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因此采访了基辛格，并于近日发表文章。在访谈中，基辛格谈到了现在的美国外交和世界局势。
美国外交引发危机
在《领导力》中，基辛格希望当代美国政治家可以吸取前任的教训。“我认为当前时期很难确定方向， 当下的情绪非常敏感。”
美国人拒绝将外交理念与“与对手的私人关系”分开。他们倾向于以传教士而非心理学的角度看待谈话，想要改变或谴责他们的对话者，而不是深入他们的思想。
基辛格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危险的失衡状态。他说：“我们处于与俄罗斯和中国的战争边缘。我们部分推动了这点，但却对这将如何结束或会导致什么没有任何概念。”
被问到美国能否像尼克松时代那样通过在这两个对手之间进行三角周旋来进行应对？他没有提供简单的建议。“现在不能说我们要把他们分开，让他们反目成仇。所能做的就是不要加速紧张局势并创造选择，而为此必须有一些目标。”
在台湾问题上，基辛格担心美国和中国正朝着危机迈进，他建议华盛顿方面需要保持稳定。“双方所执行的政策，维护了中美之间的和平50年。” “因此，在任何可能改变基本架构的措施上，都应该非常小心。”
今年早些时候，基辛格提出美国和北约的不谨慎政策可能引发了乌克兰危机。他认为除了认真对待普京提出的安全问题外，西方别无选择。基辛格还认为北约向乌克兰发出的可能加入北约的信号是错误的：“我认为波兰和其他所有加入北约的传统的西方国家是合理的成员。”在基辛格看来，乌克兰是曾经隶属于俄罗斯领土的，俄罗斯人认为这些领土是他们自己的，尽管一些乌克兰人不这么认为。
实际上，乌克兰充当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缓冲带会更好地促进稳定：“我支持乌克兰的完全独立，但我认为它最好的角色像芬兰那样。”然而，在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采取行动之后，那种可能已经不存在了。
“现在我认为，无论是否正式，乌克兰都必须在此之后被视为北约成员国。”尽管如此，基辛格仍能看到一项解决方案将保留俄罗斯从 2014 年首次“入侵”中获得的收益，当时俄罗斯占领了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的部分地区。但这样的解决方案与已经失败的明斯克协议会有何不同，基辛格又无法给出答案。
如果避免核战争是最大的目标，小国在全球平衡中的唯一作用是由大国来指挥，那么他们对这些小国有哪些亏欠？基辛格反思到，“如何将我们的军事能力与我们的战略目标结合起来，以及如何将这些目标与我们的道德目标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
“目标“与“平衡”
这位前国务卿兼国家安全顾问说，《领导力》中的所有六位人物都是由被他称为“第二次三十年战争”（1914年至1945年）期间被塑造的，而他们又为塑造随后的世界做出了贡献 。在基辛格看来，所有这些都结合了两种典型的领导力：政治家有预见性的实用主义和具备勇气的远见卓识。
当被问及当代领导人是否有谁具备这种综合素质时，他说：“没有。我会做出这样的判定。”
此外，基辛格在访谈期间会反复提到两个词“目标”以及“平衡”，前者是预言家的决定性品质，后者是政治家的指导性思考。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基辛格一直将外交理解为：在核灾难的潜在阴影下大国之间的一种平衡行为。在现代武器技术发展已经可能导致世界末日的情况下，与对手势力维持平衡成为国际关系的首要任务，无论这会多么的不容易。
“在我看来，平衡有两个组成部分。一种权力平衡，接受价值观有时会是对立的这种情况的合法性。因为如果你觉得你努力的最终结果必须是强加你的价值观，那么平衡是不可能的。所以一种程度上是绝对平衡。”
另一个层面是“行为的平衡，这意味着为了实现整体平衡，需要有限制的去行使自己的能力和权力。”而实现这种组合需要“一种近乎艺术的技巧”。“政治家有意寻求行为平衡的情况并不常见，因为权力有如此多的可能性可以在不造成灾难性的情况下扩大，这就导致了各国从未感到完全的义务。”
基辛格称平衡虽然必不可少，但本身并不能成为一种价值。“在某些情况下，共存在道德上是不可能的。以希特勒为例，与希特勒讨论平衡是没有用的。”
最后，回顾他漫长且会经常引发争议的职业生涯时，基辛格被问到从政多年是否有过后悔，他回答说：“从控制的角度来看，我应该为这个问题找到一个很好的答案，因为它总是被问到。”但尽管他会重新审视一些小战术，但总的来说，“我不会用我们可能会做不同的事情这种想法来折磨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