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她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里，哥哥说一家人准备给父亲扫墓，希望她能赶来。
尽管和他们一直有矛盾，但在给父亲扫墓这事儿，邹宜均不敢有丝毫怠慢。
哥哥开车载她到宝山墓园。
到了墓园门口后，突然，从一辆面包车里冲出8个男人，把邹宜均拽下车。
她被团团围住。
还没来得及看清是什么人，邹宜均双手就被手铐铐住，塞进了面包车。
在拼命挣扎中，邹宜均的裤子被扒了下来，随即臀部被扎了一针。
她随即，浑身发抖，昏了过去。
据她事后回忆，还有意识，但就是动弹不得。
而在昏迷前，她的亲生哥哥，竟然双手叉腰，看着这群男人对她所做的一切。
邹宜均醒过来后，发现自己身处广州白云心理医院。
一家精神病院。
她曾在后来的日记写到：
一个人说：“快躺下！你现在要打针！你选择，要么自觉一点，要么就我们强行注射！”
被关在精神病院的邹宜均，究竟经历了什么？
邹宜均被面包车带到了目的地后，被一个叫医导的，带到卫生间。
从卫生间出来后，她什么都不管，就一直逃，奔着楼梯一直逃。
此时，刚好看到一个阿姨。
她手脚并用，用极其快的语速和阿姨咨询：这里是什么地方？自己被绑架了。
在得知是广州白云心理医院后，她恳求阿姨，借手机电话求救。
电话打给了黄雪涛律师。
刚说完自己被关押在哪里，电话就被粗暴打断，邹宜均并强行架走。
护士们把她拽到三楼一个病房的床上，周围站着保安、护士和一个白大褂医生。
那个医生拿着根很粗的针筒，说，“要么自觉，要么强制，你自己选。”
邹宜均当时吓怕了，她配合着注射。
这一针，让她昏睡了三天三夜。
醒了之后，医院给她做了精神会诊，说她“双向情感障碍”，具有抑郁躁狂症状。
邹宜均被强制服下精神病药物。
因医院只提供荤食，邹宜均信佛只吃素。
她开始节食。
就这样，邹宜均被24小时看护起来。
为了避免被外人找到，母亲在医院档案上将其化名为韩丽，还要求医院写下保证“女儿不和任何外人接触”的保证书。
好在，她被抓那天，打的电话起了作用。
黄雪涛律师接到电话后，心急如焚，当晚便带授权委托书赶到医院。
原来，半个月前，邹宜均三姐曾打电话给她，说母亲要抓她去精神病院。
为了预防万一，便找了黄雪涛做代理律师。
黄雪涛律师多次前往广州白云心理医院，都吃了闭门羹。
医院给的理由是：作为没有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邹的授权书没有法律效率。
之后，黄雪涛通过报人口失踪、去派出所报案非法拘禁，要求检察院介入，去法院起诉等方式解救邹宜均。
可惜，都无济于事。
黄雪涛在束手无策之际，把媒体当作了救命稻草。
2006年10月23日，《南方都市报》刊登邹宜均强制收治报道，引发社会关注。
事情出现了转机。
媒体大量曝光的压力，让医院很快作出了“邹宜均出院”的决定。
出院当晚，依然是哥哥来接她。
本以为她作为精神病人的日子即将结束了。
只是没想到，这是下一个计划。
邹宜均，被送进另一家精神病院——中山埠湖医院。
这一次，她逃不了。
24小时看护邹宜均的不是护士，而是她的母亲和一个随身保姆。
她再次和外界，失去了联系。
在中山埠湖医院，邹宜均被迫签下保证书：保证不和家人对薄公堂，撤销授权书。
她每天被强制吃治疗精神病的药物。
如果不吃药，就会被电击。
药物产生的副作用，让本是90斤的邹宜均胖了足足30斤。
邹宜均觉得自己没病。
可是医生却反复告诉她：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有病啊。
并且还不断暗示：一天你不承认自己有病，你永远都别指望出这个医院。
邹宜均认为，医生是意识到她没病的。
只是不愿意表态，是否需要被强制治疗。
据说医生也曾向家里人提议，接邹宜均回去，但是没用。
精神病人的生活，大大刺激了邹宜均的神经。
一提到精神病院，她脑海就出现女病人集体洗澡的画面。
“人跟动物没有什么两样。”
中山埠湖医院有个集体病房，收治的都是女病人。
早上，会要求她们集体洗澡。
洗澡前，护工会把衣服收走；洗澡后，女病人一丝不挂站在大铁门那里，等着护工送衣服。
她们的窗户没有任何阻挡，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她们的赤身裸体。
而且，很多人都喜欢在那儿看。
不管是男病人，男护工，还是男医生，都在那看。
邹宜均心灰意冷。
她觉得自己的后半生，可能就如此度过了。
只是，事情再次迎来了转机。
2006年12月下旬左右，央视《今日说法》再次报道了“被精神病”强制收治。
黄律师上镜了。原来，他们一直在想办法救她。
节目播出后，中山埠湖医院轰动了。
所有人，包括邹宜均的母亲和家人都害怕了。
同年1月26日，在精神病院呆了整整3个月，邹宜均回到了深圳的家。
但回家后的邹宜均，依然没有自由，还是被家人严加看管。
一个月后，趁母亲熟睡，她逃了出去。
邹宜均曾接受采访表示：
因为担心母亲以代理人身份再次将她送进精神病院，想过和家人脱离关系。但如果能把“住院”的事情搞清楚，她愿意和家人和解。
“我当然不想放弃亲情。”
2007年春节前，意图再返回深圳的家中，发现门锁已换。
母亲还在物业办公室留下声明：禁止女儿进入住宅。
邹宜均和母亲之间，到底有什么天大的矛盾？
在众多媒体报道中，邹宜均都提到，家人是为了30万，才将其送进精神病院。
在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第二天，她银行里的23万被转入了母亲韩秀欢的账户。
这30万是怎么回事？
邹宜均父亲去世前被查出癌症晚期。
邹家非常传统，母亲劝说邹宜均和男友结婚来冲喜。
邹宜均答应了。
冲喜毕竟只是民间风俗，挽救不了邹宜均父亲的命。
邹宜均父亲去世后，她的婚姻亮了红灯。
因为生活理念等各方面的问题，邹宜均选择离婚，前夫赔偿了她30万。
邹宜均信奉佛教，想要把20万投进佛教事业里。
而母亲，却十分反对。
母亲重男轻女，思想封建。
她认为这30万怎么会是女儿的呢，所有东西都应该给儿子，连带丈夫去世前说给邹宜均的150万房产也是儿子的。
一个再贪财的母亲，不至于把一个没有精神病的女儿送进精神病院。
这似乎不合常理。
所有的矛盾，都需要追溯源头。
邹宜均的家庭十分专制，令人窒息。
邹宜均的哥哥和姐姐都是在父母的专制管教下长大的，不听话就打。
例如二哥想要读北大医学院，被父亲扇了一巴掌后，选择留在深大。
例如大姐谈了男朋友，父母不喜欢，逼着分手了。
哥哥姐姐都听话，考上了公务员，作为小女儿怎么能不听话呢？
刚开始的邹宜均是“听话的”。
她也曾情窦初开，有过一次初恋，但是父母觉得男方配不上，不听解释，硬是拆散了两人。
小时候的“听话”，邹宜均压抑着，需要发泄。
因此，她才结识了寺庙师傅和居士，也恰恰在寺庙认识了公益律师黄雪涛。
长大了的邹宜均，有自己的想法，不想再被管束。
想要自由，就意味着和母亲对抗。
而父亲去世后，母亲的专制越发恐怖，她不允许女儿有丝毫的忤逆她。
并和自己的儿子筹谋着，怎么把150万的房子和30万弄到手上。
两次送邹宜均进精神病院，就是他们的阴谋。
邹宜均从精神病院回家的邹宜均，企图拿回30万。
可母亲就是扣着不拿出来，理由是：怀胎十月，孝敬我是合理的。
邹宜均泪流满面，据理力争，孝敬你没有问题，但不能扣着钱，让我自己孝敬。
这是她第一次反抗母亲。
专制的母亲觉得“听话的女儿”变了，认为是信了什么邪教，才会如此不听话。
母亲如此强势，而“绑架”邹宜均的哥哥也不是省油的灯，不但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羞愧，站在母亲身边，绝情说道：
爸爸那会是病入膏肓，糊涂了才说要把房子给你。你如果是为了抢房子和要钱，这个家就不欢迎你。
为了拿回30万，邹宜均和家人发生激烈冲突，曾经也情绪失控，用过死亡威胁。
也正因为这些矛盾，加上“不听话”，家里人笃定，邹宜均得了心理疾病。
在母亲看来，她做的都是为了女儿好；
而在女儿看来，母亲的一切都是“梦魇”。
和家人谈和没有用，邹宜均寄希望在法律上。
精神病院的“非人生活”和母亲的“控制欲”，让邹宜均遭受双重恐惧。
为了避免家人再次把自己送进精神病院，她把家人告上了法庭。
2007年4月，邹宜均在深圳福田对家人提起诉讼，但因家人作为被告方以家庭隐私为由，申请不公开审理。她认为这样没有任何社会效益，于是当庭撤诉。
在媒体的关注下，家人称“代为保管”的30万已归还。
2008年2月某日，她在湖北黄陵黄陂甘露山剃度为尼。
2009年3月，邹宜均再次把家人告上法庭赔偿1万元，并称只为公益诉讼，也为替强制治疗的人发声。
这一次，法官把焦点放在强制收治程序的规范性上，因医院无法拿出收治的诊断记录，被判定为不合法。这也意味着邹宜均母亲和家人委托医院收治的协议无效，判定赔偿1万元并道歉。
时隔多年，邹宜均才正式摘下“精神病患者”的帽子。
像邹宜均“被精神病”的案例，在其之后层出不穷。
也正因这样，黄雪涛律师发现了精神病院收治的漏洞。
营救邹宜均，为她长达15年的“终结被精神病”提供了契机。
强制被精神病院收治，邹宜均不是个例。
在邹宜均案的后几年，这类案件报道和纠纷频频出现。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保守估计，中国各类精神病患者大约在1亿人以上。
邹宜均案，黄雪涛律师发现了巨大的司法价值。
黄雪涛案件里面的精神病收治漏洞主要体现在：一旦被判定为精神病，就会被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就是自己有没有病，要不要进入精神病院治疗，个人无权做主，一切由监护人提出。
按照精神病院说法就是，他们不谈法律规定，只谈医务系统，只要有人申请收治，他们就行动。
这里面因利益和钱财而生的黑色交易和法律漏洞，才是让“被精神病患者”绝望的地方。
而这所有的一切，自从1985年立案至邹宜均案，都无法被规范。
黄雪涛律师希望通过修改一些规则，来规避立法的某些陷阱。
其中一个原则生效了。那就是“非自愿住院的危险性原则”，意思就是如果没有危害他人危险，患者有权拒绝住院。
黄雪涛等众人的研究和提议，为“终结被精神病患”作出了贡献。
2012年10月2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并将于2013年5月1日起实施。该法第30条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这一规定被认为，将终结“被精神病”事件发生。
自1985年，卫生部相关专家起草《精神卫生法》，至2012年，历经27年，保护精神病人权利，并厘清精神科医生权利边界的法律终于出台了。
即便不够完善，但“自愿性治疗”已经获得社会认同。
精神病患者，终于免于被强制收治的恐惧。
回顾整个案件。
为了30万，母女对薄公堂，反目成仇。
这确实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邹宜均出家后照片但对邹宜均来说，摆脱恐惧和获得人身自由，才是她的目的。
2009年4月1日，邹宜均出家后，名号为果实师傅。
她希望以后能成立一个邹宜均基金会，专门关注和帮助“被精神病患者”。
邹宜均出家为尼后，过起了清净的佛门生活。
时至今日2022年，邹宜均案虽然过去十几年，但事件影响力依然没有消失。
猛然想起网络刑法红人罗翔，说过一句话：法律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我们需要考虑人性的软弱。
案件发酵起来，貌似是法律司法层面的事情。
但实际上归根到底，就是人性在作祟。
假如邹宜均家庭和睦不专制，母亲也是个和善的人，这一切还会发生吗？文/Y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