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上述观点，我想谈一点不同意见。我不看好印度有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的潜力，理由是除了种姓制度、土地制度、宗教矛盾等经常被人提起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被人忽视的更重要的因素，就是语文。
众所周知，汉族占中国总人口的90%以上，汉语文是中国社会的通用语文。中华文明，就是用汉语文作为载体的文明。从这个角度来说，由中华文化所维系，作为中华文明载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本质上是“汉语共同体”。从19世纪末起，作为中国近代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汉语文改革运动。这场改革运动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白话文运动、汉字简化运动和拼音化运动，其中拼音化又和普通话密不可分，可以视为普通话的书面表达。这三个运动的成果，就是今天的现代白话文、标准简化汉字和普通话/汉语拼音，它们共同组成了现代汉语文。
在近代以前，古典文明的知识精英与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这两个群体是分开的，精神上是隔离的。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在近代汉语文改革之前，汉语的书面语是文言文，口语则是与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文相分离的各种方言。掌握文言文的少数知识精英，和绝大部分目不识丁的群众，这两个阶层是分裂的。而知识精英和群众分裂的结果，就是面对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知识精英无法联系群众，群众只能自发斗争。
近代汉语文改革使得大规模的扫盲成为可能，而扫盲的最大意义，就是打破了精英和群众之间的藩篱，让知识精英的各种思想能够传递到群众那里，使其成为一个整体，从而有了大规模发动群众的可能。近代中国革命和作为其成果的新中国的建立，就是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以白话文为工具，深入群众、大规模发动群众所得来的。
解放初期，妇女背着孩子参加扫盲识字班
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现代汉语文在中国所起到的作用，并不仅仅是动员发动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以1950年1月中国科学院编译局（现在的科学出版社的前身）的成立为标志，新中国以国家力量组建国家翻译机构，用举国之力，大规模、成体系地翻译以苏联为主的国外大学教材和学术资料的大规模工程。更重要的是，他们还组织编写了各个学科的中外对照学术术语词典。由此，新中国构建起了一整套完整的现代学术汉语表述体系。
这套表述体系的成功构建，让新中国可以用作为本土通用语言的汉语作为科技教育的教学语言，从而可以较为低廉的教育成本，构建起大学——中专——技校三级教育体系，培养大量工程师和技术工人。
就这个角度而言，如果说新中国所建立的各个工业部门是工业体系的“硬件”，那么这套现代学术汉语表述体系，以及由它所表述的各类规范、标准、操作守则等等，就是工业体系的“软件”。日前，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部长怀进鹏表示，我国目前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超过2.18亿。按中国大学毕业生中理工科占64%计，中国拥有1.4亿大学理工科毕业生。可以说，正是这些人所组成的工程师队伍，构成了“中国制造”的骨干力量。
但是，在工业生产中，光有工程师还不够。工程师解决的是系统性问题，但要把设计变成具体产品，还需要实际操作。担任这个任务的，是技术工人。可以说，在制造业中，作为基层生产业务骨干的技术工人与工程师同等重要。而技术工人的来源，靠职业技术教育。相比大学，职业技术学校对学生总体文化水平的要求较低，这就对使用本土通用语言作为教学语言以降低学生学习、包括工人自学的难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正是在这个方面，经由几十年时间和几代人努力所构建起来的现代学术汉语表述体系体现出了巨大的价值：根据人社部2020年公布的数据，中国的技术工人超过2亿人，其中高级技工超过5000万。新增技术工人中，有70%以上来自职业技术学校。
20世纪50年代，河北农村技术员在学习操作锅驼机，推进农业机械化。如果没有一套本土化的培训体系，这是不可能的。
也恰是在这一点上，印度和中国有着巨大差异。
印度和中国一样，都是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但和中国不同的是，印度的语言状况非常复杂。根据2001年的人口普查，印度有33种“主要语言”，及1599种其他语言、方言。所谓“主要语言”，是指使用人口超过了100万的语言。这其中，印地语是印度本土第一大语言，但以印地语为母语的人口只占印度总人口的约40%，不构成绝对多数。也就是说，在印度，除了印地语，还有几十种语言不能被视为少数语言，而是和印地语一样应被视为主要语言。
这种情况在政策上的体现，就是印度1947年独立时，除了将印地语定为国语外，还规定了22种“法定受保护语言”（ScheduledLanguages）。同时，在没有一个统一的通用本地语言的情况下，印度将作为英国殖民统治遗产的英语也定为与印地语平行的官方语言。可以说，这是一个对印度影响深远的决定。
因为印度没有一个统一的通用本土语言，即便是印地语，使用人口也只占总人口的40%，在此情况下，要强推印地语作为标准，势必会引起各地冲突。何况，印度在独立后沿用了英国殖民者留下的英语作为通用语言，解决了全国范围内的语言沟通问题，导致本土精英缺少推动语文改革的动力。他们的本土语文一直停留在文言文时代，没有建立起本土化的现代学术表述体系，印度的高等教育、特别是理工科教育，采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
那么，在这种以英语作为全国通用语言的情况下，印度人的英语水平又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数据：
图片截自维基百科
上图是全世界能够熟练使用英语的人口最多的前五个国家，第一列是总人口，第二列是能够使用英语的人口，第三列是能够使用英语的人口比例。可以看到，印度能够使用英语的人口只有1.25亿。考虑到这张图上显示的印度人口是10亿，已经有些年头了，我们再来看一下2011年的情况。根据印度201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将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只有259,678人，占总人口的0.02%，这应该就是通常意义上可以“熟练使用英语”的印度人口的真实规模。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和“第三语言”的人口多一些，分别是83,125,221人和45,993,066人。即使把这三类人加在一起，可以使用英语的人口总共也只有1.29亿，仅占印度总人口的10.67%。
考虑到印度的高等教育完全使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可以认为，在印度，这1.29亿人就是接受高等教育群体的数量上限。如果再考虑到在印度的大学毕业生中，理工科人数只占22%，也就意味着印度的理工科大学毕业生总数大约只有三千万人，还不到中国理工科大学毕业生的零头。而这已经是印度工程师人数的上限了。
更麻烦的是技术工人。如前所述，对于制造业来说，在一线负责具体操作的技术工人和工程师一样重要。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可以培养工程师，但在印度这样的非英语母语国家，用英语来规范化培养技术工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就导致印度技术工人严重匮乏。
有数据显示，印度国内仅有2.3%的劳动者接受过正规技能培训，而在英国该数据为68%，德国为75%，美国为52％，日本为80%。2015年7月，为了实现“印度制造”战略，莫迪提出“技能印度”计划，承诺到2022年，为印度培养4亿技术工人。这个数字比中国现有的技术工人数量还多一倍。但一年之后，该数据仅为1000万人。
技术工人群体的缺失，使得印度的工人一直处于非技术化的“普工”水平；甚至，如果以中国的“普工”水平为标准衡量，可能连中国的“普工”水平都达不到——毕竟中国的普工基本都是初中毕业，而在印度，会用母语文字写自己的名字就算“扫盲”了。我们经常在印度制造业中看到的一些“奇葩”现象，其实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原因。比如印度著名的“jugaad”，旅印网友随水称之为“凑合主义”，本质上反映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技能而言，印度的工人群体其实一直停留在手工业时代，和说英语的工程师群体是互相分离的两张皮。
而根源，就是作为一种外来语言的英语，成为了印度的官方通用语言和学术科技语言。对于这个问题，印度政府其实是清楚的。多年来，印度政府一直企图努力改变这种状况。莫迪曾公开声称，印度现行以英语为主体的教育体系，是当年英国人为了培养“仆人阶层”设计的，必须改变。但要改变，谈何容易？印度是一个联邦制国家，除了由于历史原因导致的英语强势地位之外，还是印度央地关系以及几十年来基础教育投入不足的体现。比如印度曾规定，在非印地语地区的中等教育中采取“三语”政策，即同时学习英语、印地语和当地语言，从而逐步推广印地语，为替代英语打下基础。但这个政策遭到非印地语地区的强烈反对，最后不了了之。
反印地语人士抗议 图自IANS
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后，基于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提出了一个口号：“一个国家，一种语言，一种文化。”这里的“一种语言”，指的就是印地语。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莫迪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印地语教育，但这些年实践下来，效果并不理想。除了非印地语民族抵制之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那个老问题：印地语没有经历类似中国近代的语文改革，现在的印地语教学所教授的仍然是文言文式的印地语，这种僧侣使用的宗教语文严重脱离口语和实际应用，缺乏实用价值。莫迪要实现“一种语言”的梦想，任重而道远。
综上所述，因为印度缺失了中国这样的近代语文改革，并沿用作为英国殖民遗产英语作为科技语言，使其未能构建起一套本土化的现代学术表述体系；而离开了这样一套表述体系，要大规模规范化培训技术工人，是不可能的。而没有足够数量的技术工人，就不可能建立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和中国相比，印度缺失了作为“世界工厂”所必备的“软件”。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近代汉语文改革的意义，怎么估计它都不会过高。笔者认为，这其实才是文章开头那个观点所说的中国得以成为“超巨型单一经济体”的基础。
当然，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印度的潜力还是不可低估的。即使只算1.29亿英语人口，这个数量相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也相当可观。而且多语言也不意味着一定不能实现现代化，如瑞士；只是对于印度而言，要发挥人口红利，增加了难度。况且，从技术上来说，语言问题也并非绝对不可解决，只是目前来说短期内不行。这意味着，印度想要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仍需付出更大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