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 （ID：eeo-com-cn），作者：陈永伟，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被称作“诺贝尔奖”的六个奖项中，经济学奖并非根据诺贝尔本人的遗嘱设立，而是瑞典银行（注：瑞典银行是瑞典的中央银行，但它在扮演央行角色的同时还兼做商业银行的业务）为了纪念诺贝尔而在1969年创设的，其全称叫做“瑞典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其颁发给获奖者的奖金也不是来自诺贝尔的遗产，而是由瑞典银行赞助的。自这个奖项设置以来，它已经颁发了五十多次，总计奖励了八十多位在经济学各领域贡献最为突出的学者。但有意思的是，这个银行设立的奖之前却一直没有颁发过给专门研究银行问题的人。今年，这个“惯例”终于被打破了。
当地时间10月10日中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布鲁金斯学会经济学家本·伯南克（Ben Bernanke）、芝加哥大学教授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Diamond）和华盛顿大学教授菲利普·戴维格（Philip Dybvig），以表彰他们在银行和金融危机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如果大家对银行经济学领域有所了解，那就一定不会对以上三位获奖者感到陌生：伯南克曾经出任过美联储的主席，他在任时，全世界的银行都会关心他所作出的加息或减息决定；而戴蒙德和戴维格在公众当中的知名度虽然没有伯南克那么大，但他们关于银行挤兑问题的研究却是这个领域的基石，后续研究者要在这方面有所建树，几乎绕不开他们的工作。把这一次专门奖励银行问题研究的奖颁给这三位，可谓是再合适不过了。
那么，从经济学角度看，银行究竟在经济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三位诺奖得主又是怎样论述银行的作用和影响的？他们在各自的研究生涯中，又有哪些有意思的经历？关于这些问题，且让我们一一道来。
一、银行和银行理论简史
银行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一类金融机构，它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存款、贷款、汇兑、储蓄等业务来承担信用中介职能。从字源意义上看，“银行”一词来自于意大利语banco，原意是长凳、椅子。长凳是当年货币兑换商的重要经营工具，他们就是坐在长凳上为客户提供服务的。后来，banco一词被传入到了英语，拼写被调整成了bank，词意也转成了存钱的柜子，然后才有了现在大家熟悉的银行的意思。
从上面这段字源考古，我们不难看出，银行多半应该是来自于意大利。事实也确实如此。根据记录，历史上最早的银行是由皮科洛米尼（Piccolomini）家族于十二世纪创立于意大利名城锡耶纳（Siena）。在当时的意大利，皮科洛米尼家族的显赫程度丝毫不亚于后来的美第奇家族，其在全欧洲的贸易，以及放贷、货币兑换等金融业务领域都享有极高的地位。对于这样一个家族，将手中的几类金融业务相互整合，然后创造出现代意义上的银行自然也就不令人意外了。在鼎盛时，皮科洛米尼银行的业务网点不仅遍布意大利，而且还远达英法。
遗憾的是，这个最古老的银行并没有保存下来。在1472年，锡耶纳当地出现了另一家名为锡耶纳银行（Banca Monte dei Paschi di Siena）的新银行。尽管从资历上，它难以和皮科洛米尼银行这样的百年老字号相提并论，但它却有自己的制胜法宝——吸引了教皇来入股合伙。凭借着这位股东的巨大号召力，锡耶纳银行在和皮科洛米尼银行的竞争中节节胜利。最终，兴盛了三百年的皮科洛米尼银行不得不黯然收场，而锡耶纳银行却历经了五百多年的沧桑，一直存活到了现在。
当然，即使皮科洛米尼银行没有倒闭，那它距离今天也不到九百年的历史，从金融史的角度看，这其实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要知道，早在公元前两千年，借贷等金融活动已经在古巴比伦出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银行确实算是金融行业的一个“新”发明。
从十六世纪后期开始，银行这个“新”发明开始受到了金融从业者们的青睐，很多从业者纷纷将老式的金融服务机构进行了改革，做起了银行的生意。这个时期，威尼斯、米兰、阿姆斯特丹、纽伦堡、汉堡等欧洲的商业中心都开出了银行，其中的很多银行也都持续经营到了现在。
1694年，当时的英国政府为了筹措战争经费，向公众公开招股，成立了英格兰银行，这就打破了原先只能由个人或者家族来创办银行的传统，树立了股份制银行的先例。这使得后来的人们可以更容易开办银行、开展业务。随后，银行在金融业，甚至整个经济中的地位就迅速上升。到今天，银行已经成为了最为关键的金融部门——或许在美国这样股票融资比较发达的国家，其地位会略微低上那么一些，而在世界上的更多地方，银行则完全可以说得上是整个金融体系的枢纽。
由于银行的地位如此重要，所以它从很早开始就进入了经济学家的观察视野。总的来说，在古典经济学时期，经济学家们已经认识到了银行在充当货币的供求中介过程当中的重要性。
过去，虽然借贷关系也存在，但资金的需求方和资金的供给方之间的联系大多只能发生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例如亲戚、朋友之间。即使有了钱庄等旧金融机构的加持，这个范围的拓展依然是有限的。而在银行出现后，它可以在大范围内将人们手中的资金吸收进来，然后再将它们放给那些需要资金的人，这样就可以在超大的时空范围内实现对供求双方的撮合，使资金得到更为高效的配置和利用。
关于这一点，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做出了很好的概括。他说：“慎重的银行活动，可以增进一国产业，但增进产业的方法，不在于增加一国资本，而在于使本无所用的资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资本大部分生利。商人不得不储存以应急需的滞财，全然是死的资财，无所利于商人自己，亦无所利于他的国家。慎重的银行活动，可使这种死资财变成活资财，换言之，变成工作所需的材料、工具和食品，既有利于已，又有利于国。”
相比于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马克思对于银行功能的看法是更为深刻的。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说到：“现代银行制度，一方面把一切闲置的货币准备金集中起来，并把它投入货币市场，从而剥夺了高利贷资本的垄断，另一方面又建立信用货币，从而限制了贵金属本身的垄断。”
容易看到，在马克思看来，银行在经济中的作用其实有两个方面。其中，第一方面就是斯密所讲的汇集资金。当然，比起斯密，马克思已经更为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汇集的后果，即打破高利贷资本的垄断。如前所述，在银行产生前，人们在需要资金时只能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向人借款，而在这个局部市场上，资金的持有人显然拥有垄断地位，因此可以向其索取高昂的利息。但是，在有了银行后，人们就可以通过银行这个中介向无数身处各地的人借钱，高利贷资本的垄断就这样被打破了，利率当然也会出现相应的下跌。如果大家读过悉尼·霍默（Sidney Homer）所写的《利率史》，就会看到在银行兴起后，市场的利率确实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从这个事实，我们不得不佩服马克思的预见性。
而马克思关于银行可以创造信用货币的见解是更具有洞察性的。所谓信用货币的创造，指的是银行可以在吸纳存款之后，将部分资金进行储配，以备不时之需，而将剩余的资金作为贷款发放出去。这样，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数量就超越了市场上原本的货币量，货币本体（当时是贵金属）的垄断也就随之被打破了。随着信用被不断创造出来，人们从市场上获得资金就会变得更为容易。这样，市场上的商品流通也会更为迅速，资本循环也就会更为顺畅，整个经济的运作效率也就提高了。不过，与此同时，信用的创造也会给经济带去更多的不稳定，它意味着银行策略的变化将会给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带来很大的冲击，而银行本身的策略是很容易受到其经营者对于市场判断的影响的。
后来，熊彼特就将这个观点纳入到了自己的分析体系，提出了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他指出在经济开始繁荣时，银行会倾向于创造更多的信用；而随着银行对未来态度的改变，就可能收紧信贷，从而导致市场上货币的紧张。正是这种收放，对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干扰，从而带来了周期。
而在和熊彼特差不多时间的哈耶克提出的经济周期理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论述——所不同的是，哈耶克将这些观点用了维克塞尔的自然利率理论，以及奥派喜欢的生产结构理论进行了包装，但在这套理论中，银行扮演的角色其实一如熊彼特所言，而这些思想的渊源，或多或少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注：事实上，哈耶克本人是熟读《资本论》，甚至将其作为学生的必读文献的。这一点，他在《价格与生产》一书中提过）。
到了上世纪60年代，斯坦福大学约翰·G.格利（J.G. Gurly）和爱德华·S.肖（E.S. Shaw）又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Money in a Theory of Finance）一书中就银行的作用提出了区别于前面提到的“金融中介论”和“信用创造论”之外的第三种理论。
在他们看来，银行存在的最重要价值是将直接证券转换为间接证券。这里所说的直接证券是指非金融机构如政府、工商企业乃至个人所发行或签署的公债、国库券、债券、股票、抵押契约、借款合同及其它各种形式的票据等。而间接证券指的则是金融机构所发行的钞票、存款、可转证存单、人寿保单、金融债券等。
在现实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发行“证券”，比如张三买了李四价值100元的货物，张三的钱在银行里，没有现金，于是就可以打100元的欠条给李四。如果这两个人都是守信用的，那么这个证券在他们彼此之间是可以使用的，并且其价值就是100元。但是，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可能就不好用了。比如，如果李四欠了王五100元，想用这个欠条来抵债，那王五是很可能不认这个欠条的。但如果用的不是欠条，而是银行的支票就不同了。从本质上看，银行的支票是基于银行债务发行的证券，它标志着银行欠这个支票的持有人一笔钱。在张三给了李四100元的支票后，他很容易把它转给王五或其他人。这个例子就说明，个人或私有企业发行的直接证券在使用效力上是远不如银行发行的间接证券的。因此，当人们把资金存入到了银行，本来要由其发行的直接证券就可以变成由银行发行的间接证券，其流通范围和认可度都会大幅度上升。
以上这些，就是在本次诺奖的几位得主之前比较流行的银行理论。但是在上世纪70年代，这些传统理论都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当时，社会上流行一种“银行地位下降论”，认为随着信息成本的降低，资金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已经可以越来越容易地找到彼此。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完全可以撇开银行，来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既然银行作为中介的存在意义被取消了，那么后续的信贷创造，以及将直接证券转变成间接证券的作用也就自然不存在了。面对这样的理论质疑，银行又应该如何为自己正名，说明自己存在的意义呢？现在，该轮到戴蒙德和戴维格上场了。
二、戴蒙德和戴维格，以及他们的研究
“二戴”其人
在介绍戴蒙德和戴维格的理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他们的生平和经历进行一些介绍。
戴蒙德生于1953年。本科期间就读于布朗大学，期间，他曾短暂在芝加哥大学担任加里·贝克尔的项目助理。1975年，他获得学士学位，随后进入耶鲁大学学习经济学，分别于1976年、1977年和1980年获得硕士（M.A）、学术硕士（M. Phil），以及博士学位。毕业后，他一直在芝加哥大学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现在，他是该校布斯商学院的莫顿·米勒讲席教授（Merton H. Miller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of Finance）。
戴蒙德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金融中介、流动性、金融危机，以及金融管制。在这些领域，他都做出了很多开创性的贡献。这些成果让其获得了很多的荣誉，包括2012年美国金融协会的摩根-斯坦利奖、2018年的奥纳西斯金融奖等。
戴维格则出生于1955年。本科期间，他就读于印第安纳大学，专业为物理和数学，并于1976年获得学士学位。随后，他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并于1978年获得学术硕士（M. Phil）学位、1979年获得金融学博士学位，而指导其博士论文的就是赫赫有名的“套利定价”理论创始人斯蒂芬·罗斯（Stephen A. Ross）教授（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罗斯绝对算得上是一位“诺奖遗珠”。他的理论在金融学界是有开创性的，并直接启迪了包括默顿等诺奖得主，遗憾的是他已经于2017年仙逝，最终未能摘得诺奖桂冠。作为他的得意门生，戴维格曾写过一篇关于他的介绍文章，其中很好总结了他的学术成就）。
毕业之后，戴维格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从2008年开始，戴维格还接受了我国西南财经大学的聘请，担任该校教授以及金融研究院院长，直到2021年。也就是说，差一点点，戴维格就成了第一位在中国大学任职期间获得诺奖的经济学家。
无论是戴蒙德还是戴维格，其学术研究都有比较明显的阶段重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两位学者一起在微观银行经济学，尤其是银行挤兑（bank run）问题上进行了开创性的贡献。此后，他们的研究兴趣都发生了转移，戴蒙德将研究的重心转向了公司金融，试图从企业的角度重新审视他早期考察的一些问题，而戴维格则把主要的研究精力放到了他导师罗斯开创的资产定价领域。所不同的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后，戴蒙德又从流动性入手，把研究的重点重新转回了银行，并在进入新世纪后，重点研究了银行在金融危机当中扮演的角色。而戴维格则一直没有回归银行的研究，而是持续在资产定价领域深耕。此外，在接受了西南财大的聘请之后，他还带领那儿的学生做了不少有关中国经济的研究。
鉴于此次诺奖主要是奖励几位学者关于银行的研究，因而在下面的介绍中，我们将以戴蒙德的研究作为主线展开介绍。由于戴维格关于银行的研究主要是和戴蒙德合作的，因而这种叙述并不会破坏介绍的完整性。
银行究竟有什么作用？
在结束了上面这段冗长的人物介绍后，我们终于可以把故事拉回主线。如前所述，在上世纪70年代，质疑银行作用的声音开始甚嚣尘上。那么，面对这样的质疑，究竟应该如何为银行正名呢？
一个可能的思路是，引入当时刚刚兴起的信息经济学，从信息的角度来论证银行存在的必要性。在这个方面，首开先河的作品是勒兰德（Hayne E. Leland）和帕勒（David H. Pyle）于1976年发表的论文《信息不对称、金融结构和金融中介》（Informational Asymmetries，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这篇论文只有十多页，并不算长，但却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中介是为了应对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这个观点一提出，就把关于银行作用的讨论从充当中介以及创造信用转到了对不确定性的处理，而戴蒙德等人的贡献就是沿着这个思路展开的。
戴蒙德关于银行作用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篇论文当中。第一篇是1983年他和戴维格合作的那篇关于挤兑问题的开创性论文《银行挤兑、存款保险和流动性》（Bank Runs，Deposit Insurance，and Liquidity）；第二篇则是他独作的论文《金融中介和代理监管》（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Delegated Monitoring）。
在1983年的论文中，戴蒙德和戴维格认为，银行的作用主要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为投资者提供流动性保险。具体来说，他们构建了一个两期模型，讲了下面这样一个故事：
在现实中，投资项目需要长时期的投入，其中产生的成本在项目完成前是不可收回的。但是，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投资者随时可能面临流动性的冲击，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就不得不终止项目，造成大量的损失。一般来说，对于风险事件，人们可以通过购买保险来分散和消除风险。但是，像投资这样的事件由于信息不对称相当严重，保险提供者很难知道投资者的个人信息，也难以通过大样本来推断出相应的概率，因而就不可能为这种行为提供保险。而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的存在，恰恰就充当了为投资人提供流动性保险的角色。当投资人面临流动性冲击时，银行的贷款可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更好地实现跨期的资源配置。而这种作用反映在宏观层面上，就可以促进经济运作效率的改善。
在1984年独立完成的那篇论文中，戴蒙德又从另一个角度对银行的作用进行了论述，提出了“代理监督”（Delegated Monitoring）理论。他指出，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借款人会发生事后的道德风险问题。借款人一旦借到了钱，就可以用它们来为所欲为，金融合同对他们的约束能力是很低的。很显然，这样就会增大市场上的金融风险。在引入了金融中介之后，金融中介就可以作为存款人和贷款人之间的一个代理人来监督合同的实施状况。戴蒙德用模型证明了，相比于让存款人来直接监督借款人，这可以节约巨大的成本。
通过以上两篇论文，戴蒙德就从信息角度很好地回应了“银行作用下降论”的质疑，从而为银行正了名。
如何预防银行挤兑？
虽然银行的出现可以为投资人提供有效的流动性保险，从而帮助他们渡过流动性的危机，但银行本身其实也是脆弱而充满风险的。我们知道，虽然银行里有很多钱，但从本质上讲，这些钱都不是银行自己的，而是它们欠存款人的债。因此，如果在某一个时间，这些债权人都找银行来还钱，而银行又还不出钱，那么它自己也会陷入流动性困境。在金融学上，这种现象就是“挤兑”。对于银行而言，挤兑几乎是一个梦魇。由于银行本质是逐利的，所以在吸收了存款后，它们都会将大部分资金作为贷款发放出去，只留下小部分的准备金应对一些零星的兑付。因此，一旦大规模挤兑发生，如果没有外力介入，银行的违约甚至倒闭就几乎成了必然。
那么，挤兑产生的机理是什么，又如何对其进行预防呢？在1983年的那篇论文中，戴蒙德和戴维格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他们看来，挤兑的发生，其实是经济中多重均衡的一个体现。具体来说，每一个储户究竟是否选择去银行取出自己的存款，取决于他们对于银行的信心，而这个信心是由其周边人的行为决定的。如果他发现没有人抢着去取钱，那就说明银行是安全的，因而自己也没有必要去取；但如果某一天，他发现大家都抢着去银行取钱，那么就说明银行出了问题，自己也必须抢着去取钱。因此，当恐慌一产生，它就产生了一种“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的过程——大家都害怕银行出事，于是银行就真的出事了。
既然挤兑问题主要源于人们对于银行的信心，那么要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就必须打破这种恐慌的传导机制。对于这一点，戴蒙德和戴维格建议由国家向银行提供存款保险，这样就可以成功提升储户信心，也可以让银行更好地帮助投资人抵御风险。
在分析银行挤兑问题上，戴蒙德和戴维格论文中提出的两期分析框架非常有名，在文献中，它经常被称为Diamond-Dyvig模型，或D-D模型。后来关于银行挤兑问题的大量讨论，都是建立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之上的。
流动性问题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戴蒙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流动性问题的探讨上，并以此为切入，重新对银行问题展开了探讨。在这个领域，他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讨论。其中，在他和拉詹合作的论文《银行资本理论》（A Theory of Bank Capital）以及《流动性风险、流动性创造和金融脆弱性：一个银行理论》（Liquidity Capital，Liquidity Creation and Financial Fragility：A Theory of Banking）是最为重要的。在这两篇论文中，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缺乏流动性是资产固有的属性”。
怎么理解这个观点呢？我们可以考虑这样一个情况：在现实中，不同的人拥有同样的一笔钱，或者一套设备，可以干出的事情是完全不同的。当一位天才企业家拥有了一笔资产后，他可以用这笔资产去购入设备，制造出产品，然后卖很多的钱，但是如果换了另一个人，就可能什么也干不了。但如果在某一个时刻，这位企业家因为流动性困境无法生产，他购买的设备已经投入了某项专用事业，成为了所谓的关系专用型资产，无法转换成等额的资金，这样一来，即使企业家试图出售一部分资产来获得流动性，也是不可得的。换言之，每一笔资产一旦形成，它就是打上了其使用者的钢印的“关系专用型投资”（Relationship Specific Investment），它的流动性属性就消失了。
那么，如何帮助缓解经济中的流动性呢？这就需要银行等金融中介的帮助了。在戴蒙德和拉詹看来，虽然很多投资项目缺钱，但其实市场上有钱的金主并不少。只是由于他们难以获得市场上的项目信息，因而不敢把钱借给那些项目运营者。而如果没人来投资项目，市场上资金缺乏，就会导致市场上运作的项目少，因而可以提供的信息更少，金主由于缺乏信息，难以对项目进行评估，就更不愿意把钱借出去。在这种恶性循环之下，流动性紧缺问题就出现了。这时，如果有金融中介参与其中，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打破这个死循环，成功让市场上流动性得到提升。
金融危机问题
进入新世纪之后，戴蒙德的研究兴趣开始转入到了对金融危机的分析。在这个领域，他和拉詹等合作者一起发表了很多论文。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篇论文是2001年发表的《银行、短期贷款和金融危机：理论、政策涵义和应用》（Banks，Short-term Debt and Financial Crisis：Theory，Policy Implications，and Applications）。在这篇文章中，他们对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进行了分析。在当时，学界普遍认为，造成亚洲金融危机的关键是短期债务的缺乏限制。而戴蒙德则在分析后认为，短期债务在缓解亚洲市场的流动性问题方面是十分重要的，并不是造成金融危机的主因。金融危机的产生，主要是投资项目的低效，以及监管的缺失。
另两篇重要的论文是2009年的《信贷危机：关于成因和对策的猜想》（The Credit Crisis：Conjectures about Causes and Remedies）以及2011年的《恐慌性抛售、流动性缺乏，以及信贷冻结》（Fear of Fire Sales，Illiquidity Seeking and Credit Freezes）。在这两篇论文中，戴蒙德和拉詹一起对2008年金融危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们指出，在新世纪初高科技泡沫破灭后，受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推动，房地产价格出现了上升。这使得美国金融业通过资产证券化来扩大其授信范围，并通过证券化将风险打包、分割。这一方面导致信用风险的累积，另一方面也使得资产定价变得更为困难。在房地产价格上升时，问题并不突出，但当房地产价格骤然下降时，潜藏的风险就会暴露出来。在这个过程中，银行高层不当的激励、银行的资本结构等，都会扩大这个风险。
戴蒙德和拉詹指出，在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恐慌性抛售，以及对恐慌性抛售的恐惧是扩大危机的重要原因。对于那些自己还没有遭遇流动性危机的企业，它们通常会有两种心思：一方面，他们对因流动性需求压力而被迫抛售资产心存恐惧；另一方面又期待其他银行抛售资产，这样可以用低价来获取对手的资产。在这两种心思的作用之下，每一个银行都会死死捂住自己的钱袋子，甚至连正常的同行拆借和信贷都不提供。这样一来，市场上的流动性就整体冻结了，那些希望获得流动性的企业和银行都会因此陷入困境。
本来，有一两个银行陷入困境，只要同行可以及时提供支持，那么它们就可以成功度过危机；但如果同行都见死不救，那么危机就会如星星之火，很快烧遍整个行业。最终，整个金融行业都会被恐惧笼罩。这时，所有的银行都会争相抛售资产，这种恐惧性的抛售会让资产价值急速跳水，市场上的银行也会如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倒闭。一旦危机发展到了这个地步，那么就不能仅依靠金融体系内部的自我调整来实现自救了。而这时，也就到了让伯南克这样的金融“救火队员”上场的时间。
三、伯南克及其研究
伯南克其人
本·伯南克（Ben Bernanke）1953年12月13日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在南卡罗来纳州一个名叫狄龙的小村子长大。伯南克的祖父乔纳斯·伯南克曾在纽约经营着多家药店，但由于大萧条的到来，他的事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1941年，他发现狄龙地区有一家药店出售，就带着自己的妻儿一起逃离了纽约，搬到了狄龙。伯南克的父亲菲利普·伯南克曾在美国海军服役，但讽刺的是，这位海军战士大部分的军旅生涯却是在内华达州的沙漠度过的。在那里，他的主要工作是管理一个军用物资供应点。退役之后，菲利普去北卡罗来纳大学查珀尔希尔分校攻读戏剧学的硕士学位，并在那儿结识了北卡罗来纳大学女子学院的学生埃德娜。很快，菲利普与埃德娜坠入了爱河，并一起回到了狄龙的老家。不久之后，他们的孩子伯南克就出生了。
从很小开始，伯南克就体现出了过人的聪慧。小学六年级时，他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拼字比赛，一举得到了南卡罗来纳州的冠军——事实上，如果不是在一个单词中多拼了一个字母，他就是当年全美国的冠军。
伯南克在哈佛度过了自己的本科生活，并于1975年从那儿毕业。在此之后，他进入了哈佛边上的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在那里，他在著名经济学家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her）的指导下系统学习了宏观经济理论。伯南克本人的研究兴趣主要是大萧条，他的毕业论文研究的就是这个话题。
1979年，伯南克获得了博士学位。此后，他进入了斯坦福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并于1983年升为副教授。在斯坦福期间，伯南克发表了一篇关于大萧条的重要论文。这篇论文认为相比于货币供给的下降，金融系统的失灵是造成大萧条的更本质原因。1985年，伯南克跳槽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授。在那里，他和自己的合作者一起完成了很多重要文章，其中就包括著名的BGG模型。从1996年开始，伯南克担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系主任。在任职期间，伯南克礼贤下士，招来了很多优秀的经济学家，充实了经济系的科研和教学实力。例如，经济学界著名的“大嘴”，2008年的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就是伯南克任职期间力排众议引进的，而他在伯南克任职美联储期间，却成了其最坚定的批评者。
2002年，伯南克被布什总统提名进入了美联储，担任理事。2006年，他又接替了传奇人物格林斯潘出任了美联储主席，直到2014年。卸任后，伯南克进入了著名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现在，他是该学会的杰出研究员。
从大萧条到“金融加速器”
在学术研究上，伯南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对1929年大萧条的经济史研究，二是对“金融加速器”的理论探讨。
在宏观经济学中，对大萧条的解释一直被视为是“圣杯”（grail）。在伯南克之前，已经有很多著名学者对其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例如，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大萧条的产生源于有效需求不足，关于这一观点，最著名的论著当属凯恩斯本人的《通论》。而货币主义者则认为，大萧条源于货币供应量的崩溃。在《美国货币史》当中，弗里德曼曾对这个观点进行过深入的阐述。
在一定程度上，伯南克对大萧条的解释可以被认为是上述观点的综合。和货币主义者的观点类似，伯南克认为大萧条的发生确实是源于流动性的紧缩，但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却是当时存在的金本位制度。在他看来，正是金本位制度的固有缺陷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的黄金盈余国对黄金流入进行冲销，从而引发了货币的收紧。而这种货币的紧缩又通过金本位制度传导到了整个世界。
在其著作《大萧条》中，伯南克援引了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说明了越早放弃金本位制的国家，从大萧条中复苏越快，从而反证了金本位制度的存在乃是大萧条的根源。当然，除了需求方的因素外，伯南克也讨论了供给因素的影响。在书中，他着重分析了工资刚性的重要性。他认为，由于民众对政府的巨大压力，政府不得不通过行政政策维持一个较高的名义工资，而这显然会造成更多失业，让大萧条持续更久。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对大萧条的深入研究，伯南克比与其同时代的其他经济学家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1983年的论文《大萧条宣传中金融危机的非货币效应》（Non-Monetary Effect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中，他就着重分析了银行倒闭对金融风险的传导作用，这个观点，其实是和戴蒙德等人的论述十分类似的。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起，伯南克的研究重心转到了更为理论化的 “金融加速器”（financial accelerator）理论上。
所谓金融加速器，顾名思义，就是银行等金融中介对外生冲击的放大和加强作用。在1989年发表的论文《代理成本、抵押品与经济波动》（Agency costs， collateral， and business fluctuations）中，伯南克和他的合作者马克·格特勒（Mark Gertler）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在伯南克之前，莫迪利安尼和米勒曾提出过一个融资结构无关的理论，也就是著名的MM定理。根据MM定理，如果金融市场是完美的，那么企业的投资行为就不会受到融资结构的影响，其价值也会独立于融资结构。但在伯南克和格特勒看来，这个假说显然是难以在真实世界中成立的。现实中，金融市场是不完全的，因而外部融资的代理成本会高于内部融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投资就会受到企业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
当企业受到冲击时，其现金流和净值会受到影响，而这种影响本身又会进一步放大冲击的效用，影响其融资能力。然后，融资能力的进一步收紧，又会反过来继续压低企业的现金流和净值……由此，金融市场对冲击的放大效应就出现了。在伯南克看来，金融越不完美，代理成本越高，这种放大效应就越明显。而代理成本本身是反周期的，因此它就会延长周期，造成周期的放大。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金融加速器”的基本思想出现于1989年的论文，但它作为一个名词正式出现却是在1996年与格特勒，以及西蒙·吉尔切菲斯特（Simon Gilchfist）合作的论文《金融加速器与安全投资转移》（The Financial Accelerator and the Flight to Quality）中。此后，三位作者又在1999年的论文《一个数量化商业周期框架中的金融加速器》（The Financial Accelerator in a Quantitative Business Cycle Framework）中对这个思想进行了更为严格的模型表述。由于三位作者的名字首字母分别为B、G、G，因此这个模型经常被称为是BGG模型。
在BGG模型中，金融加速器效应被融入到了新凯恩斯主义的模型中。它清晰地告诉人们，在整个宏观经济中，经济冲击是怎样通过金融市场放大的，而金融市场的效率又是如何影响金融加速器的大小的。
除此之外，BGG模型还为央行的干预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在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框架中，央行对于经济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利率对于实际收入的影响来实现的——当利率更低时，人们的实际收入就会更高，因而有效需求就可以更大。而考虑了金融加速器效应后，利率对于经济的作用渠道就更多了：当利率降低时，企业的净值将会增高，这会有助于增加企业的净资产，减少企业的融资成本，进而会导致企业投资的增加。显然，这个发现对于日后伯南克作为美联储主席应对金融危机是起到了很大的启发作用的。
美联储里的陌生人
2002年初的一天，正在学校办公的伯南克接到了一个来自华盛顿的电话。电话那头是时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格伦·哈伯德（Glenn Hubbard）。他代表总统小布什询问伯南克，是否有兴趣改变一下现状，走出学校，去为美联储工作。
接到这个邀请后，伯南克很是犹豫。对于他这样一个久居象牙塔中的人来说，为联储工作将意味着放弃很多东西：他将远离他熟悉的教学和科研，辞掉刚刚担任不久的《美国经济评论》的主编（注：《美国经济评论》是经济学界影响最大的杂志，对于经济学者来说，担任该刊的主编是一个极高的荣誉），甚至自己的女儿都要离开她的伙伴，跟自己转学到华盛顿去。不过，作为一位宏观经济学家，学以致用的冲动最终使他说服了自己，于是他向哈伯德回复，愿意去华盛顿“参加面试”。
这场“面试”进行得十分轻松愉快。在询问了伯南克几个问题后，小布什总统就认定他是担任美联储理事的合适人选。在经过了一些例行的审核之后，小布什于5月正式提名了伯南克。8月，伯南克就在格林斯潘的见证下，正式宣誓加入了美联储。
伯南克加入美联储时，正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好时期，但在那段时间里，伯南克却一直过得不太开心。作为一名学者，他在更多时间里更像是美联储里的一个陌生人。
在货币大师格林斯潘操刀的货币政策之下，经济增长稳定，通货膨胀平稳，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所有的一切都很好。然而，作为一名研究大萧条出身的专家，对经济危机的忧虑却总是萦绕在伯南克的脑中。在对全国经济学家俱乐部的演讲（这也是他加入联储后的第一次公众演讲）中，他表达了这个看法。他指出：尽管经济正在复苏，但通货紧缩和严重的经济衰退依然可能出现，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联储应该对其有所应对。不久之后，他又在两次演讲中重申了这一观点。不过，当时的多数人对伯南克的看法不以为然。事实上，当时不仅是普通人认为大萧条绝不可能重来，甚至连多数经济学家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例如，理性预期学派的领军人物、1995年诺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就在2003年的一次演讲中公开宣称：“经济危机的核心已经被解决了”。
2006年，执掌美联储长达十九年的传奇人物格林斯潘卸任，伯南克被任命为了美联储主席。在格林斯潘掌舵美联储时期，为了刺激经济，一直采用低利率政策，这一政策在房地产市场上催生出了巨大的泡沫，这也催生了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迅速发展。与此同时，格林斯潘又奉行放任政策，对衍生品市场上的各种创新少有监管。在这样的背景下，金融机构将蕴含巨大风险的次级贷款打包成各种金融产品进行出售，于是，产生于次贷市场的风险就弥漫到了整个经济当中。这就好像，整个世界都已经铺满了火药，就等火被点燃了。
几乎就在伯南克接棒格林斯潘的同时，火被点燃了。从2006年的春季开始，市场预期发生了改变，房地产价格开始出现了下降，次贷违约现象开始出现。本来，这只不过是一个小火苗，市场自身的调节很快就能把它掐灭。不过，在各种衍生品、金融杠杆，以及戴蒙德和拉詹所说的信贷冻结和恐慌性抛售的助推之下，这个小火苗却逐步变成了燎原的大火。到了2007年，次贷危机已经波及了全世界，欧美股市出现了全线暴跌，大批银行和金融机构出现了巨大的亏损，濒临倒闭。虽然造成这一切的根源是格林斯潘在任内留下的，但在他“事了拂衣去”之后，继任的伯南克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背锅侠”。
尽管伯南克一直都防备着危机，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预料到危机发生的确切方向。这当然不能怪他，事实上，在他接受的经济学训练中，银行和金融中介只在宏观经济中扮演了一个非常不起眼的角色，即使他的BGG模型也经常被人认为言过其实。而在真实世界中，金融创新的发展，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复杂程度却远远超出了象牙塔内那些学者的想象，凭借标准的经济学训练，即使能够预感到危机，也难以找到危机的位置。
幸运的是，经济学训练虽然没有让伯南克可以先知先觉，防患未然，却足以让他在危机发生的时候不至于惊慌失措。面对金融市场的全线告急，流动性的迅速枯竭，他很快认识到，其实整个市场的金融风险主要集中在几家关键的金融中介机构身上，正是它们的告急导致了恐慌和挤兑。因此，要想拯救整个金融市场，就必须对这些金融机构流动性，以保证它们能够在危机中挺住。在这种信念之下，他说服并带领联储人员，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对于关键机构的救助计划。从后来的发展看，这些救助对于稳住金融市场，遏制金融风险的蔓延是十分重要的。
然而，这些措施虽然帮助金融市场挺过了危机，却把伯南克本人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伯南克的救市方案是针对关键金融机构，这个方案让他里外不是人——主张强干预的人认为，伯南克这种做法太过缩手缩脚，难以迅速遏制危机蔓延；而主张自由放任的人则认为，伯南克主张援助那些贪婪的大型金融机构完全是对市场的扭曲，这种做法很可能在未来助长它们的道德风险。可以想象，当时的伯南克一定面对着极为巨大的心理压力。事实上，他本人在制定这些救助方案时，心里就充满了挣扎。作为一名学者，他是信仰自由市场，痛恨那些利用市场牟利的金融寡头的，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他却不得不去拯救那些自作自受的金融寡头。
危机来得很猛，但去得也比较快。不久之后，金融市场上的混乱基本结束了，但是，伯南克却并没有因此轻松。当危机过去后，接着要做的就是经济复苏。但怎么推动这一切呢？当时，主流的观点是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一个较高的通胀率，直到经济增长和就业恢复。包括美联储副主席（同时也是后来的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芝加哥联储主席查尔斯·伊文思（Charles Evans）、纽约联储主席威廉·达德利（William Dudley）在内的一众大佬都支持这种方案。
不过，作为一名优秀的货币经济学家，伯南克对这种激进的方案却很犹豫。他当然知道，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更利于增长，但他也深知，通胀就像是毒品，一旦用上了就很难停下来，而这对于经济的伤害可能是十分致命的。在综合考虑了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这两个目标之后，伯南克选择了比较中庸的道路，通过量化宽松，把通胀维持在了一个相对温和的位置。
显然，这个方案又遭遇了大量的责难。干预派指责这过于谨小慎微了。比如，那位由伯南克亲自招入普林斯顿的“大嘴”克鲁格曼就公开在自己的博客上批判伯南克治下的美联储展现出“可耻的”消极态度，而伯南克本人则被其斥为是“软骨头”。而与此同时，自由放任的支持者则批评伯南克用货币政策扭曲了经济的自我调节。例如，经济史学者艾伦·梅尔泽（Allan Meltzer）就认为当时困扰美国的高失业率并不是货币问题，伯南克试图用货币政策去调节经济其实是在做超出能力范围的事。
2010年时，伯南克任美联储主席满一届，在参议院审议其连任申请时，得票是70比30，而格林斯潘在上一次连任时，得票则是89比4。两相对比之下，就可以看到这位帮助美国度过了最困难时刻的英雄到底有多么备受争议。
在第二个任期，伯南克的主要任务依然是在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这两个目标之间走钢丝。为了兼顾这个目标，他一边小心翼翼地制定着量化宽松政策，一方面又仔细地评估着经济状况，以求在合适的时候退出量化宽松。然而，伯南克并没有在自己的任期内结束量化宽松。2014年1月，伯南克任期任满，在两个目标之间走钢丝的任务从此甩给了他的继任者耶伦。幸运的是，在伯南克卸任前，美国的经济状况已经出现了明显好转，社会上对其的评价也开始改善。2013年底，路透社对美国的金融分析师组织了一次调查，让他们给伯南克的任职表现打分，结果显示，在10分的总分中，分析师们打出的平均分为8分。
当伯南克从美联储主席的位置上退下后，他终于可以回到学术界，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来观察联储、观察经济了。他选择加入了美国著名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有意思的是，他为自己选择的研究话题依然是“从大萧条中促进经济强劲复苏”。
四、如何面对下一次危机
现在，距离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在岁月的冲刷之下，一切好像又恢复了常态。每一天，银行和金融机构都照例吞吐着巨额的资金，为经济输送着流动性；而华尔街的精英们则和往常一样，追寻着每一个机会。一切好像都很美好。
但是，这一切真的是持久的吗？岁月真的如此静好了吗？事实上，在表面平静的背后，危机的阴影从来都没有远去。疫情风险、能源危机、供应链困局、俄乌冲突……每一个事件都可能成为下一次危机的种子，可能产生像戴蒙德和戴维格所说的那种“自我实现”效应，放大成为一次巨大的危机。
那么，在下一次危机袭来时，我们可以从容应对吗？从现在看，情况其实并不乐观。黑格尔说过，“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这十多年的发展，似乎再一次印证了黑格尔的预见性。
在上一次危机过去之后，虽然各国的金融体系都进行了一些修补，但从根本上讲，似乎各国都没有花心思去事先预防其中存在的真正风险。事实上，在这段时期内，房地产、互联网金融等很多新的风险点都在悄悄地生长，只需要一个契机，它们就会成为新的危机的导火索。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一次的诺贝尔奖可以说是一次警钟，提醒我们，必须从过去的危机中学到教训，为随时可能到来的下一次危机做好准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 （ID：eeo-com-cn），作者：陈永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