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穆沙希德·侯赛因·赛义德
美国历史上那场耗时最长的灾难性战争以美军仓皇撤离阿富汗告终。时隔不到一年，拜登政府显然准备迅速制定一项新的重大外交政策来应对中国挑战。
通向新冷战的路是有路标的，但有趣的是，美国却在借用一个过时的美苏冷战老剧本去遏制中国。
一旦“敌人”被“创造”了出来，那出台措施应对“威胁”也就顺理成章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要像上次冷战那样呼朋引类拉帮结伙。而且还要用意识形态语言“民主与专制的斗争”来描述这种对抗，使得它更容易被“推销”为“好人”与“坏人”间的正邪对抗。
然而，美国决策者不明白，中国不是苏联。
过去，这种“一刀切”式的冷战做法使美国在亚洲付出了高昂代价，这往往反映出某种想象力匮乏。二战结束时，包括毛泽东和胡志明在内的亚洲自由斗士们仰望美国，希望从美国那里获得鼓励，开启一个后殖民主义的新时代。1945年1月，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去华盛顿拜访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胡志明钦佩杰斐逊的理念，以至于他在宣布越南脱离法国殖民统治的《越南独立宣言》里引用了《美国独立宣言》的词句。然而，意识形态压倒了现实政治，中越都被贴上了“敌人”的标签从而被拒之门外。
二战时中美合作抗击日本侵略者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基因不仅来自意识形态，还来自两个历史创伤。第一个是1840年至1949年的“百年国耻”，当时虚弱不堪的中国处于外国统治之下，几乎丧失了所有主权。现在去上海的游客经常会被带去参观不同的展览馆，展馆里重现了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当时的上海被多个外国租界瓜分，包括法租界、美租界、英租界和德租界，各个租界由外国法律管辖，租界俱乐部门口的牌子上还傲慢地写着“中国人与狗不得进入”。因此，中国领导人坚持本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并保卫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二个是“苏联模式”：在一个腐败、自私、“臃肿而懈怠”的官僚集团领导下，腐朽堕落的苏共搞垮了苏联。因此，对苏联解体的恐惧促使中共领导层将戈尔巴乔夫视为“反面教材”（什么事情不能做），这反过来又坚定了中共的意志，即“绝不再”让这种失败模式“感染”中共。
想要了解中共领导人的世界观，以上两点是关键。因此，他们在治理中国和与外国打交道时，特别注意维护、保护和促进中国的“核心利益”。
那么，中国领导层现在认为哪些“核心利益”是中国稳定和繁荣的基石呢？
中国的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已被划入“神圣不可侵犯”的范畴，其中包括台湾、西藏、新疆、香港和南海等“红线”（除了印度和不丹，中国已与14个邻国中的12个签署了边界协议）。
然后，中国的“和平崛起”被视为是水到渠成，甚至还带有某种历史宿命感，中国终于“站上了”国际舞台。
令我震惊的是，与总是善忘和无法与外国建立稳定关系的美国人不同，中国人对历史有敏锐的嗅觉，往往着眼长远。
几年前，在与中国一位“有思想”的高层决策者会面时，我们谈起了美国的“反华图谋”，他礼貌地给我看了苏联解体时莱斯利•盖尔布于1991年11月13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老专栏文章。
盖尔布的文章标题很有趣——《分裂中国》，该文现实地论述道，“如果中国领导人继续藐视新国际行为准则……”，美国应诉诸“最终制裁——这是对中国领土完整的一大威胁”。令人担忧的是，盖尔布还写道，如果“中国的行为过于离谱。美国和其他国家可能会采取非常措施，包括煽动分裂主义，来制止中国的行为。如果中国领导人别有妄念，那就会犯下一个可怕的错误。”所以说，中国经常将发生在新疆、西藏或香港的骚乱或有关台湾的言词视作美国某种“煽动分裂主义”的政策，这绝非偶然。
30年后，美国决策者已开始着手建立一个类似冷战时代的联盟、法律和机制体系。正如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上个月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中国政策演讲中所说，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塑造中国周边战略环境”。这就难怪正值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历史性访华五十周年之际，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会说，“美中关系处于50年来的最低点。”尽管俄罗斯对欧洲国家发动了25年来的首次陆地入侵，但中情局局长威廉•伯恩斯明确表示，中情局的“首要关注对象是正在崛起的中国”。
由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组成的“四方机制”已经重新启动；由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组成的新盎格鲁撒克逊团伙“奥库斯”业已成立；美国国会通过了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法》，该法案还附带每年3亿美元的“反制中国影响基金”。尽管中国距离大西洋有3500多英里远，但北约的触角还是会伸到亚太地区。在最近举行的马德里北约峰会上，四个亚洲盟国的领导人特邀与会：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韩国。拜登政府还启动了一个对抗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山寨版计划，欧盟也紧随其后提出了类似倡议。
然而，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旨核心仍然坚持以军事为驱动、以安全为中心的老套路，主要从军事角度衡量中国的实力或“中国的挑战”。11年后，拜登终于开始实施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提出的“重返亚洲”战略。“亚太”已被重新命名为“印太”。这可能是在宣布，随着各国争夺公海势力范围的竞争愈演愈烈，印度洋和太平洋仍将继续是“美国的内湖”。
尽管美国像是猛然意识到了“中国崛起”这一现实，并积极玩起了“追赶”游戏，但五大基本面预示着美国将开打一场徒劳无功的游戏，这场游戏的最终结果将是损害美国自身利益，而不是阻止中国的崛起。
首先，应比较中美的经济发展之路。利用自由贸易和投资等经济工具，外加“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爽快履约能力，中国赢得了全世界的民心。“一带一路”倡议或其金融附属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以其包容性姿态建立了自己的信誉。事实上，美国直到现在才意识到，中国已经建成了一个庞大的全球贸易、投资和地区联通体系，这个体系由经济、能源、港口、管道、公路和铁路驱动并吸引了从所罗门群岛到沙特阿拉伯、从巴拿马到巴基斯坦、从以色列到印度尼西亚的多个伙伴国自愿加入。在193个联合国成员国中，有130个国家的对华贸易规模大于其对美贸易规模。
如果我们比较美中经济发展方式，就会发现美国的做与说有天壤之别，而中国则能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持续推动全球经济格局朝着有利于己的方向缓慢而平稳的转变。作为反例，回顾一下美国的经济外交记录会对世人有借鉴意义。2006年布什执政期间，美国大张旗鼓地宣布它要启动“重建机会区域”计划，该计划旨在为生活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的人民创造经济机会。该计划拟用和平繁荣代替战争，在美国资助的特别工业区建厂制造产品和提供就业机会，以此向无业的圣战分子提供经济激励，并将该地区从恐怖中心转变为和平、发展和繁荣的经济区。由于缺乏美国国会的支持，这一计划失败了。
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于2011年7月在印度钦奈宣布启动“新丝绸之路”计划。中国人对此并不感兴趣。我记得在几个月后的2012年1月，我与到访巴基斯坦的时任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有一次对话，他说，“事实上，只有一条丝绸之路，它起源于2000年前的中国。我们不知道什么新丝绸之路。它起源于美国赞助下的印度！”后来，新丝绸之路概念从未变成现实。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推出了《BUILD法案》（BUILD是“更好地利用投资促进发展”这句话的缩写）和一个重要的新组织——发展金融公司（DFC）。这意味着美国要正式“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起始阶段，发展金融公司（DFC）将有600亿美元的预算。但该计划最终也不了了之。
在拜登政府治下，美国于2021年6月在英国G7峰会上提出了“建回更美好世界（B3W）”计划。一年后，尚未有任何实际成果落地的计划被更名为“基础设施增长伙伴关系”。一年后就改了名！
不管怎样，美国的政策都让中俄走得更近，中国已不像冷战时那样是美国的盟友。美国能在二十世纪的冷战中战胜苏联，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获得了中国的坚定支持。自五十年前尼克松总统做出历史性的对华开放决定后，无论是苏联入侵阿富汗还是苏联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亦或是苏联在非洲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在所有这些涉及美苏对抗的国际议题中，中国都在事实上成为了美国的盟友。在此背景下，美国决策者在梦游进新冷战前要三思一下。在当前这个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美国已不能再自称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可这次他们却要对付一个自己并不完全了解的对手。
尼克松访华
其次，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美国的吸引力，事实上也是它的实力，仍然根植在它无与伦比的“软实力”领域。美国的魅力、美式“生活”的绚烂多彩及美国与生俱来的活力和创造力，是吸引全世界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前往美国学习、停留和定居的磁石——美国被视为能人尽其才的机遇之地。这仍然是美国吸引全世界的最大卖点，而不是它建立在军事“震慑力”之上的松散军事联盟——其在亚洲战场上就一直是输家。在中国仍未对美国核心利益构成直接威胁的情况下，谋求遏制中国将是一个屡战屡败的方案，只会像9/11后的“反恐战争”一样耗时20年浪费6.5万亿美元却最终徒劳无功。
第三，2022年对中美两国领导人来说都是本国重要的过渡期。中国正准备在今年秋天召开自1978年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党代会。对拜登来说，11月的中期选举将是决定其2024年后政治前途的“决定性”时刻。拜登需要中国为美国经济雪中送炭，而中国也需要在历经三年的疫情封闭后“从大乱走向大治”以维护国内稳定。因此，两国都需要维持一种合作的表象，以实现国内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和在一个动荡的世界中缓解紧张局势。对抗、遏制或打一场新冷战将会使两国偏离这些共同目标。
第四，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撰写了一份里程碑式的研究报告《高科技大赛：中国和美国》，正如他在这份报告中指出的：中国已在高科技制造业领域超越美国。例如，在2020年，中国生产了15亿部手机、2.5亿台电脑和2500万辆汽车。对美国来说，想将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技术超越的精灵收回瓶子根本做不到，即使能做到也将会异常困难。在决定21世纪人类进步的关键创新、科技领域，包括人工智能、5G、云计算、机器人技术和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研究，中国几乎都与美国并驾齐驱或领先一头。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总的来说，在重要的全球性问题上，中美利益重合大于分歧。朝鲜和朝鲜半岛无核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是中美两国利益另一个重合点。保持中东稳定，包括发展与以色列的密切关系，是中美利益趋同的另一基本点。
事实上，美以关系中唯一不和谐之处就是以色列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和技术联系，包括中国在以建造海法港，美国称之为潜在的“安全威胁”。其他两国利益重合的领域还包括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反恐合作（特别是打击伊斯兰国或基地组织等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寻求地区互联互通以及建立自由贸易组织等。即便在这些领域，中国依然占有优势，因为美国的“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IPEF）”无法匹敌中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前者既没有提供市场准入也没有降低关税壁垒，根本无法与RCEP提供的经济激励措施相提并论。
RCEP国家提供了全球30%的工业产出和30%的全球贸易。中国的灵活务实还体现在它将贸易与政治脱钩，最近中国青岛港和日本大阪港直航航线开通就表明了这一点。
在当前形势下，中美利益趋同的另一关键领域可能是乌克兰问题。中国没有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因为这违反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准则，即不可侵犯别国领土和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
旷日持久的乌克兰冲突既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虽然俄罗斯在乌克兰陷入泥沼对美国有利，但全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很大程度上视乌克兰战争为一场“欧洲战争”，战争起源于西方孤立和遏制俄罗斯的企图，而俄罗斯也觉得北约东扩包围了自己。25年来，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首次在一个全球性问题上采取了相似立场，它们就像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和斯里兰卡等国一样，也都选择在乌克兰问题上投了弃权票。外界还发现，即使是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等美国的坚定盟友也都在乌克兰问题上“持观望态度”。
在此背景下，美国与其仓促对抗和遏制中国，不如从历史经验和当代地缘政治现实中吸取教训，重新审视和设置新的对华政策。对“游戏规则”的理解还需更加宽泛，以便中美两大巨头在竞争时既不破坏现状也不展开非必要的对抗。这种经济、政治或军事对抗是它们乃至全世界都承受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