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时代财经APP （ID：tf-app），嘉宾：邢予青 日本政策研究大学经济学教授，作者：余思毅，编辑：王丽丽，原文标题：《专访邢予青：全球价值链的秘密，藏在拆开的苹果手机里》，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十年来，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012年至2021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量连创新高，从24.4万亿元人民币增加到去年的39.1万亿元，增量达14.7万亿元，接近2009年全年进出口总值。
其中，在出口结构方面，2021年，我国出口21.73万亿元，其中，手机、电脑、集成电路等机电产品占12.83万亿元，接近60%；而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仅有3.94万亿元，占18.1%。
“中国出口爆炸性增长的催化剂是全球价值链的形成。”近日，日本政策研究大学经济学教授邢予青接受时代财经专访时谈到，过去学界对中国出口创造的奇迹，多是侧重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的比较优势、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国内外贸易自由化进程，以及出口导向型外国直接投资等因素。
但邢予青指出，中国出口成功的根源，在于中国企业积极参与了全球价值链，利用全球价值链的溢出效应，成功地实施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战略，推进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邢予青在其新专著《中国出口之谜：解码“全球价值链”》中，从高科技产品生产和加工出口的具体价值链分析入手，揭示了中国出口与全球价值链之间的内在联系。
为了研究中国进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邢予青拆解了四台智能手机。2010年，邢予青拆卸iPhone 3G，发现所有零部件都是外国的，中国只贡献了6.5美元的组装劳务费。到了2018年，邢予青再次拆卸iPhone X，发现大概10个中国企业生产的零部件融入了苹果产业链，贡献创造了104美元的附加值。这说明中国企业已经取得了沿苹果供应链上的技术进步，并获得了更多的附加值。
顺藤摸瓜，邢予青还发现了进出口贸易中的一个现象，那就是全球贸易的数据统计沿用了过去以国家为单位的统计法则，在当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背景下，存在不科学之处。
在邢予青看来，应该重新建立一套贸易统计数据，真实反映以全球价值链为主导的贸易现实。
“进入21世纪以后，全世界的贸易和产品的生产都是以价值链为基础的，任何一个产品都有不同国家的企业共同参与来完成，所以不能把一个产品的全部价值最终完全算成生产组装国的出口额。”邢予青解释道。
一、拆开看看手机里面隐藏的秘密
时代财经：中国对外贸易取得丰硕成绩，早在2009年，你就对中国高科技出口的情况特别感兴趣。为了这一议题进行研究，还曾拆解过4部手机。请谈谈拆机后，发现什么有趣或值得注意的现象？
邢予青：这问题很有意思，拆机也是我研究全球价值链的动机和灵感的来源。
我拆解的第一部手机是iPhone 3G， 就是第一代苹果手机。这部手机背后印了一行字：“D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Aassembled in China”。这句话的意思是，这部手机是由美国加州的苹果公司设计、中国组装的。我可能是全世界所有经济学家里面第一个注意到苹果手机背后这句说明语的。
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的点就在于，过去产品的原产地一般都印上“Made in China”，或者是“Made in USA”，苹果公司为何要标识为“Assembled in China”?
我当时就猜想，也许这个产品的主要部件被运到中国后进行加工组装处理的。这让我有了把iPhone 3G拆开看个究竟的冲动。
大概2010年，我对这台iPhone 3G进行了分拆研究，结果发现里面几乎所有的核心部件，甚至简单的技术部件都不是中国企业制造的。
中国的主要贡献就是组装，从组装劳动中获得了劳动服务费6.5美元，相当于整个iPhone 3G手机制造成本的3.6%。这让我很惊讶！据我测算，当时中国对美国出口一部iPhone 3G手机，海关记录的出口额大约为179美元，但实际上这179美元的出口额中，只有6.5美元是中国创造的。中国为美国加工组装的包括iPhone在内的产品，都被现有口径统计为了中国的出口商品。
过了几年，一些记者和学者就问我说，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组装手机，是不是会有技术进步变化？中国企业是否已经能够在苹果的价值链上获得了更多的附加值？
2018年，苹果出了第十代手机，我就把iPhone X拆解了。我发现中国企业确实获得了更多附加值。iPhone X里面，大概有10家中国本土企业提供除了组装服务以外的其他的零部件，比如镜头、滤光片、电池，还有背后的不锈钢玻璃、喇叭等等。这说明中国企业已经取得了沿苹果供应链上的技术进步，并获得了更多的附加值。
从数字上来讲，在iPhone X里面，中国在制造过程中获得的增加值是104美元，这比iPhone 3G的6.5美元增长了15倍，比重也从第一代iPhone一开始的3.6%上升到25%了。
苹果现在一年在全球卖两卖2亿部手机，如果每一部中国能够获得104美元，那是非常可观的。
时代财经：为什么后来又拆了小米和OPPO手机？
邢予青：后来又有学者人建议我研究一下中国手机的情况，因为全世界手机五大品牌里有三个是中国的品牌。为什么中国的手机竞争力这么强，不仅可以和三星竞争，甚至还可以挑战苹果？一个根本原因是中国品牌的手机用的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一个有趣的发现是OPPO手机的背后写的是，“Designed by OPPO，Aassembled in China”，翻译过来就是“由OPPO设计，在中国组装”。这句话很有意思，苹果公司不在中国，因此要强调Aassembled in China，OPPO本来就是中国公司，它为什么要这么写？
我猜想，第一，这是OPPO模仿苹果手机的说明的标识；第二，OPPO是想告诉消费者，“OPPO负责的设计，中国负责的是组装，但核心技术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它要让消费者相信它的手机有最先进的功能。
拆了这些国产机以后就会发现，在制造过程中，中国企业贡献的增加值大概只有15%。但如果我们把全部增加值按照零售价来估算的话，中国自己对国产手机的增加值贡献大概在44%。
我后来提出一个理论，中国的手机产业实际上是遵循的非线性技术进步路径。这些企业在技术上有一些难关克服不了，利用国际上现有的技术，例如芯片和操作系统，但是我们侧重于产品的差异化，也就是品牌的打造和设计。这种非线性战略，让OPPO和小米成为了价值链的主导企业，在手机产业链上获得更多的增加值。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年9月
二、现行贸易统计的“黑洞”
时代财经：由此你还发现了贸易统计现存的问题？
邢予青：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发现了现行统计方法是对贸易流，特别是双边贸易平衡的错误解释和计算理解。
我们现在使用的贸易统计是假设一个产品的所有零部件、工序都是在一个国家生产的。
现在的情况是，几乎所有的制造品包含很多外国生产的零部件或外国生产的增加值，那么当一个国家把外国生产的零部件组装成制成品出口到其他国家时，出口货值不应该都只算成这个国家的出口，应该算成所有参与这个产品制造过程的所有国家的出口。
以iPhone X为例，按照我的测算算法，它的制造成本总共只有410美元，其中中国贡献了104美元。但当iPhone X出口到美国的话，中国海关认为是向美国出口了410美元，美国也认为从中国进口了410美元，但其实只有104美元和中国有关系。这就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被夸大的最好的例子。
时代财经：被夸大的程度有多大？
邢予青：根据2015年的数据，我们把它标准化处理，如果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是100元，那么实际只有56元是来自中国的。换句话就是说中国对美国出口被夸大了44%。
我认为我们应该重新建立一套贸易统计数据，以真实反映以全球价值链为主导的贸易现实。进入21世纪以后，全世界的贸易和产品的生产都是以价值链为基础的，任何一个产品都是有位于不同国家的企业共同参与来完成的，所以不能把一个最终产品的全部价值完全算成生产组装国的出口额。
这不是简单的“鬼把戏”或是闹着玩的文字游戏，而是事实上，中国并没有收到那么多钱。中国组装使用的很多零部件并不是向中国企业自己购买的，比如苹果的零部件是由苹果公司直接支付给世界各地厂商的。因此，中国向美国出口苹果产品时，只从美国收到了与组装劳动和国内企业制造的零部件匹配的收入。
事实上，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实际上被低估了。
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显示，2018年，中国从美国只进口了价值400万美元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需要说明的是，联合国的贸易统计数据表是由每个国家海关提供汇报的。
据苹果公司的数据，2018财年，苹果公司在中国销售了大概是520亿美元的产品。这两个数据是很有问题的，数量级差很远，如果把这些进口的电子产品都算是苹果公司的，苹果在中国的实际销售额是海关官方统计的12000倍。
那么问题就来了，苹果在中国卖的产品是不是美国产品？这些产品是否算作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尽管苹果产品不完全由苹果造的，根据我的研究，每一部苹果手机的毛利率是60%。如果这部手机是1000美元的话，苹果要赚600元，包括设计、品牌、操作系统等无形智慧产权。
这600美元就等于是苹果公司向中国出口了无形资产与服务，但在目前的贸易统计里，这种依托实际产品出口无形资产服务的贸易活动是不存在的。
出口的原始定义就是一个国家把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卖给另外一个国家，那么显然苹果是把自己的无形资产服务卖给了中国消费者。这类服务出口的数据根本就不存在贸易统计里。
在全球化的今天，跨国公司可以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向国际市场出口东西。用一个国家的国界来定义这个国家的出口，已经过时了。
三、全球价值链可能会缩短
时代财经：前三季度方面，我国进出口总值31.11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9.9%。在全球地缘冲突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国出口为什么依旧强劲增长？
邢予青：这主要跟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有关系的，我在书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是说，过去20年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以中国为中心并不是说中国企业主导全球价值链，而是由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广度和深度决定的。
目前在国际市场上，任何一个产品都会找到由中国企业生产的Made in China一类， 这就是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广度。深度就是规模，中国是全世界手机出口第一，电脑出口第一以及纺织品出口第一。
从这两个角度来讲，中国是全世界的制造业价值链中心。尽管这个中心现在遇到了一些问题，但目前还没有形成较大的影响。
世界经济恢复时，由于疫情被压抑的需求被释放出来，这种释放出来的需求自然会导致中国出口和产能的增加。
时代财经：多年以来，全球价值链这一贸易形态能够形成并运行良好，取决于什么样的条件？
邢予青：全球价值链实际上是把各种产品的生产工序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因此最重要的环境就是自由贸易，或者说是贸易障碍低的环境。
比如出口产品质量安全合不合格？进口国有什么标准？需要什么报关手续？这都属于非关税壁垒范畴，需要一个相对自由的贸易环境。
为什么中国能够这么容易的融入全球价值链？这与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加工贸易政策有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使得所有属于加工贸易的产品都可以享受自由贸易。
当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也很低，对于从事劳动密集型的任务或者工序而言，中国应该是最好的地方。这样的一个政策慢慢就延宕出价值链的形成。
例如，富士康到内地设厂，把中国变成了苹果价值链的一部分；现在有100多个中国企业厂做耐克鞋，这些中国企业变成了耐克价值链的一部分；优衣库90%的加工商、制造商都在中国，它们自然就是优衣库价值链的一部分；沃尔玛在中国有大约48000个供应商，这48000供应商都属于沃尔玛价值链的一部分。
时代财经：当下，国际上鼓吹逆全球化，全球价值链是否可能收缩？
邢予青：现在国际上讨论最多的议题之一，就是呼吁加强供应链的韧性，希望未来全球供应链在遇到各种各样的的冲击时，也不会中断。
加强供应链韧性的建议之一就是要让供应链多元化，减少供应链在一个国家的过度集中。
疫情之后，很多国家都意识到它们没有生产抗疫必须的医药和防护用品的工厂，无法满足国民防疫的需要。未来许多国家会把这些基本的医药和防护用品归为疗品，成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利用各种政策鼓励召回布局在国内生产。所以说，新冠病毒疫情会导致全球价值链自然缩短，变得区域化。
OPPO、小米、华为的成功，按我的说法是通过“非线性技术进步”的策略实现的，得益于技术性非线性的价值链进步。但是，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必须在这些核心技术上有突破，依靠自己，自力更生创造新技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时代财经APP （ID：tf-app），嘉宾：邢予青 日本政策研究大学经济学教授，作者：余思毅，编辑：王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