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意图)
今年33岁的阿丹绝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蛋。袭击、酒驾、非法入侵、非法持枪、骚扰……身上的罪名不计其数,在前段时间,他又因为家庭暴力被捕了。
根据法庭文件显示,从2017年到2022年,他与一名叫做拉切尔的女士开始交往,并生下一个女儿。
在这5年间,阿丹数次对拉切尔造成伤害:
今年5月,拉切尔正躺在沙发上回复一名女性朋友的短信,喝多了的阿丹突然跳到沙发上,照着她的头就打了两拳。此后,阿丹被下达了行为限制令。
今年6月,警方接到拉切尔的电话,说阿丹违反了限制令,骗女儿打开门,闯进了家里。他用麻药把拉切尔放倒在地,跪在她脖子上威胁要杀死她。
今年7月底,阿丹再次切断了脚上的监测器,在8月11日潜入了拉切尔的公寓,威胁她说如果敢离开就杀死她。最终拉切尔设法联系了警察,将阿丹带回了拘留所等待审判。
根据法庭记录,在阿丹最近的9次被捕记录中,有6次都与对拉切尔的家庭暴力行为有关。
此前的家暴与犯罪记录,让办理此案的检察官觉得阿丹实在太危险了,如果让他保释回家,他真的有可能危及到拉切尔的性命。
于是检察官与法官合作,对阿丹的收入进行调查,最终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给阿丹设置了一个他绝对没办法支付的最高额度保释金额——20000美元。
按照他们的设想,这样就可以利用高额保释金把阿丹关到庭审开始,等到庭审结束后,他就要被送进监狱了。
想法很好,但他们忽略了一群人……
在波特兰当地,有一个叫作波特兰自由基金的组织,他们自称“社会正义组织”,活动宗旨是为当地犯法的“黑人、棕色人种和土著居民”支付保释金,以防他们只因为交不出保释金被一直关押,失去自由。
在了解到阿丹被关押且无法支付保释金的情况之后,8月20日,波特兰自由基金为阿丹支付了10%的保释金,也就是2000美元,让阿丹获得了暂时的自由。
结果,一周之后,拉切尔被杀了……
8月27日早上,警方接到拉切尔的求救电话,电话断开前,调度员听到拉切尔曾大喊:“我没做坏事!”随后调度员试图回拨电话,但再也没人接听。
就在几分钟后,拉切尔的邻居报警说拉切尔家里有一男一女发生争执。
又过了几个小时,阿丹自己拨打了报警电话,说拉切尔已经死了。调度员提出远程辅导阿丹进行心肺复苏术,但阿丹拒绝了,他说他从拉切尔手里抢了一把刀,现在正在保护孩子们。
当警方抵达案发现场时,他们发现阿丹带着三个孩子坐在楼下,身上穿着干净的衣服。在楼上一间儿童房间里,拉切尔的尸体躺在床上,上面盖着一张床单。
警方发现,房间的地毯上沾满了血迹,整个房间内都有暴力打斗的迹象,拉切尔尸体旁边还有一把菜刀。
经过调查,拉切尔身上有多处刀伤,但最终的死因是被勒死的。
报警的邻居告诉警方,他们曾看到阿丹把拉切尔推到一扇窗户上,位置正是发现尸体的房间。警方又发现,案发之后阿丹的母亲接到了阿丹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自己杀死了拉切尔,还问妈妈应该怎么做。
最终,警方以二级谋杀的罪名逮捕了阿丹……
案件发生后,当初保释了阿丹的自由基金会表示:“我们与受到这场悲剧的家庭和社区同在,特别是那几个失去了双亲的孩子。
波特兰自由基金旨在限制仅因无法支付法院确定的保释金而被关押到审前的人数。
可能影响我们决定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支付保释金的能力、健康因素、怀孕、即将失去工作、住房或庇护床、药物/酒精治疗机会、社区支持、种族、性别状况,家庭分离。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们按照这些指导方针向数百人提供了援助,主要是在波特兰都会区。……在阿丹先生的具体案例中,法院认为他有资格获得保释,称他为两个小孩儿的经济提供者,并附有社区支持信。除了他从社区获得的支持外,我们在阿丹先生获释和再次被捕之间一直与他保持联系,并没有发现任何值得关注的迹象。”
对于这番解释,人们并不满意。
拉切尔的邻居表示,“我觉得政府在某些方面辜负了拉切尔,他们应该看看阿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人们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结局会不一样的。”
波特兰警察协会主席表示,“罪犯本不该被释放,却还是被释放了,他们会给整个社区带来危险。一位女士在波特兰被杀了,就因为她的施虐者被释放了,甚至法庭和检察官办公室都说他不应该被释放。这是一场悲剧。”
但事实上,因为波特兰自由基金会的存在,这样的悲剧在波特兰时有发生。
自2020年1月以来,波特兰自由基金一共从监狱里救助了67名嫌犯,提供了总计619000美元的保释金,帮助他们重获自由。
这些人大多数都面临着严重的指控,包括谋杀未遂和袭击等。其中最大的一笔费用为212000美元,用于释放Malik Muhammad,后来这名男子在保释期间向警察投掷燃烧弹,被判处10年监禁。
根据统计,在这67名嫌犯中,有39人在正式庭审时并未到场,接近58%的未到场率,远超当地7%的比例。(缴纳保释金可以在庭审前有限制地自由活动,但庭审时必须到场)
当地前检察官解释说,由于是第三方保释,被告们并不在乎自己的自由。“曾经的罪犯们会面对这样的情况:‘看,你奶奶给你出了10000或者30000美元,庭审时你必须到场,不然这笔钱就没了。’现在则是一些毫无关系的第三方团体告诉他们:‘我们会出钱救你出来,但坦白说,我们也不在乎你到时候会不会出庭。’”
为了遏制这样的情况,也为了惩罚波特兰自由基金会的行为。检察官办公室表示,他们要向法院提出,让基金会负担阿丹的全部保释金。
“法律允许法院自行决定,在来自第三方的保释时,是缴纳全额保释金或是部分保释金。通常情况下,法院不会要求那么多,但这次我们要求基金会支付全部保释金,也就是补齐剩下的18000美元。不需要民事诉讼,只要法官同意我们的要求即可。”
也许这个时候再惩罚基金会为时已晚,也许这笔钱对基金会来说并不伤筋动骨,但至少这能让基金会明白,并不是每个人都应该得到保释。
给予施暴者自由,就等同于将弱者推入火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