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 （ID：BooksAndFun），作者：小魁，编辑：黄月，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极限飞盘与足球争夺场地，不应成为问题成了问题。球迷对飞盘玩家有诸多污名，譬如“飞盘媛”，并质疑运动的合法性，甚至挂出大标语：“足球场内，飞盘与狗不得入内。”飞盘玩家直指球迷对飞盘的偏见和污名，尤其是对于女性飞盘玩家。
在任何国家，几乎都难以出现足球与飞盘之争。在美国，极限飞盘与足球无法撼动四大职业体育联盟；在欧洲，足球社区性极高，与民众绑定紧密，飞盘近不了足球之身。在中国，足球小众，普及比不过篮球，公共球场颇为紧俏；近期极限飞盘突然升腾起不少热度，同样面临着运动场地的短缺。
时代使然，飞盘与嬉皮士运动不期而遇，这项反传统、反运动的运动与嬉皮士结合，掀起一场激进的反文化运动。飞盘嵌于1960年代中，成为反叛的工具，与摇滚一样映射着那个时代的精神。
嬉皮士开着大巴，穿越美国，扔出了飞盘，传播着这一游戏。乔·西佛正是在1968年的一次夏令营中学习了飞盘，他能回到学校迅速推广这一运动，一个重要原因是极限飞盘迎上了电视时代，中产阶级的孩子们早已从电视上看到飞盘，心里种下认同。
足球与飞盘：从反叛到主流的相似道路
本质虽有不同，足球与极限飞盘的发展路径却异曲同工。
足球最初由社会上层的公学改造，成为公学学生反抗保守，追求自由，用对抗、粗野挥洒荷尔蒙的运动。当足球成为工人阶级的运动，英国上层社会包括知识分子从不回避对足球的漠视甚至敌视。时代向前，改变在一点点地发生。电视媒介的出现改变了足球生态，除了撒切尔夫人还在恐惧足球并习惯性地打压，知识阶层早已接受并开始思考足球。90年代初，英超叛逃出较低等级的联赛，宣告成立，全球资本时代到来。尚是少年的威廉王子好奇地走进了维拉公园球场，并在其后成为阿斯顿维拉的球迷。
上层社会和知识阶层对足球迟到的兴趣和拥抱，说明了从电视时代开始，尤以互联网技术的崛起，已在经济方式、社会领域彻底重组、重构了商品、资本以及亚文化群。
媒介学者麦克卢汉称电视为冷媒介，突出特征是参与性与包容性。电视图像对社会的描述清晰度远超纸媒，它强化了感性与共情，把年轻人的反叛、游戏、表演都放在了一张屏幕上，也因此淡化了极限飞盘的反叛特性，使其更接近于一种成年人的娱乐。Wham-O玩具公司是极限飞盘主流化的幕后推手，后来还主导成立了国际飞盘协会（IFA）并藏身其后。70年代，极限飞盘已搭建完成自己的游戏规则，把游戏精神写进了这项运动。此时为之背书的是中产阶级，或是长大了的中产阶级的孩子。
极限飞盘一度被称为美国“第五大运动”，非主流和反叛是它的基因，它是无身体碰撞的对抗型竞技运动，男女可以同场竞技，最显著的一点是不设置裁判——比赛中出现争议，队员就在赛场上协商解决。在几乎所有的竞技运动中，裁判都必不可少，尤其是对抗性强的足球、篮球、橄榄球等，裁判是比赛的权威和决断者，是比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然也是球迷、队员人人喊打的角色。
麦克卢汉洞悉了观众在运动中的参与性与仪式性，指出裁判只是非理性苛求和辱骂的对象：“在竞争激烈的工业世界里，博弈的目标或功能是激动，而不是乐趣。”在此意义上，一个可能不足够恰当的类比是，极限飞盘呈现出的是商务协作精神，映射出了某种办公室图景。
当下，极限飞盘正申请进入奥运赛场。奥运会要求裁判的存在，极限飞盘不会成为例外，让裁判（以其他身份出现）参与到比赛之中也就成了必须妥协的事情（现在已有极限飞盘俱乐部选择如此）。如果有一天极限飞盘接受了裁判，出现在奥运赛场上，也即意味着它接受了标准化的改造，彻底抛却反叛符号，加入主流。
白领：飞盘何以成为文化资本与社交货币
介绍足球与飞盘，是想找到这两项运动的根本属性，它们虽归属于不同的文化，但曾携带着相同的符号，本不应出现中国场域中那样的争吵。争端的出现，首先说明极限飞盘运动已成为一种新兴的户外运动选择，其次这种争端无关职业体育（中国足球已职业化30年，中国极限飞盘尚未职业化），主要集中于民众的户外运动选择上，公共场所缺失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从职业层面看，更容易接受飞盘文化的城市年轻群体与白领交集最大。以社会学家莱特·米尔斯的定义，白领以专业技术人员、经理阶层、学校教师和办公室工作人员为主，也可唤作“新式中产阶级”。以职业来划分群体相对简单，也容易接受。在早期的定义里，中产阶级带有政治意蕴——在贵族与农民两大阶层中间，基本是中间等级，指代正在兴起的市民阶层。
为避免概念与现实冲突，考虑到年龄等因素，在中国，我们姑且优先将这一群体概括称作白领，在米尔斯的概念里与“新式中产阶级”为同一所指。关于“重新命名”的把戏，《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一书作者程巍有过精彩的论述——中产阶级替换了资产阶级，白领是米尔斯的修辞技巧：
“试图把一组等级制概念（知识阶层与劳动大众，或者脑力与体力）暗中转换为一组科层制概念，从而不使人产生政治联想。……‘白领’和‘蓝领’使身份概念外在化或表面化了，它们很难使人联想到不同的社会阶层及其阶级意识，而是联想到颜色和汗腺。”
在中国30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之下，新的文化形态正在形成，新的生活方式似乎也在建立之中。单调的工作和格子间的循规蹈矩，使得户外成为白领的疗愈方式之一，哪怕时间短暂，身体运动加上清新空气，都足以唤醒因为久坐而僵化的躯体和心灵。露营、探险、冲浪日益变得常见，极限飞盘也正跻身进入白领运动套餐，它更多考虑了城市中的青年单身男女，既彰显生活品位，也满足社交需求。
极限飞盘方兴未艾，具体走向还需观察，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全球化的商品美学召唤之下，白领的选择不断增加——去探险，去攀岩，去往最偏远、最贫穷的地方，脚步所到之地是商品美学所及之处。商业的强势话语裹挟一切，不同于殖民时代和资本主义大生产，商品美学受到多元主义价值观加持，刻意地保持（强调）与他者的不同。
从嬉皮士的手中接过极限飞盘的是化身为中产阶级的雅皮士，接到飞盘，传出飞盘，就在朋友圈中注明了自己的身份，恰如穿上一件品牌服装。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曾有论述，我们的生活方式具有深刻的社会性，它是我们想成为什么样人的标志，同时也表明了我们不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在社交圈里转来转去，这些社交圈将我们与一些人区隔开来，又使我们与另一些人联结在一起。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接着做了归纳，将其阐释为“文化资本”。
现阶段，极限飞盘与白领身份绑定，选择性不多大概是原因之一，毕竟能同时满足户外集体运动、易上手、男女同场竞技这些条件的运动少之又少。相较于规则更为复杂，对技战术要求更多的足球，飞盘更能满足白领高参与度的要求。作为中国的“新兴”文化产品，极限飞盘也更符合白领对时代流行元素的追求。
福特制大生产下，商品美学延伸到生活方式，“生活应该成为美学项目”正在成为一种信条。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哲学教授沃尔夫冈·豪格说，在商标主体化后，资本只需培养消费者。当户外生活方式成为年轻人之间一种相互认同的语言，资本会培养更多的人参与到户外运动，参与到玩极限飞盘中。对它的敌视还会暂时存在，也许一直会持续到极限飞盘不再“新兴”，渐渐融入到了大众生活之中，不再是资本特别关注的项目。
传播媒介孵化出了文化快消品和健康、休闲、娱乐的生活方式，拥抱和抚慰了焦虑的群体。站在时代消费的前端，极限飞盘是城市白领刚刚购买的精神快消品，足球则为各个阶层提供了精神宣泄口。有时难免怀疑，那个数十年也未在中国真正扎根的足球运动，槽点满满，许是天然地否决了白领的亲近；极限飞盘没有那么多负担，几乎以空降之姿到了城市，填补了年轻白领几近真空的户外精神。如果说过去足球没有伴随中国经济崛起带给国人以自豪感，说不定，极限飞盘也可以累积更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形成新的形象与骄傲的身份认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 （ID：BooksAndFun），作者：小魁，编辑：黄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