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 （ID：eeo-com-cn），作者：田进，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9月21日10点，69岁的张贵英从位于北京北四环的家中推着婴儿车出发了，婴儿车上装载着她过去五天收集的纸壳与矿泉水瓶。
因为腿脚不方便，从家到废旧物品收购商约800米的距离，她需要一瘸一拐地走上15分钟。在收购商那里，结算过程总是很短暂，甚至不需要言语沟通——收购商把纸壳一股脑地堆在称重称上，喊出一句“16公斤、17块5”，紧接着拉开腰包取出现金递给张贵英。张贵英全程无言，接过钱就继续推着婴儿车寻找新的纸壳。
在周边小区转悠寻找、售卖纸壳等可回收废品是张贵英少有的户外活动。更多时间，她只能围着家庭生活转，包括买菜、接送孙子上学以及看电视。
为了不讨儿子嫌弃，每次捡纸壳时，她都会换上那套暗红的印花长袖与灰色裤子，那是她7年前从老家贵州投奔在北京工作的儿子时就带上的衣物。而目前这样的生活方式也是她与儿子经过数次争吵才得到的结果。
她推着的婴儿车，在7年前是孙子的专属。4年前孩子上幼儿园后，则意想不到地成为她运输纸壳时最省力的工具。
张贵英说：“老家已经回不去了，只能在城里给自己找点事做。小区附近又没认识的老人，加上口音问题和他们也说不上话。”
在北京上万个社区中，像张贵英这样捡可回收垃圾的老人还有很多。
据曾任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的王维平调研，2000年初期最高峰有15万拾荒大军在北京走街串巷拾荒。因回收价格的走低、回收品类的缩减以及市场规范化发展，曾经负责北京不同区域垃圾捡拾的“四川帮”、“河南帮”等已经悉数离去。这种传统的垃圾回收模式更多成为这座城市老年人的专属。
一开始，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种改变。渐渐地驻守在小区里的收购商们发现客户只剩下老年人；平台化回收企业在地推时发现最意想不到的阻力是老年人群体；出入办公楼的白领子女，也在与父母就垃圾捡拾的争吵中无奈、妥协。
按照官方口径，2021年北京正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而2035年左右，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破4亿，占比将超30%。数亿老年人的退休生活方式，将成为社会到政策层不得不去思考的问题。
一、争取而来的生活
7年前，张贵英就是带着“使命”来到北京，这几乎是她所在农村所有同辈人都会选择的生活方式——在外工作的子女生孩子后，自己就离开家乡，启程前往子女工作的城市负责帮忙照看孩子。
不管是否适应，他们都清楚，必须在那座陌生的城市驻扎下去。
《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21）》显示，2021年底，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441.6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户籍人口388.3万人。两项数据的差距意味着，像张贵英这样从全国各地背井离乡来到北京的老人数量超过53万。
哄孩子、打扫卫生、做饭几乎占据了她在北京前三年的生活。后来，孩子上幼儿园，她就闲了下来。除了接送孩子与做饭，白天时间她变得无所事事。
她回忆起那段日子说：“子女总说让我做点自己想做的事，享享清福。可我们做了一辈子农民，不允许自己闲着。在村里，老了还能去种种地。在城里，连串门聊天都变得没可能，也不认识路，就只能在家看电视或是在小区附近转圈。”
也是在“使命”完成后，张贵英发现，捡垃圾成为消磨时间最好的方式。
在四年的捡纸壳生涯中，附近小区的最佳捡垃圾时间、区域，她变得了如指掌。她说：“逢年过节时，快递纸壳就会多起来，比如前段时间中秋节，我一天捡纸壳就能卖五六十元。这时一定得勤快跑，运气好，一个小区的垃圾桶就能捡10公斤纸壳、塑料。当然，其他捡垃圾的老人也会常常守在附近。平常则是早晚9点左右，年轻人习惯在那个时间点丢垃圾。夏天饮料瓶、易拉罐多，冬天就不用那么频繁地出门。”
现在，拾取纸壳收入是张贵英唯一能自由支配的资金。平常买菜以及生活费，儿子都会定期给自己。她说：“儿子给的生活费基本都会存起来，就怕万一有用得着的地方。自己赚的钱，就给孙子买点玩具和零食。”
对于现在的生活方式，张贵英说：“谈不上喜欢不喜欢，已经成了习惯。过节都是在北京度过，只有亲属有红白喜事时才回贵州老家一趟。”
其实，这样的生活方式已经是她与儿子儿媳数次争吵后才得到的结果。
开始捡垃圾时，张贵英就遭到了激烈地反对。家里人和她说得最多的就是“不缺那几块钱、有味道、不体面”，她也总是以“没事可做、不需要子女帮忙、在老家，吃白饭才丢脸，捡垃圾是堂堂正正的职业”反驳。到后来，她干脆不反驳，自己白天正常出门捡垃圾，子女回家后就安静待在家中。
数次博弈后，她和儿子勉强达成一致。她会尽量把纸壳放置在自己房间的阳台，回家后就换一套衣物，四五天售卖一次纸壳。下雨天和下雪天不出门，防止因腿脚不便摔伤。
因为捡垃圾，这样的争吵也无差别地发生在李祥身上。
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籍老人，李祥在退休闲下来后，就开始了捡纸壳。他说：“在商品房小区，除业主外，小区根本不允许其他人随意出入。一个楼里的年轻人又多，他们都有网购的习惯，丢弃的快递盒就更多。看到了就觉得浪费，于是路过垃圾箱边就忍不住伸手捡回家，久而久之成了习惯。”
在捡纸壳的同时，李祥也会将垃圾箱里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带回家——从别人家弹了几次没用的电子琴到装饰品、花瓶，日积月累地堆满了客厅与卧室。
虽然与子女分开居住，但每逢周末子女带孩子来看望自己时总会唠叨上几句。“女儿几乎是一回来就抱怨屋子乱，也不许孩子碰这些外来的物件，她觉得脏。有时候，她不敢直接和我说，就找我老伴儿唠叨，老伴儿又过来唠叨我。”李祥表示。
为了避免不痛快，在每年春节前，李祥都会把所有东西清理一遍再大扫除。
二、融入纸壳圈
作为最能直观感受到捡垃圾老人数量的收购商，常驻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的垃圾收购商张笛给记者列了一组数据——正常情况下，每天能收集约500公斤的废纸壳、塑料等可回收物，以一位老人平均提供5公斤可回收垃圾计算，每天就有100位老人前来卖垃圾。
张笛介绍，这样的数量级还只是建立在附近有三个流动回收商户的基础上。“卖垃圾的基本都是住在附近小区的老人，遛着弯就把垃圾卖了，这一行基本一天碰不到3个年轻人。从废纸、泡沫到X光片，什么类型都有。”
因为有足够多的垃圾回收需求，张笛甚至和街道管理人员形成一种默契，即使远隔四五米就能闻到刺鼻的味道，在管理人员走到自己的垃圾回收货厢车附近时，张笛就会把摆放在人行道上的数个灰褐色编织袋再次收拾整齐，一时间各种瓶罐、玻璃碰撞的声音响起，管理人员也就自然绕道走开。
在张贵英居住的小区楼下，只要不是雨雪天气，常常会聚集十余位社区里的老人。从下象棋、打扑克牌到围观聊天，老人们常常一待就是大半天。
对于张贵英而言，这样的生活方式注定难以融入。她不是没有尝试过，但自己的文化背景和口音让她与其他老人格格不入。“以前带孩子在楼下玩时，还能和其他带孩子的老人有共同话题，后来孩子上幼儿园，自然就比较少沟通。”
于是，她选择了最能触手可及的垃圾回收。
她介绍，在捡拾垃圾时，小区数位捡拾垃圾的老人极少沟通，但也心照不宣地形成了诸多原则——纸壳谁先拿到手属于谁；对于一些不太欢迎非小区居民进入的小区，尽量选择避开；从垃圾桶中翻出来的不可回收垃圾也要重新放回去，不弄乱地面；不和小区垃圾清理工直接正面竞争等，因为他们在垃圾回收过程中更有话语权。
最近几年，除了与家人说话，张贵英极少与人主动沟通。她性格从刚来北京时的好奇热情变得越发沉默寡言，平日也会尽量安静地出入于各个垃圾站。她表示：“因为捡垃圾习惯了独来独往，自然也就不怎么和别人说话。”
其实，对于59岁的小区垃圾清理工孟祥而言，即使处在垃圾回收圈的更高层级，他也融不进周围任何一个看似再普通不过的交际圈。
2002年，孟祥就开始负责张贵英所在社区及周边两个社区的垃圾桶运输处理，附近捡拾垃圾的老人基本也都知道他的存在。他表示：“一栋高层楼基本都会有5个以上捡垃圾的老头、老太太，他们大都是外地人。因为我干了这活，垃圾本来就属于我，所以他们不敢和我直接抢。我一走，他们才在垃圾桶里扒拉。”
每天，孟祥都会在凌晨2点半起床开始一天的垃圾回收处理。进入负责的小区后，他会从半人高的塑料垃圾桶中翻找出可回收的垃圾，紧接着用人工将六个垃圾桶装车并运往附近的垃圾回收站倾倒，随后前往下一个小区重复上述操作。因每个小区早晚需各倾倒一次，一般晚上10点他才能结束一天的工作，一年365天全年无休。
这份清洁工作每月能给他带来2800元的收入，而卖可回收物在夏季每天能带来50元左右的额外收入，冬季则骤降至10元以下。
他很怀念十几年前到处能看到垃圾回收同行的日子。“那时回收的种类很多，从木头、玻璃到布袋子，除了厨余垃圾，基本没有不能回收的。走街串巷上门回收或固定在某区域捡垃圾的人都有，很多人都是以此谋生，那时卖垃圾收入有时能超过工资收入。虽然竞争多，但能经常碰上同乡闲聊几句。”
采访中，孟祥从他的编织袋中取出多个废品展示着回收价格的变动——当下易拉罐、塑料瓶的价格分别是1毛钱、四分钱一个，十五年前则是2毛钱、1毛6一个；纸壳则和以前差不多，多为1元/公斤，物价已经是天差地别。
因为仅靠捡垃圾挣不到钱，他的回收垃圾同行在近十年陆续离开北京。孟祥的交际圈一缩再缩，最终演变成现在把收音机播放相声、戏曲作为唯一的娱乐活动。
被问及未来的养老生活时，孟祥停顿了几秒后说到：“我们打工的，没那么多想法。因为无儿无女，也没投奔的去处，现在的工作提供住宿。等到单位不要我时，在北京肯定也留不下来，可能就回老家找个免费的敬老院吧。”
三、生意与慰藉
“纸壳13块7，易拉罐2块5，一共16块2，给你16块。”“你怎么给我16？16.5就行。”“16.2，2毛怎么入？”“2毛也能入。”
9月22日下午，一场在张笛与老人间的价格博弈悄然发生，随后以张笛掏出16元结束争议。虽然与老人的废旧纸壳交易常常能在2分钟内解决一单，但这样的价格博弈对于张笛来说是家常便饭。
张笛把这样的小规模交易形容为小打小闹，每公斤纸壳能赚取利润的也就两三毛钱，真正利润空间大的是旧空调、旧冰箱等电器。“单靠这种一单五块、十块的收购纸片、瓶子，腿跑断了都挣不到钱。你想想，一吨纸片也就挣200元，这还不算油钱、自己的房租伙食。更多是想借助这种回收模式，和老人形成固定交易模式，在他们卖旧电器时能想到自己。”
张笛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挣辛苦钱。他说，十年前行业利润还比较高，那时流动收购的商户更多。但现在很多区域不能随意停车在路边收购垃圾，加上快递包装数量爆发式增长，每天各大小区仍有老人有大量的纸壳能供应，所以大家也就坚守着挣个200元-300元/天的辛苦钱。
张笛表示：“老年人也弄不懂网络回收，他们就喜欢散着步把纸壳卖了，有时我们还能帮他们做点搬家活，顺带回收旧洗衣机、旧空调等。这种人情交往是线上回收平台取代不了。但如果利润持续这么低，可能我们就换行了，老年人只能去更远的收购站卖垃圾。”
这似乎是一个收益不多，且正在逐渐萎缩的江湖，但对于老年北漂张贵英、北京土著李祥而言，这并不仅仅是一项工作，似乎也意味着某种慰藉。
从职场退休下来后，李祥虽能无缝融进楼下交谈圈，这样的生活方式依旧没办法构成他白天全部的生活。30余年工作让李祥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每天6点多他就会固定醒来，白天困了才会眯一会儿，不困时总想下楼溜达一圈。
于是退休后几个月，捡纸壳成为了他消遣的方式。
有时半夜醒来，李祥会下楼溜达一圈看是否有可捡的纸壳。退休头几年，为了能得到更高的售价，他还会积攒一定的纸壳量后，开车载着废品去附近的几个废品回收站比价格。
一开始，子女强烈反对。女儿总是质问，家里并不缺那几百块钱，一平米几万块钱的房子为什么要堆放着那些垃圾。“每当一说这种问题，我总是懒得回答，只能应付着说那些东西多好。其实是，一是觉得这些东西还没坏就扔了太可惜；二是没处打发时间。我没有什么爱好，不下象棋、不打麻将、年纪大了眼睛有点老花眼也很少刷视频。平时就我和老伴儿俩人，日子长了，自然觉得无聊。”李祥表示。
现在，李祥为了减少子女的抱怨，选择将纸壳堆放的位置转移至老人代步车上，装满一车后就会去售卖一次。几年前，这辆车的功能还停留在接送孙子上幼儿园。
李祥说：“我挺喜欢捡纸壳这件事，感觉精神也好了很多。平时爱吃的糕点、牛肉基本都是靠卖废品的钱买的。除看病买药外，基本可以不动自己的退休金。”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笛、李祥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 （ID：eeo-com-cn），作者：田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