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南京玄奘寺供奉侵华日军战犯牌位事件发酵，近期，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谈及日本及欧美学者对南京大屠杀态度的一段公开课视频火了。
在这段视频中，戴锦华回忆说，一个偶然的机会，参与了与日本学者共同研究、讨论战争、为期5年的一个学术活动；但这5年的学术活动，却成了她一生学术活动当中最负面的经验。
“因为我最大的那个创伤感是在于，每一次对于战争问题的讨论，会把我逼成一个民族主义者。
每当我被逼成个民族主义者的时候，我就恨自己，也恨别人。”
她说，即使是日本一流的左翼学者，都拒绝讨论战争中日本的罪责：你谈南京大屠杀，他们就谈广岛长崎；你谈日本是战争加害者，他们就渲染自己作为战争受害者的身份；甚至把战争解释成是日本所经历的曲折的现代化道路。
“他们是如此坚定地在保护着历史叙述中日本的‘纯洁’，拒绝对战争，以及面对责任。”
金桥智库：北大戴锦华的困惑，恰是中国买办知识分子战败的自白
南京玄藏寺供奉日本战犯的事儿，还在调查之中，我们静待水落石出。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因为南京玄藏寺供奉日本战犯这事儿是表象，它背后的本质是中国买办知识分子在历史问题上的文化战败。
因为南京玄藏寺供奉日本战犯灵位的事儿，让北大著名教授戴锦华的一段视频火了，从画面来看这应该是她在给学生讲课的真情流露，我们可以从她的困惑里面看得出来，一个良知未泯的买办学者，在中国知识分子文化战败后的自白，这是很多问题的根源所在。
戴锦华：我自己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参与了与日本学者共同研究战争、讨论战争、讨论和平问题的，长达5年的一个学术活动。结果这5年的学术活动对我来说，大概是我一生学术活动当中最负面的经验。
因为我最大的那个创伤感是在于，每一次对于战争问题的讨论，会把我逼成一个民族主义者。
每当我被逼成个民族主义者的时候，我就恨自己，也恨别人。
……所谓的日本一流的、优秀的，甚至于被认为左翼的学者，他们都拒绝讨论战争中的日本罪责。你一旦谈到南京大屠杀，他就谈广岛长崎；你一旦谈到日本是战争的加害者，他们就渲染自己作为战争受害者的身份。然后当你要把这个战争的历史过程，作为一个历史的因果关系追问他的时候，他会回答你说这是日本所经历的、曲折的现代化道路。
进而，他就会质问你说，非常客气，但是非常不礼貌地挑战你说：请问戴教授您今年多大岁数？你经历过战争吗？你没有经历过战争，你怎么了解战争啊？你是听谁说的呀？
言外之意→你不是读教科书读的吗？你不是被教化至此的吗？你不是被人所操控的吗？
然后他还会说：我们是战后的一代，我们不承担战争责任。
他们是如此坚定地在保护着历史叙述中日本的“纯洁”，拒绝面对战争，以及面对责任。
这是戴锦华视频前半部分的文字内容，把它放在这里，是为了方便我们进行分析。她这个视频暴露出来了三个严重的问题，首先是她不敢坦承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其次是她面对日本学者的狡辩束手无策；最后她面对西方学者赤裸裸的种族主义，不敢反击。（视频下半部分，无文字内容）。
第一、戴锦华不敢承认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她说她与日本学者讨论战争历史问题，最大的创伤感就是会把她逼成民族主义者，而当她被逼成了民族主义者的时候，她既恨自己也恨别人。
这个事实上就是买办学者的既当又立的“婊子”心态，拿了嫖客的好处，又害怕嫖客说她是“婊子”，当嫖客肆无忌惮地说她是“婊子”的时候，她是既恨自己又恨嫖客的。
要理解她这种既当又立的心态，一个核心的概念是民族主义这个词。民族主义这个词是中性词，但是戴教授就连中性的民族主义都是内心里排斥的，这说明她被西方白左意识形态（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跨国公司的意识形态）洗脑得比较彻底，沦为西方学术殿堂的奴婢，犹如印度教寺庙的圣女。
民族主义这个概念作为一个中性词，事实上在中西方的含义是完全相反的。西方的民族主义是民粹主义，是贬义的，简单地说，西方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煽动国民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沦为资本权贵们的炮灰，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这样打起来了的。
而在中国的民族主义事实上就是爱国主义，是褒义的，为了抵抗外国的侵略，而用民族主义这个旗帜来号召亿万人民奋起反抗，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当然，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在表述上，他们肯定不会用民粹主义这个词，而是跟我们一样，用爱国主义的外衣来包装纳粹主义法西斯的民粹主义，没有哪个帝国主义列强动员老百姓上战场的时候会说，我们需要你们去做炮灰，那是不可能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的民族主义（民粹主或纳粹主义）是非正义的，是纳粹的代名词，日本对我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正是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展开动员，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卷入了那场战争，反战者寥寥无几。
而我们中国的民族主义则是正义的，是爱国主义的代名词，是民族的觉醒，是民族的解放必由之路。正如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所说的那样：“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我们的敌人明白这一点，我们领袖更明白这一点，并且精典地表述了出来。
当戴锦华自觉地放弃了民族主义的立场，其实就等于是心理上“投降”了，“叛国”了，因为一个放弃了斗争武器的文化战士，是不能称之为战士的，既然不是战士，不再为自己的人民战斗，那她在敌人面前就只能是一个买办或奴婢了。
第二个戴锦华面对日本学者的狡辩束手无策。既然中国买办学者放弃了自己的民族主义立场这个武器，那么自然也就不值得敌人尊重。就好像在南京大屠杀中被日军野蛮杀戮的中国战俘一样。
为什么当戴锦华一提到“南京大屠杀”，日本学者就谈广岛长崎，哪怕是日本所谓的一流的、优秀的左翼学者，都要王顾左右而言它，拒绝讨论战争中的日本罪责。你说他是加害者，他说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你要讨论战争历史的前因后果，他就狡辩说这是日本所经历的曲折现代化道路。
这里面暴露出来的就是日本学者的傲慢和轻蔑，同样是西洋人的奴才，中国的买办学者是二等奴才，而日本学者则是西洋人的一等奴才，所以他瞧不起中国的买办学者，他并不当自己欺负中国人当成一回事儿，他只是强调，他也受过西洋人的欺负。这个逻辑就是主人欺负我，我就欺负你，完全合理。
日本学者拒绝讨论罪责，其实就是在逃避罪责，这很简单，你自己都放弃了民族主义，放弃了家仇国恨，你跟他讨论罪责问题，他当然不跟你讨论啊。
打个比方，甲方放弃了祖宗的遗产继承权，而乙方的祖宗欠了甲方的祖宗一笔巨款，这笔巨款可能乙方省吃俭用几辈子也还不完。现在甲方跑过去跟乙方说，你祖上欠了我祖上一笔巨款，满心以为乙方会为自己放弃继承祖上的遗产感恩戴德，会对自己忏悔客套一番。结果乙方说，有这回事儿吗？那谁谁谁也欠了我祖上一笔巨款呢。
这个时候甲方就恨不得拿回祖宗的遗产继承权（逼成民族主义者），但是呢，当她想要拿回这个祖宗的遗产继承权的时候，她发现自己没有能力要回这笔钱，还可能丢掉“嫖资”（请注意，这嫖资是她一个人得的，而即使追回了遗产，那也得14亿同胸均分），所以她要既恨自己又恨别人。
当一个“婊子”拿了嫖客的“嫖资”，还想要跟“嫖客”讨论所谓的“性侵”问题，这在嫖客的眼里，就成了敲诈勒索了，他当然不予理会。所以日本学者敢说他们是战后一代，他们不承担战争责任。事实上二战的罪魁祸首裕仁天皇本人都没有承担过战争责任。
所以，要打赢与日本的文化战争，绝不能依靠买办学者，不管他地位多高，著作等身都没有用。而只能依靠爱国的学者，坚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知识分子。
敢于声称自己是爱国者、是民族主义者的知识分子，才是我们打赢这场文化战争的主力军。对于一个爱国者来说，我们不是在跟日本讨论战争的罪责问题，而是如何迫使日本接受战争中的罪责问题。
这就好比说，日本人的祖先欠了我们中国人的祖先一笔巨额债务，要不要日本人还这笔债务，那是我们的事情，前提是日本人必须得承认欠了这一笔债务。如果日本人的态度好，那我们就可以少收一点儿，如果日本人的认罪态度不好，那我们就要多收一点。（《历史的控诉——论日本是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
日本拒绝认罪，就是在赖账，因为在东亚儒家文化的话语里面，父债子还，天经地义。为啥啊？因为儿子有父亲的财产继承权啊，既然儿子能继承父亲的财产，那也自然要继承父亲的债务。日本人其实心里是知道自己欠了中国人永远也无法还清的巨债的，虽然说当时的民国政府放弃了战争赔偿，但是这个其实也是没有任何法律文书作为凭证的啊。
中国人事实上随时都可以看心情提出向日本索赔的啊，所以日本人干脆耍赖账，一了百了。那怎么办？那就再来一仗了，打到你认账为止，而且还得加上利息。
最后，戴锦华对于西洋学者赤裸裸的种族主义不敢反击。西洋学者说纳粹的集中营是罪恶的，因为他运用了现代的手段；西洋学者说亚洲的现代化就是充满杀戮的历史，说日本人发动的“南京大屠杀”跟古代历史的屠城没啥区别，没啥好说的等等。
这些种族主义的思想，是非常赤裸裸的，甚至是白左不敢在国内提及的，但是在面对中国或其它第三世界的学者时，他们则是换了一幅脸孔，表现得非常赤裸裸。
那我们中国学者也可以反过来说，德国纳粹对于犹太人在集中营里的杀戮是文明的，至少让犹太人在不知不觉中没啥痛苦地死去，很文明很“仁慈”；而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的杀戮则是野蛮的虐杀，给死难者带去了极大的痛苦，是极少残忍和野蛮的，应该罪加一等。
就算是按照我们现在的法律体系来说，如果杀人犯是用注射毒液等方式，让受害人在不知不觉中死去，跟杀人犯用残酷的碎尸等虐杀致人死去，那罪责肯定也是要再加一等的。所以西洋学者的那一套歪理邪说，都是自欺欺人的。
那为啥戴教授面对西洋学者这套赤裸裸的种族主义的理论束手无策，不敢反击呢？
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日本学者虽然也是美国的奴才，但是他们是一等奴才，而中国的买办学者只是西方的二等奴才。美国和西方肯定站在一等奴才那边，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如果要真正清算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最终必然是要清算到西方洋大人那里去的，别忘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是哪八国！
而戴锦华企图向西洋学者告御状，打洋官司，期望西洋学者来主持公道，那也是注定要失败的。这就好像当初蒋委员长消极抗战，巴望着英美来调停战争一样。尤其好笑的是，中国与日本打了战争了，国民政府才在珍珠港事件后，追随美国对日宣战。
我为什么啥要说戴锦华是买办学者？这不仅是因为她从90年代开始就与美国学术界交流频繁，拿了不少美刀。我并不反对国际学术交流，也不反对中国的学者拿“美刀”，问题在于你是凭真本事拿的，还是靠出卖自己的灵魂与国家的立场和尊严去拿的。
而且在当时，由于特殊的大环境之下，许多中国学者放弃了立场，跑到美国去拿美刀，这是当时国情条件下的产物，因为那个时候知识分子的待遇确实太低了，90年代北大教授的工资也只有几百块钱，出现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现象。
但是呢，即便是当时处于历史洪流中一时没有站稳立场，而今天呢，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指日可待，中国知识分子的待遇也早就今非昔比，尤其是北大的教授许多都是成了名流巨富。
都到了这个时候，还不能挺起腰杆做人，还要去给洋人做奴才和买办，连民族主义者不敢承认，这就很可悲且可笑了。古人说儿不嫌母丑，可是如今祖国母亲又靓又美，你还要嫌弃，还要数典忘祖，认贼作父，那就是王八蛋。
这就是今天的汉奸和买办比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汉奸买办更加不可原谅的原因。那会儿去做“婊子”，你可以说是生活所迫，可是你现在都成一身珠光宝气的“名媛”了，你还去卖，那就真的是不可饶恕了。
人是思想的动物，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由思想支配的，而不是像动物一样受本能的支配。我们看那些精日的言行，包括南京的玄藏寺供奉日本战犯的灵位，包括南京等多座城市搞的所谓和风“夏日祭”等等，都可以从中国买办学者那里找到思想的根源。
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根本，文化战争说起来其实比经济战争、金融战争和军事斗争等等更为重要，如果没有文化战争的胜利，我们在经济、金融、军事等其它战场上所取得的胜利，所取得的战果，最终可能会得而复失！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使命，可能就是要打赢对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世界的文化战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新的长征，也是新儒学宫的使命，让我们一起为中华文化的复兴添砖加瓦，坚信最终的胜利属于我们，中华文化将主导21世纪人类文明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