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 科学家颜宁在“2022深圳全球创新人才论坛”上发表演讲时宣布，她将辞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一职，回国加盟深圳协助创建深圳医院科学院（英文简称“SMART”）。2017年，颜宁离开清华大学，“出走”普林斯顿，曾引发社会热议，时隔5年，颜宁回归引发公众广泛关注和赞誉。应该看到，中国一直坚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不断加大人才对外开放力度。近年来，随着中国科研环境日益完善，越来越多的华人科学家学选择归国。但也有观点指出，颜宁作为顶尖科学家，其回归和融入我国的学术环境并无阻碍，会有很多科研资源的支持。当下，应该把更多目光放到普通海归群体在国内的学术生存和发展状况上。这 其中， 不同层次的“人才帽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海归学者的归国决策、适应融入和职业发展。深入认识海归学者在“人才帽子”影响下学术场域中的行动，对于理解科技人才的跨国流动规律、科研管理规律、职业发展规律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探讨“人才帽子”影响海归学者发展的机理、逻辑和策略，分析海归学者回国后在适应、融入和发展中可能面临的挑战。本公众号特此推出，供读者思考。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人才帽子”下的资本转换与再生产
——中国海归科学家适应融入研究
梁帅｜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李正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高教探索》202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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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帽子”作为强制性的变量介入到学术场域，影响到海归学者的归国决策、适应融入和职业发展。近年来，各级政府通过各种“人才帽子”吸引海外人才并提供特殊支持举措。不同层次的“人才帽子”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国内学术环境以及其中的规则和制度，并扮演了吸引、区分、评价海归人才的工具。路江涌指出入选人才计划有助于海归学者的适应，其中对工作的助力要更大。例如，全国政协委员、日本留学海归博士王向朝研究员指出，形形色色的“帽子”与科技资源、职称、评奖、待遇紧密挂钩，“由于事关前途命运、事关‘功名利禄’,要想在学术界有所建树，抢‘帽子’似乎成了不可不做的功课”。 “人才帽子”成为海归学者做出回国决策时绕不开的因素。
深入认识海归学者在“人才帽子”影响下学术场域中的行动，对于理解科技人才的跨国流动规律、科研管理规律、职业发展规律等具有重要意义。在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背景下，服务好、管理好、用好各种人才是实现海归“人尽其才、人尽其能”的重要目标。当前“人才帽子”引发各区域政府“人才大战”背景下，全面认识海归学者在目前学术场域中的行动策略和博弈有助于更全面的审视当前的科技政策，尤其是“人才帽子”对学术场域中各类海归人才的适应、融入和职业发展的影响。
按照海归学者获得“人才帽子”的方式，一是“一步到位”即直接获得“人才帽子”的身份进入国内学术场域；二是“战略迂回”即先进入学术场域再通过资本积累申请获得“人才帽子”。本文聚焦以上两类海归学者，探讨海归学者回国后在适应、融入和发展中面临哪些挑战?“人才帽子”对其发展产生哪些影响?有无“人才帽子”海归人才的行动策略具有哪些差异?为回答以上问题，笔者主要通过访谈开展研究，考虑到集中化程度和制度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场域具有较清晰的边界，可以更好解释场域规则。同时，考虑到“人才帽子”特殊待遇的区域性、访谈研究的操作性，本研究以山东省为案例研究区域，共访谈30名海归科技人才，其中有15人获得省级“人才帽子”(如山东省“泰山学者”等)。
理论基础及研究现状
场域和资本理论中，每个场域都有独特的运作逻辑和主要的运作资本形式。当行动者从一个国家流动到另外一个国家，即从一个场域进入另一个场域时，他们原来积累和持有的资本形式会与新的场域不符合，从而产生资本贬值的现象，这需要行动者重新积累新的资本，或者将原有的资本转换为新场域认可的资本形式，如回流中国的加拿大高级技术移民将跨国社会资本转换成母国社会认可的资本形式，即维持和扩大其自我发展空间的需求。
海归学者进入国内学术场域具有不同的方式和路径。布迪厄指出行动者进入新场域时会面临场域内原有力量的竞争和排挤，原场域的主导者通常采取“保守”策略以维持优势，部分新进入者则采用“继承”策略以扩大资本数量，提高质量以逐步接近支配地位，而处于被支配地位的行动者通常采取“颠覆”策略暴力式改变场域中的力量格局。“人才帽子”赋予海归学者类型多样的资本组合，从而在进入场域时身份选择、行动策略和资本转换路径更有多样性。
场域内的资本转换逻辑决定了行动者的资本再生产方式和路径。海外人才跨国回流也是一种移民类型，国内区域移民研究表明，移民的社会经济融合是一个通过“资本转换”来实现资本结构重塑而实现移民自身价值的过程。 南水北调外迁安置区的移民能否顺利生活和脱贫致富，主要取决于资本转换的路径是否通畅。 因为，资本转换活动不仅是移民群体能够在新环境中获得重生的重要行动策略和逻辑主线，并且转换活动是否良性循环也影响到移民是否向利于群体的方向发展。 所以，移民需要通过资本转换，让移民的资本总量能够以一种动态的、转化的形式不断被生产出来，不断改变资本类型之间的比例，优化资本结构，从而有效的促进移民的适应和融合。
目前大部分学者主要采用调查问卷、定量量表等方式研究海外人才的影响因素，但这种自然主义范式的研究方法很难深入到动态的过程去理解海归行动策略背后的动机和逻辑， 而民族志、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更能深入理解海归学者回国后面临的冲突和权力博弈，考察“人才帽子”对其行动影响的多层次多维度观察。 同时，流动研究的新范式也要求从流动过程去理解行动者流动过程中的丰富内涵，即从流动过程中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博弈等考察社会关系的表征和建构。如“学术起步型”青年海归学者回国后的适应过程中通常采取顺应服从，巧妙利用，抵制坚守和逃避退场等4种策略。但是目前学者聚焦“人才帽子”等特殊资助方式对海归学者影响的研究较少。
总之，“人才帽子”作为强制变量影响到海归学者的适应融入和发展过程，也影响到海归学者为维系及提升自身在科学场域内的位置而通过资本积累、转换和再生产实现资本重构的过程。 部分学者运用资本理论阐释国内区域移民在适应融入中的行动逻辑，但是对海归人才特别是高层次科技人才的跨国流动行动策略研究较少，同时缺乏“人才帽子”影响机制的的关注。本文通过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深入探讨“人才帽子”影响海归学者发展的机理、逻辑和策略，总结当前人才政策中的不足并为提高人才政策吸引力提供支撑。
跨国流动中资本转换的路径节点
海归学者，本文主要指海归科学家，其在跨国流动中存在双重身份，一方面是作为一名以科学研究为职业的科研人员，其职业发展需要科研经费、实验室、设备等资料，也需要国际国内科学共同体的评价和认可；另一方面是作为社会人的角色，其跨国流动受到家庭、文化等影响。回流人才由于具有母国社会生活史，对社会文化适应障碍较小，但是对学术场域的适应融合及后续科研顺利开展具有一定影响。
(一)身份缺失与认可
跨国流动带来了物理空间的迁移，社会情境的转换让移民失去了“他人”的认可导致身份的迷失和不确定，从而因为身份危机而感到身份焦虑。 所以，海归学者回国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空间流动带来的身份缺失问题。如国内外价值观的冲突、生活方式和习惯的差异、亲朋好友的故去和疏远等都有可能导致海归学者社会角色缺失。海归人才回国以后，首要任务便是运用磋商策略去重建新的身份，得到新场域内的“他人”的认可，甚至包括法律、文化、族群等意义上的认可，最终解决“我是谁”这一关于身份的根本问题。
对于在海外攻取博士学位的海归科学家，由于在国内的学术学缘关系较弱，在科研工作中亟需解决身份问题。其中，“人才帽子”是最快最方便的方式，获得“人才帽子”可以解决身份的合法性以及学术的专业性的问题。一方面因为国家是“符号信用的中央银行”,它通过签署所有的委任状来分配和发布各种位置、声望，以实现在既定地域和社会场域内作为普遍有效的权力得到承认;另一方面，在“人才帽子”评选过程中，通过用人单位遴选和专家评审，可以确定学术方面的专业性，最后在政府组织的申请、答辩、公示等仪式过程中确定其社会角色的合法性，也确定了国家对其社会身份和科研身份的“双重认可”。所以，海归学者回国后对于“人才帽子”的获取有其必然需求。如果他人对其身份缺少“信任”,其社会资本建立、科学资本转换就会存在障碍，适应融合和职业发展较慢。
我硕博士都在国外。科研方面，回国后几乎没有认识的人，刚回国时去其他单位谈业务，很多人认为我是骗子。直到拿到**大学的“泰山学者”,开展业务才算走上正轨，能够申报项目，得到经费支持。主要是别人认可你，知道你是谁，不觉得你是骗人的。(泰山学者B)
(二)社会关系缺失与搭建
学术学缘关系对于科研人员来说是重要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载体是网络，而网络是依靠一定的关系“结帮现象”形成的网络，这种主要包括导师、校友、同学等关系形成的关系网络。 鲁晓指出，即便是具有国内教育经历的海归学者拥有一些学术社会资本，能够获得国内学术领域的部分信任和认可，但归国后仍然需要重建本土的学术网络。布尔迪厄在《人：学术者》中总结了学者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关系，包括家庭出身、父亲职业、毕业院校、师从导师等因素。海归学者作为要科研为职业的群体，在其学术性资本的结构中，毕业院校、师徒关系、任职院校等都是重要的社会关系。以山东大学的海归学者为例，对于学术学缘关系进行分析，本科、硕士或者博士任一阶段就读于山东大学的比例高达63%,如表1所示。
跨地域性的流动导致海归学者原有区域内的社会关系断裂，需要在新的地方重新搭建社会关系。 宫留记指出关系网络的存在不是天生的，甚至不是社会赋予的，而是需要行动者不断的进行时间、劳动的投资，去主动进行社会关系的经营、交往、互动和多次协调才能形成；而实现这一过程需要一系列的物质和符号的交换，所以说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社会资本的重建是需要牢不可破的物质和象征性交换做基础的。所以，缺少国内学术学缘的海归博士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积累社会资本，但是对于“人才帽子”获得者可以直接利用“人才帽子”评审过程赋予的“双重认可”去主动快速的构建社会资本，并且“人才帽子”附带的科研经费、设备等也赋予了其资本转换和再生产的优势。
(三)科研生产资料缺位与再生产
海归学者的主要活动场域是学术场域，其生产的资本(如论文、专利等)是需要科研生产资料作为保障的，例如科研经费、科研设备、实验室、招生指标、职称等，表现为科学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等形式。在国内人才政策的支持下，“人才帽子”所附带的支持条件几乎囊括了以上所有重要生产资料。如下图1所示，海归学者借助于政府“人才帽子”具有两方面优势：一是积累经费、设备和招生指标等科研资本，具有一定的科研主导权和较强的再生产能力；二是实现“人才帽子”向高薪、快速建立社会关系等资本形式转换。所以，“人才帽子”的优势能够为海归人才提供组成结构优良的资本组合和稳定持续的资本再生产能力。
“人才帽子”直接赋予的多元化资本固然重要，但是较高的资本再生产速度显得更加重要。因为荣誉称号与权力结构、社会结构与行政结构具有同构性，体现出鲜明的行政逻辑，所以这种依照行政逻辑制造的荣誉体系对学校进行符号规训，可以对既定秩序进行加固和再生产。由于“人才帽子”体现的政府意志和学术场域的评选认可，从而在科研资本向经济资本(经济收入、房产等)、社会资本(高层次海归人脉)、科学资本(科研经费、助手等)、政治资本(院系院长及系所领导等行政职务)等形式转变中存在优势。
资本转换与再生产策略差异
在“人才帽子”获得方式中，无论是“一步到位”还是“战略迂回”,海归学者的在科研、适应和发展的策略中存在较大的差异，主要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改革扩张型策略
“改革扩张型”策略体现在海归学者在进入学术场域时，利用“人才帽子”及其附带的学术权力主导(院系)学术场域的改革和发展，实现单位和自身的资本数量不断提高、资本结构不断优化的过程。 获得“人才帽子”的海归学者在经费纵向多级配套、领导的政绩考核、学科评估等原因而获得较高的资本配置权和主导权，并且在学术场域内处于中高层的层级，处于竞争的优势位置。
实施“改革扩张型”策略的“泰山学者”一般聚集在学科建设不健全或者发展空间较为广阔的普通高校，而不是竞争较为激烈的985高校或者“双一流”高校。因为普通高校院系内的(院系)学科场域结构还没有完全形成，场域结构不稳定，存在很大的调整空间，同时原有的科研人员由于科学资本积累较少而通常采取“保守”策略。引进的“泰山学者”虽然是场域新成员，但是一般兼具学术权力和政治权力，通常担任改革者或者建构者的角色，在资源获取和调配上有较大的自主性，以场域主导者的身份来实现场域标准、规则的制定。例如，院系研究方向确定、学科发展方向、生源指标分配、成果的申报和奖励、人才招聘等。由于“泰山学者”具有场域规则制定的权力，如院系改革、研究方向变革、人员招聘等，规定了院系场域内主导资本的形式，保证了场域成员和院系科学资本的顺利再生产。例如，助力申请“双一流”学科或者申报国家级科研平台等。
985高校虽然平台会好一些，但是人才集中，高层次海归较多，空间相对受到限制，因为它已经形成了一些比较固定的研究方向，你很难将自己的兴趣、研究嵌进去，只能跟着他们走，很难打破原有的东西。普通高校的学科虽不是很强，但做事的空间非常大。(国家级人才计划获得者)。 进入985高校(山东大学和中国海洋大学)的海归学者，由于高校具有较高学术威望和科学资本的教授较多，场域结构稳定、行动者竞争激烈，所以即便是在“人才帽子”支持下，也很难获得院系主导者或改革者的身份，一般以“单打独斗”或者与其他学者合作的方式，通过时间的积累实现科研资料的再生产。
(二)合作依附型策略
“合作依附型”是指海归学者在缺少良好资本结构的情况下，通过与其他科研人员合作的方式实现资本积累的过程。根据访谈调查，采取该策略的海归学者通常是青年学者、博士后、讲师等，并且缺少科学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等，体现为资本结构较差和再生产能力较弱，主要是因为青年学者科研时间较短，发表论文或专利数量较少，科学资本积累不足；同时缺少“人才帽子”,用人单位匹配资本较少，在进入场域时由于处于劣势位置不得不以“继承”策略不断调整自身的资本结构。特别是缺少国内学术学缘的海归学者，由于缺少基于社会支持和信任的社会资本导致资本转换和再生产过程较慢。所以，资本结构不完善的海归学者在进入国内学术场域时，大多数采取“依附型”或者“合作型”策略去实现资本再生产。
学术场域中的海归学者，在职业发展中为维系以及提升在场域空间的位置，就必须不断的再生产出场域内行动者普遍认可的资本形式，或者能给自己带来最大成功的资本。 所以，海归学者为实现资本结构的优化需要不断的进行资本转换，即通过科学资本再生产的方式。加入“帽子学者”的科研团队是建立社会资本的方式之一，也是积累科学资本的重要途径。“泰山学者”担当负责人或者学术带头人的团队中，能够为普通海归学者提供经费、办公室、实验室、招生指标等再生产资料，而海归学者作为团队成员需要拿出时间进行交换。
我在国外读博士，回来谁也不认识。我们团队负责人有国家级人才帽子，社会圈子、教育圈、学术圈等比较广泛，可以帮助申请基金、联系合作，实力非常强。在一些国家级的课题我们可以担任子课题负责人，其实山东大学也不一定有这种机会。一方面是自己以前的方向紧追国际前沿，另一方面要承担这边团队的责任。借助团队负责人的知名度和号召力，现在我申请课题顺利，职称也排上了。一段时间以后，成果会出的非常快，对你3-5年之后去拿一顶“帽子”是非常有帮助的。(教授G)
借助学术学缘关系是大部分海归学者积累资本的方式。社会资本的再生产预先假定了行动者对社交活动所需时间和精力的投资，以及经济资本的花费，才能实现在交换活动中的被肯定。所以学术学缘关系和“人才帽子”的相同点之一是能够解决社会关系建设中的“信任”问题。海归学者与国内导师的合作，减少了科研能力中的信任确认的成本而提高了双方的合作效率，促进青年海归学者实现资本再生产和积累。 所以，对于没有“合作依附”、“人才帽子”、学术学缘的海归学者，只能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搭建社会关系，如经常性参加学术会议、担任期刊审稿、国内博士后岗位等。
(三)边缘坚守型策略
“边缘坚守型”是指没有足够资本或者无法顺利实现进行转换以及资本再生产的海归学者采取的一种策略。这类海归学者中有“泰山学者”,但更多的是普通海归学者，采取边缘坚守的策略实则是无奈之举。对于普通海归学者，一般是刚刚获得博士学位、刚刚入职的青年学者，由于在进入学术场域时科学资本积累不够、学术网络不宽、象征资本不足，只能坚守在场域的边缘化位置，通过时间、劳动和经费进行慢慢积累。
基础研究的特点是影响资本短期转换和再生产的重要因素。获得“人才帽子”的海归学者都需要签订包括考核要求的协议，例如论文数量等考核指标。 在目前政府的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下，高校院所为追求政绩盲目追求引进人才数量，重视成果数量，从而缺少人才和成果质量的考核。特别是长期性、不确定性和高投入的基础研究领域，难以短期内给单位或领导的纵向政绩考核增添资本，长此以往难免会在单位内部落得单打独斗的局面。
我在美国待了十多年，在工作中形成一种习惯，就是必须做点基础性的、原创性的东西。如果不这样做，我觉得还不如去公司。但是基础性研究需要很长时间，出成果慢一些。有的老师一年十几篇文章，我这可能两年出一篇文章，或者很多年都没有文章出来，所以很难得到单位重视，一些头衔等荣誉、帽子也拿不到。不过，我倒还希望保持这种没人干扰这种环境。如果别人太重视你了，反而打乱了节奏，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想做的事情。(教授A)
人才政策的周期性资助特点也是影响资本转换的重要因素。山东省的“泰山学者”周期为5年，部分访谈者指出，第一期的资助经费在建设实验室、购买设备等过程中几乎消耗殆尽；如果在政策资助期限内，不善于利用“人才帽子”带来的资本结构优势，不花费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就难以建立学术社会资本和产出相应的科学资本，那么在“人才帽子”期限到了之后，得不到持续性资助，那么就会在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等方面存在很大困难。
讨论与结论
海归学者的尽快适应和顺利融入国内学术场域以实现人尽其才是我国人才政策的目标，也是“人才帽子”的重要作用。 海归人才的适应融入过程就是通过资本转换来优化资本结构，打造资本再生产能力的过程，以达到科学资本持续增长，以维系以及提升学术分层的跨越。在海归学者发展过程中，根据自身科学资本、资本结构以及“人才帽子”附带资本情况，其资本转换策略表现为改革扩张、合作依附和边缘坚守等策略三种形式，也凸显海归学者在归国初期面对的适应和发展困境。海归学者存在身份缺失、社会关系断裂和科研生产资料缺乏等情况，所以“人才帽子”为海归学者进入国内学术场域后提供了“信用保证”,为其拥有的国内外、场域内外的各种资本转换提供认可，可以缩短资本积累、资本转换和再生产的时间积累。更重要是，在“人才帽子”的支持下，海归学者需要在特定的政策支持周期内实现原始资本转换和资本积累，形成资本再生产的持续能力。
目前国内以“人才帽子”为表征的人才政策作为强制性的变量介入到学术场域，特别是“有了帽子就有了一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学术环境，影响到学术场域的进入门槛、评价标准，以及各种资本的积累和转换路径。 “人才帽子”作为我国重要的吸引人才的重要工具，要充分发挥其对海归人才适应融入的保障作用，提高普惠性政策的覆盖，而不应该将其区别化和符号化。 对于没有获得“人才帽子”的海归，用人单位应该提供一定的科研经费和资料，保证其在进入国内学术场域时能够正常开展科学研究，助力实现资本转换和资本结构重塑以打造资本再生产能力，尽快适应和融入国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