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吴怼怼（ID：esnql520），作者：耳东陈，监制：吴怼怼，原文标题：《三线城市音乐节，成了一线青年的“代餐”》，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2008年底创建的豆瓣“音乐节”小组，如今有近4万成员，小组新晋发布的帖子，在讨论阿那亚、楠溪江、太湖、青岛、万宁的音乐节。
有人通知音乐节定档/延期，有人分享刚刚蹦过音乐节的鲜活感受，有人在求票，有人弱弱吐槽越来越贵的票价，有人在转票……
类似的景观在2019年创建的“一起去看音乐节”小组里再次呈现，在这个约伴目的更明显的小组里，还能看到另外一种景象——住在北京的人开车去阿那亚看虾米音乐节，住在上海的人尝试约同城小伙伴一起前往太湖湾，广州深圳的人跑去福州厦门……
一线城市青年，在去三线城市蹦音乐节的路上。
这并非孤例或错觉。事实上，后疫情时代，跨城看演出稀松平常。
据《2021中国演出行业数据洞察报告》，2021年，音乐类演出呈现明显的下沉趋势，二三线城市的演唱会音乐节票房，已经超过一线城市。近四成消费者选择跨城看演出。
音乐节还是音乐节，它撬动地方经济的同时，用拼盘演出方式，谱写着青年文化的分支。
音乐节又不再只是音乐节，三线城市自造的厂牌，飞涨的票价，后疫情时代旅行和演唱会的“代餐”，人们从各地奔赴音乐节时，隐约怀揣着对平常与自由的渴望。
一线城市逐步“失去”音乐节
下沉于中国音乐节而言，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自2013年全国户外音乐节数量过百，遍地开花，很长一段时间，各大小音乐厂牌都在尝试走遍全国。
中国首个音乐节迷笛走出北京，在山海关以东散播摇滚种子的同时，也没忽略长三角和珠三角。
日照、镇江、上海、深圳……迷笛所到之处，摇滚精神故乡。
比迷笛晚出生的简单生活节、草莓音乐节、热波音乐节们，一面背靠不同音乐人、制作人打出各自辨识度，一面也在不懈点亮各自星球的路上越来越远。
一些厂牌“集邮”城市的同时，另一些厂牌与城市开始深度绑定，比如仙人掌与成都，西湖音乐节与杭州，雪山音乐节与丽江。
发端于一线、新一线城市并逐年增长的音乐节给市场释放出了不少积极信号。
于音乐行业而言，井喷的音乐节给音乐人提供了更多演出的机会。自唱片时代被数字音乐冲击取缔起，倚靠实体专辑就早已不是音乐人的好出路。
流行歌手能通过上大众节目赚得生活来源，小众歌手和半地下性质流派的音乐人，生存空间被挤压得很窄。
音乐节的拼盘性质给这些音乐人提供了土壤。
此外，音乐节井喷的时期，与中国网络歌手成长时期大幅重合，音乐节自2004年起从个位数上涨至十位数，到2010年前后开始稳步走上高速发展期。
据道略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国内音乐节在数量上实现109%的增长速度。到2014年，全国音乐节的数量已达到100多个。
音乐节数量增加的同时，对演出嘉宾的需求也越来越多。
那些从网络走红的小众歌手，便开始借着音乐节提供的舞台，与听众见面。在网易云音乐的《中国音乐人生存现状2016》中，六成音乐人有过线下演出经历，他们的舞台，除了酒吧、livehouse，还有音乐节。
饭圈在“养成系”偶像时，音乐节也在“养成”音乐人。
房东的猫、沈以诚、隔壁老樊等人，在网络走红后，音乐节都成了滋养他们音乐路的下一站。
即便在道略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表明，能够实现盈利及品牌运作的微乎其微，但音乐节扎堆出现的现象，并未停止。
除了给业内释放出就业信号，音乐节给地方文旅和品牌联名，也提供了新想象。
2000年迷笛音乐节创办初期，盈利模式并不清晰，迷笛音乐节与迷笛音乐节深度绑定，与其说是有商业性质的音乐节，说它是豪华版“校园文艺汇演”更贴切。
真正确立音乐节盈利雏形的，是2004年音乐人黄燎原在银川策划的“中国摇滚的光辉道路”露天音乐节。
这场音乐节，汇聚了崔健、黑豹乐队、唐朝乐队、眼镜蛇乐队、庞宽、超载乐队、张楚、指南针乐队、汪峰、二手玫瑰、左小祖咒等18支中国摇滚乐中坚力量，三天到场12万人次，票房总收入680万。
由于豪华阵容和策划人影响力，音乐节得到了一家地产公司的400万赞助。
自此，门票+赞助，成了音乐节的商业雏形。
据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万人以下的小型音乐节，单日成本在200万元左右；万人以上的大型音乐节，单日成本则需500万元左右。
固定成本之外，场租、嘉宾出场费等费用，能够因地制宜。
音乐节走出一线城市走向二三四线，成了发展过程中的刚需。
另一方面，举办音乐节，不光能拉动举办地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消费，音乐节自带的文化属性，也能反过来加深城市形象。
因此，守住一线，开拓全国城市，音乐节们心照不宣。
情况是在2020年疫情之后变化的。
肉眼可见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举办的演唱会数量越来越少。
迷笛、草莓2020年齐齐在北京举办，算是疫情后北京音乐节的高光。
草莓及一些小众厂牌2021年到过广州。
至于上海，搜索后疫情时代的音乐节，除了一些小范围的草地古典乐、交响乐活动，大厂牌有影响力的音乐节，已经很久不见。
到了2022年，北京、深圳、上海分别被疫情笼罩过，从前的音乐节在这些地方，是限流、延期，今年它们不是音乐节重点考虑的城市了。
每年7月到10月，是音乐节举办的高峰期，今年，各省市举办音乐节情况，山东、江苏、四川、浙江位列前分别以12场、12场、10场、8场位列前4，内蒙古以5场紧随其后，河北、黑龙江、湖北、湖南分别有4场音乐节。
北京上海，这些音乐节曾经的发源地，如今榜上无名。
山东4-10月间举办了18场音乐节，被网友戏称“在山东，随便扔块板砖，都能砸进音乐节”。
而一线城市，音乐节在逐步消失。
旅行+演唱会二合一，代餐亦弥足珍贵？
与消失的音乐节相对立的，是一线城市消费者对音乐节、文化演出消费的旺盛需求，依旧存在。
《2021中国演出行业数据洞察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演出行业贡献票房的主力军，一线消费者占53%，二线消费者占37%，三线城市消费者7%，四线城市消费者占3%。
本质而言，音乐节的场景魅力，在于音乐节提供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意义空间。
不论是草地音乐节还是雪山音乐节，在远离城市贴近自然的场地里，消费社会、商品经济看似短暂消失，虽然场地内不乏小吃摊点、音乐节周边销售，但这些与人本能需求及精神消费强挂钩的内容，在特殊场景下自带一份“本真”。
参加音乐节的核心驱动，是看喜欢的音乐人表演。
在一个“本真”的空间与有共同诉求的人沉浸在精神世界，音乐节通过一群有着共同喜好的“乐迷”相互作用，形成独特的文化空间。
消费者相互作用外，音乐节嘉宾与消费者之间的情感勾连，更是音乐节的魅力之所在。
早年音乐节，举办方考虑厂牌调性、可撬动资源、经费等多重因素，最终拼盘形式撬动的，大多是一两位压轴大咖和许多个没有大面积号召力的演出嘉宾。
而音乐节的青年文化属性，又自带自由、不羁的特质，一些大众节目上难见到的“半地下”歌手在这里得以现身。
在说唱、乐队等以网综形式走进大众视线之前，乐迷见到音乐人，去音乐节是正路。
相比明星演唱会，曾经音乐节的低票价、拼盘请小众歌手，让观众一次性见众多歌手的同时，能够满足小众消费者隐秘的对自我独特性的追求。
不设座位、众人挤拥一起随音乐起伏，又拉近了小众与小众的距离，完成了小众群体内心对集群的需要。
诞生于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经过20多年的发展，音乐节对一线城市受众的影响时间最长最深远。
中国社会，一线城市的消费现状，是注重品牌和产品附加价值、文化等精神消费占据主流的“橄榄型”，三四线城市则是更重性价比和物质消费的“金字塔型”。
也就不难理解，当音乐节的代餐（演唱会/live house）在一线城市变少之后，临近城市的音乐节，就变成了他们的替代品。
更重要的是，后疫情时代，音乐节的文旅属性，越发凸显。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联合中国电信旅游大数据联合实验室发布的《2022年上半年旅游热度报告》，2022年上半年本地游客量减少比外地游客量减少多8%，本地游客量占比仍高于外地游客量占比。多地旅游业受疫情影响，而疫情的高发地，是机场、车站。2022上半年在疫情防控工作常态化背景下，周边游、自驾游仍然是节假日旅游市场的主流。
而同程旅行发布的《2022“十一”假期旅行趋势报告》也显示，虽然近一周（9月20日）“十一”相关旅游搜索热度环比上涨172%，假期出行的机票、酒店搜索热度上涨136%，但受到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本地游、周边游及省内短途游仍是假期出行主流。
能看到的是，疫情之下，人们关于出行、度假、娱乐的需求，在种种不确定下，一直缩小，可供选择的娱乐生活并不丰裕。
在此种情况下，当剧院巡演难成行，演唱会难举办，电影院烂片占了大多数，诗与远方越来越远，周边城市的音乐节，就成了放风的好去处。
它不再单是感受个人兴趣融入集体这种私人层面的精神需求。
户外，音乐，草地，聚集，这些稀松平常的场景变得弥足珍贵的当下，近在城郊的音乐节，成了“诗与远方”的代餐。
短途放风也是旅行，音乐节当作拼盘演唱会，与一群人吹着春风秋风共高歌，暂时自由。
所以即便网友们嘲仙人掌音乐节抢钱，票价涨到高攀不起。大批人依旧趋之若鹜。
想要在精神消费中寻找心锚的青年们，试图用相对安全的方式，走进一个真空的、美好的、一切照常的世界。
一线城市青年涌向三线城市音乐节，便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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