个幻觉,权利仍然是别人给的,他们随时可以收回。”

在此风气下,女性动辄得咎,两位学者都表示对中国女权前景担忧。郭婷说:“在国家决策的最高层,女性根本是隐形、看不到的,至于其他的女性官员,也只会越来越低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