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人说，男人在世界大同中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管子，有个中国厨子，娶个日本太太，再找个法国情人。
日本女人身上温婉、听话、勤快的特质，被公认为是一个家庭主妇应具备的优良品质。
日本的婚姻关系中存在着一个被默许的大前提——女人早晚要结婚、回归家庭，成为家庭主妇。
女性不管婚前怎么努力，最后结婚靠老公养活就行了，当生活费变成公认的主妇工资，婚姻也会稳定很多。
这在男性能够养活妻儿的时代，这一直被看做女性回归家庭的理想方式。
但三年多的疫情，将原本存在缝隙的男主外女主内式婚姻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男性一旦降薪、失业或者生病，最先陷入困境的便是全职全能的家庭主妇。
“我只想过上不需要每天担心的普通生活而已。”
曾经还有人算过，一个家庭主妇的劳动，到底值多少钱？
有一位日本主妇晒过自己的家务时间表。
凌晨4点和6点就要起床给小孩喂奶，然后要做早饭、给小孩洗漱、吸尘、洗衣、带小孩外出散步，午饭后小孩睡了，她还要趁机收拾家里、准备晚饭……
日剧《逃避可耻但很有用》里面提到，日本全职太太一年无偿劳动的时间是2199个小时，平均一天里有6个小时在做各种家务。
如果算成收入，主妇的年薪高达304.1万日元（按当年的汇率换算，约19万人民币，远高于10万人民币的日本人均年消费）。
但所谓的主妇价值，在家庭经济危机面前可以被丈夫一句话抹去。
三十多岁的家庭主妇真理子，平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收拾家务，照顾两个幼小的孩子。
真理子的丈夫原本从事自由职业，因为疫情收入骤减，丈夫因为生活压力经常对她口出暴言，生活费也不给全：
“明明是没有收入的家庭主妇，少说些漂亮话！”
“我在外面工作，你什么也不做也太狡猾了！”
更多时候，一家人的饭钱，孩子的尿布钱之类，都是从真理子的存款里出。
接受NHK的采访时，被打上马赛克的真理子无奈地说：
“因为收入的减少和丈夫的暴言，我已经快要崩溃了。
为了不被骂，我每天只能小心翼翼地生活。孩子在幼儿园或者保育园的时候，我已经和十几个男性去吃过饭了。”
她要笨拙地学着给那些陌生的男人点烟：不能直接在客人嘴边点燃，要先自己打火，之后慢慢地护火到客人嘴边，全程一定要温柔且利落……
真理子所谓的“陪男性吃饭”，就是疫情后特别流行的“爸爸活”。
女性可以通过社交媒体、专用的论坛、app等方式结识男性，通过陪他们吃饭获得酬金。
最初只是通过约会获得酬劳，却慢慢走向了最危险的个人卖春。
真理子开始干爸爸活是因为缺钱，但她渐渐意识到，能带来额外收入的爸爸活本质上却是麻烦的温床。
爸爸活没有正规店家的庇护，参与其中的女性很可能受到恐吓、或者传染到疾病。
真理子说：“逐渐也有人谋求身体上的关系。虽然有抵抗，但是每次可以获得几万日元（几千块人民币）的援助，实在难以拒绝。”
“今后孩子还是要花越来越多的钱，喝喝茶赚来的钱还是不太够，想要更多的钱。”
但在那些过程中也会遭遇性暴力，有的人会性情大变，在约会途中灯火通明的时候，拍一些照片或者视频；
或者是被迫要求发生性关系，不同意使用避孕措施，甚至还有出血的时候……
真理子只是无奈地说：“很痛很害怕，但是连我害怕都说不出口，想跑也跑不了，为什么非要做这种事不可呢？想想就觉得很难过。”
在贫困面前，与危险相伴的爸爸活儿，悄悄蔓延。
真理子也考虑过要不要和丈夫离婚，但当初因为结婚而离职，现在考虑到孩子和生活，实在难以跨出那一步。
“我没有今后一个人养孩子的自信。现在不得不生活下去，除了这样，实在想不出其他办法。”
对于未来的规划，真理子说：“高级名牌、海外旅游什么的，这些我都不要，我只想过上不需要每天担心的普通生活而已。”
像爸爸活儿这种看似自由的女性选择，实则是家庭对女性的一种驱逐。
以至于很多人得不牺牲掉尊严，才能挣扎在生存的边际。
轻飘飘的爸爸活三个字，掩盖了男性在其中不自觉利用女性的弱势地位的真相。
对于真理子而言，丈夫和那些男性都是加害者，也是摆脱不掉的枷锁。
不是疫情制造了这些问题，疫情只是女性困境的放大镜。
这不仅仅是一个家庭、一个国家的问题，这是家庭主妇在危机降临时不得不面对的巨大挑战。
在真正的危机面前
职业化的家庭主妇脆弱得不堪一击
很多人会觉得，像真理子那样从事爸爸活的女性，主要源于她自身的懦弱，她们应该站起来反抗，而不是默默忍受。
残酷的现实却是，一旦“家庭主妇”“全职主妇”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家庭主妇“职业化”看似是一种进步，但在真正的危机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
在日本，有很多所谓的对家庭主妇有利的制度：
如果妻子打零工、收入少的话，丈夫的纳税金额会因“配偶扣除制度”得到减免；
妻子是由身为公司职员的丈夫抚养的话，有可以免除养老金交纳的“第三号被保险者制度”。
所以企业雇用员工时，常常会将“女性会在婚后离开职场，回归家庭，成为全职主妇”的前提考虑在内，优先录取男性员工。
哪怕同为正式员工，男女员工也是“同工不同酬”。而女性则沦为了“雇佣工”的主体，约占七成以上。
在最近的薪资调查中，如果将男性工资设为1，正式女员工的工资仅为0.698，远远低于男性。
同样是合同工，女性的工资仅为男性的80%左右。随着员工的年龄增长，甚至会进一步拉大差距。
久而久之，女性被迫成为了家庭的注脚，无奈地承受着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忽视，损失了工资失去财务自由的可能。
日本神户大学教授中村智彦坦言：“目前，日本企业仍更倾向雇佣男性成为正式员工。‘女性不能作为人才长期运用’的偏见根深蒂固。”
在疫情的失业潮中，女性就业人数可谓是断崖式下降，失业人数是男性的两倍。
住在东京近畿地区的晴美，刚刚四十出头，原本毕业于国立大学，托业考试有过八百多分的好成绩，结婚前曾是一家上市公司的正式职工。
（托业考试是日语实用能力的考试，多作为进入外企的一种凭证，850分以上属于优秀的准A级。）
当年由于丈夫的工作调动，晴美不得不离职当上了家庭主妇。然而生完孩子后，她却受到了丈夫严重的精神虐待。
丈夫经常骂她“明明就是靠我养活”“才没有公司要你呢”。后来丈夫把钱都投到股市，赔光后他们沦落到了靠借贷过活的地步。
晴美毅然选择了离婚，她英语流利，本想靠这份技能找份工作，但最后只在人才派遣公司帮助下才找到了一份客服的廉价劳动力工作，供养两个上中学的儿子。
晴美感慨：“我别无选择，只能拿那些比自己更惨的人来自我安慰。如果前途有望，再苦我也能坚持下去。
然而现状却是不管条件多么苛刻，为了生存只能选择默默忍受。说到底这个国家就是靠这些能吃苦耐劳的女人支撑的啊！”
对于离婚的单亲女性来说，晴美的结局还算好的，更多的，因为找不到工作，不得不进入风俗业。
对于丈夫已经绝望的美纪离婚时，也曾想过起诉丈夫，得到精神补偿费和孩子的抚养费，但从丈夫的收入来看，美纪能领到的钱根本不值得她打一场官司。
于是，美纪决定和丈夫一刀两断，找到一份正式工作，收入足以让孩子学点业余爱好就行。
可现实是，没有一家公司愿意招聘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
搜索卖春店的网页，会看到招聘栏里的“欢迎单身妈妈”“宿舍与托儿所设施齐全”等几个醒目大字。
上面还附有母亲和幼小孩子的照片，标题上写着“既可以赚生活费，也可以多陪陪孩子”“不要一个人痛苦”……
如今，性工作已经变成疫情下日本女性最后的一道安全网。
没有门槛，不需要工作经验，不需要职业资格证，仅仅凭着“我是女性”就能获得的一份职业。
她们大都在家庭、职场和人际关系中受到排挤，结果就是最终流向这里。
与其说她们主动选择这份职业，不如说她们除此之外别无去处。
色情机构成为救命稻草这一讽刺的现实，让曾经被圈进“家庭主妇”的女性孤独地挣扎在“看不见未来的今天”。
越全能越焦虑的女性与缺位的男性
日本NHK的这部女性专题纪录片《疫情下的日本女性困境——扩大的性被害和生活苦》揭示了这样一个残酷的真相：
当经济大好时，舆论指望女性回家生孩子，当个好主妇；
但经济一旦遇到危机，又期望男女齐上阵，女人既能生孩子，又能驰骋职场。
“女性究竟该不该去做家庭主妇？”一直是近几十年被讨论烂的老话题。
呼吁“重视家庭主妇的价值”，是最没用的答案。
丈夫升职、孩子成材，首先会被夸耀的是他们自己的本事，其次人们才会想到他们背后有个勤劳能干的家庭主妇。
更经常的情况是，家庭主妇的价值被淹没在日复一日的一地鸡毛中，没有人会记得每天做好的饭菜，整理好的房间，只会记住谁谁家的小孩成绩太差，谁谁家的男人又出轨了……
所以，即便“家庭主妇是一种自由选择”，没有几百万存款作底，千万不要劝一个女性回归家庭。
吊诡的是，更多选择成为家庭主妇的，不是那些有钱人，而是为了照顾孩子和老人，只能妻子辞职的双职工家庭；是不想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但又必须靠丈夫进城打工来维持生计的底层女性……
在她们面前，成为家庭主妇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面向生活的妥协。
更恐怖的是，在“家庭主妇”这个命题面前，我们讨论的永远是“女性的价值”“女性的自由”“女性的付出”……
因为，“家庭中缺位的男性”“男性的选择”“父亲的消声”，早已根深蒂固地合理化了。
社会需要的不是更全能更焦虑的女性，而是一个个不回避感情交流的丈夫，一个个不缺席孩子教育的父亲，和一个个参与半数家务的婚姻另一半……
这，才是更多人期望看到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