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 (ID:urban_evolution),作者:杨弃非,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大城市”,是普通人的向往,也是城市的追求。


但很少有人能真正说清:什么是大城市?全国有多少个大城市?它们是如何分布的?过去,要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主要靠每个城市自己公布,城市统计标准不一,也存在不少争议。


不久前,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的《2020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下称《分县资料》),公布了全国县级单位的人口数据,683个城市(包括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普通地级市及县级市)的城区人口数据也对外公开。翻阅历次人口普查分县资料,这是首次将城区人口数据纳入其中。


城区人口是衡量大城市的关键指标。根据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下称《通知》)


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所辖区域和其他区域。根据城区常住人口数量,将城市分为五类七档: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城市为超大城市,500万~1000万为特大城市,而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和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并称为大城市。


根据《分县资料》,全国共有105个大城市,包括7个超大城市、14个特大城市、14个Ⅰ型大城市以及70个Ⅱ型大城市。从省份来看,除西藏外,30个省份均有大城市分布,数量基本呈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内陆递减趋势。其中,江苏、山东和广东位列前三。较为特别的是,昆山、慈溪、义乌、晋江四个县级市“打败”全国大部分地级市,跻身大城市行列。


而从这些大城市出发,此次公布的城区人口数据,还有更多信息值得进一步挖掘。


一、大城市≠人口大市


事实上,使用城区常住人口指标来衡量城市规模,尚不足十年。


在2014年上述《通知》出台前,我国一般根据1989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确定城市划分标准——按照“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指标,城市以50万和20万为界,被划分为大、中等、小城市三类。


以“城区人口”替代“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学界曾提出两方面意义。


一来,外出务工人群规模不断扩大,已经使城市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曾分析指出,沿海城市的农业人口、非户籍人口占比很大,以常住人口界定,能更真实反应城市人口聚集情况。


二来,从公共服务资源分布来看,城区仍然是绝对“主阵地”。因此,有专家指出,“以城区常住人口统计,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管理等公共服务都有积极意义”。


去年,有机构统计发现,即便是北京、上海等已具备辐射效应的发达城市,优质公共资源仍集中于中心城区,客观导致中心城区的有限空间内锁定了更为优质的公共资源价值,推动人口向中心城区聚集。反过来说,现有城市发展阶段下,城区人口规模越大,也意味着城市集聚资源要素和辐射周边能力越强。



从这个角度来看,以城区人口来衡量的大城市,并不只是“人口大市”这么简单。


仔细对比,西部的新疆、青海、宁夏、甘肃和海南五省份省会城市均为大城市,但其常住人口并未进入前105名;相反,中部的河南、江西、湖南、安徽四省则有人口大市并非“大城市”,导致其“大城市”数量不及人口大市数量。


湖北统计局原副局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叶青分析指出,在近年来“强省会”发展趋势下,过去发展较为落后的西北地区,省会率先崛起。由于距离沿海发达城市较远,省内其他城市人口外流时优先就近选择省内大城市或省会城市,而作为外来务工人员,他们通常更倾向于向城区聚集,以寻找更好的工作岗位。


与此相比,中部城市分散在非城区的人口占比相对更高。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河南南阳,虽然常住人口接近千万级,但城区人口仅84.97万,尚未迈过大城市门槛。


二、外来人口推动城区“繁荣”


若计算大城市城区人口占全市常住人口比例,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和直辖市“领头”,而普通地级市普遍靠后。比值较高的省会城市中,既有乌鲁木齐、西安、海口等西部省会,也有南京、广州、杭州等东部发达地区省会。


此种趋势下,广东城市的表现十分特别。


在这一比例排名前20位大城市中,仅出现4个普通地级市,而3个来自广东。其中,东莞、佛山分别以城区人口占比91.3%和89.9%位于第3和第4位,珠海该比例也达到77.8%。



一种解释是,三个城市均为外来人口大市。与省会城市类似的是,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在珠三角城市,并带动当地城区迅速发展。体现在数据上,东莞2020年户籍人口仅263.88万人,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高达74.8%。2020年,佛山和珠海该指标分别为50.2%和42.9%。


不过,在长三角地区,却出现一些不同的趋势。


比如,在南通772.66万人口中,城区人口占比仅20%左右。宁波虽为计划单列市,但仅不到四成常住人口居住在城区,占比低于绝大部分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


据叶青分析,在乡镇企业发达的长三角地区,许多年轻人并不愿离开其生活的乡镇,当地优质的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也使其不必“扎堆”城区。而生活在当地城区的,不少并非土生土长的当地人。


对于不少仍将重心放在城区的城市来说,“外地人经济”也为当地发展提供重要基础。


一个例子体现在基建升级上。比如,对于期望修建地铁的城市,根据2018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市区人口在300万以上”为硬性指标之一;再比如,根据最新政策,城区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将不得修建250米以上建筑。


三、四大县级市突围


另一个令人关心的问题是,谁将成为下一个超大、特大城市?此次发布的数据,也提供了更为准确的参考。


从特大城市现有名单来看,排名靠前的武汉、东莞和西安三市均提出冲击超大城市的目标。但比较城区人口占比,武汉和西安均有20%左右的“挖潜”空间,除自然增长外,能够进一步通过从市内、外两方面推动人口流入城区;而东莞“天花板”更为明显,需要花更大力气从外地引人。


而对于Ⅰ型大城市,距离升格超大城市最近的分别为南宁、石家庄、厦门和太原。其中,厦门外来人口占比超过40%,而南宁、太原均不足10%。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共有四个县级市成功“闯入”大城市行列,分别为江苏昆山,浙江义乌、慈溪,以及福建晋江。其均为Ⅱ型大城市,城区人口最高的为昆山,城区人口规模超过代管晋江的泉州和代管义乌的金华两市。


四个县级市有诸多共性。它们均位于沿海发达地区,在赛迪顾问发布的2022百强县报告中,均排名前列。


2022赛迪百强县<br>
2022赛迪百强县


从发展动力看,它们特色产业均十分突出,比如义乌的小商品贸易、晋江的鞋服。就在不久前,慈溪因向欧洲大量出口取暖器登上“热搜”——数据显示,慈溪共有100多家取暖器生产企业,出口量占全国30%。


此外,其所属地级市,城区人口占比均不高,属于“小马拉大车”的城市类型。


当下,还有更多县域迎来突围的可能。


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2025年发展目标为,“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其中,“一批具有良好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集聚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的县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公共资源配置与常住人口规模基本匹配”。


一般来说,“县城”指的是县级行政单元政府所在的城区,即县级政府驻地镇或街道。


对于县城人口发展,一方面将“融入邻近大城市建设发展,主动承接人口”,同时“更多吸纳县域内农业转移人口”。


随着县城的发展,人口流入也将是大势所趋。中规院院长王凯曾提到日本的情况——通过县城产业发展,以及公共服务水平、交通条件提升,县城与城市已出现了资源和人口的双向流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 (ID:urban_evolution),作者:杨弃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