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16日，华盛顿特区，国会山外的反战抗议人群。抗议者手持的标语牌上写着 “设立禁飞区等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和“立即挺火”。摄影：TASOS KATOPODIS/GETTY IMAGES
原文截图
美国的极左和极右何以联手反对帮助乌克兰
扬·杜特凯维奇（Jan Dutkiewicz）
多米尼克·斯蒂库拉（Dominik Stecuła）
自2月24日俄罗斯无端发动对乌克兰的攻击以来，有关这场战争，在美国浮现的讨论已经造就了陌生的同床人。尽管以美国总统乔·拜登为首的多数美国公众支持乌克兰，但许多左翼和右翼人士一道，迫不及待地为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政权辩解，或至少是敦促美国不要介入乌克兰的防务。
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是福克斯新闻频道的脸面，美国最受欢迎的有线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几个月来，他一直喋喋不休，大谈支持克里姆林宫的意见(经常被俄罗斯官方电视台重播)。其他右翼人士定期释出反乌克兰的不实信息，抨击向乌克兰输送重型武器的举措。
与此同时，美国左翼知识分子泰斗诺姆·乔姆斯基称赞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是头脑冷静、身体力行地缘政治技艺的模范，因为他反对武装乌克兰。一些左翼媒体，如《雅各宾》（Jacobin）、《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和“现在就要民主! ”（Democracy Now!），则坚守一种谴责北约扩张导致俄罗斯入侵、反对军事援助乌克兰的党派路线。（“现在就要民主！”，是一档每日播出一小时的美国电视、广播和互联网节目。创办于1996年，目前注册为非盈利新闻机构运营。——译注）
在网络上，大量左翼和右翼账户对乌克兰的政治、政策和总统吹毛求疵。在国会，特朗普最狂热的保守派支持者中的七人，与进步派旗手、众议员伊尔汉·奥马尔（Ilhan Omar）和科里·布什（Cori Bush）一道，投票反对禁止俄罗斯化石燃料。更令人惊讶的是，奥马尔和布什还与所谓的小分队成员、众议员亚历山德莉亚·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拉希达·特里布（Rashida Tlaib）以及共和党极右翼边缘分子联手，反对美国政府没收俄罗斯寡头的资产。
所有这些进展都凸显了政治光谱两端之间一种奇特的联盟关系。问题是: 为什么会这样？
但这与意识形态的对称性没有太大关联，甚至与俄罗斯或乌克兰也没有。毋宁说，这与美国令人担忧的政治状况密切相关：依赖“左”和“右”或“保守”和“进步”这样一些简单概念，对理解政治发展不再能起到有益的启发作用。
乌克兰问题与美国的极左与极右
政治马蹄铁理论（horseshoe theory）由法国哲学家让-皮埃尔·法耶(Jean-Pierre Faye)提出。
他认为，政治意识形态光谱，传统上被解释为从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或民主集体主义，经过一个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中心，再到某种形式的极权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但它并不是越来越遥远的诸多政治立场间的一条直线，毋宁说像一只马蹄铁，其两个极端之间几乎满是磁性，互相蜷曲，勾连在一起。（让-皮埃尔·法耶，生于1925年，健在。——译注）
基于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德国国内政治中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结盟，以及后来纳粹和苏联在国际领域结盟（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或许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观察，他认为，这两个政治极端间的共同点之多，远远超出有关政治光谱的传统解释所可能暗示的。
长期以来，既因缺乏思想上的慎密，也因为武器化，政治马蹄铁一说遭到中间派人士的批评，以诋毁他们的对手，但批评者绝大多数是左翼人士，可以与那些他们表面上反对的保守派人士相提并论。这一理论的批评者往往指出，极左翼和极右翼之间政治立场上的任何表面趋同——比如对自由民主、全球化和基于市场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批评——都是肤浅的，掩盖了远为深层、各持己见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偏好。批评者断言，假如说有什么可以团结极左翼和极右翼的话，那就是对自由主义中间派的反对；这是自由主义中间派何以相当频繁地运用马蹄铁理论作为棍棒的缘由所在。
但这一理论不断重新露面，尤其是因为极左翼和极右翼似乎一直在观点和政策上保持一致。
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传统的、单向度的左右光谱并没有解释美国政治中政治分歧的其他轴心，比如那些不是由任何传统的进步主义或保守主义思想观念主导，而是由对“建制派”和更宽泛形式民粹主义的消极态度主导的那些轴心。如本文作者之一先前指出的那样，美国的民粹主义并不局限于那些要求“重振美国”(MAGA)的特朗普的右翼支持者。相反，它遍布政治光谱的各个波段，民粹主义者既在政治左翼(如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的支持者当中) ，也在政治右翼(特朗普的支持者当中)。（作者引用的是“How populism and conservative media fuel conspiracy beliefs about COVID-19 and what it means for COVID-19 behaviors”一文，见于Research & Politics，第8卷第1期，2021年1月出版。——译注）
假如运用法耶的比喻，我们可以看到，似乎将马蹄铁的两端团结在一起的，并非保守主义或进步主义这样的高深理念，而是对精英、政党“建制派”和主流媒体内传统守门人的反对。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上，我们所见证的不只有对马蹄铁理论的可观支持，还有对超越这一理论的某种事物的支持，即这样的理念：简单的左右范式并没有让我们在理解美国政治方面走得特别远。
自俄罗斯今年入侵乌克兰以来，来自两党的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支持美国政府的立场: 他们支持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而且令人惊讶的是，两党意见甚至相当一致，都欢迎乌克兰难民来到美国。但俄罗斯也找到了直言不讳的盟友。
在意识形态和金融方面，欧洲许多极右翼政党与克里姆林宫之间的亲近关系绝非秘密，这使得它们支持普京的种族灭绝运动成为预料中之事。但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包括共和党成员在内的相当多一部分美国右翼人士公然站在了俄罗斯一边。
历史上，共和党利用其反苏立场(1989年前)和反俄立场(1989年后)收获了巨大政治效应。毕竟，共和党能讲出“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吧!”。2012年，共和党当时的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称，俄罗斯是美国的主要地缘政治敌人，是一个“总是支持世界上最差劲角色”的国家。时间快进到2022年，包括特朗普，他的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很快就将成为前）众议员麦迪逊·考松（Madison Cawthorn），俄亥俄州参议员候选人万斯（J.D. Vance），福克斯新闻网的名流，如劳拉·英格拉汉姆(Laura Ingraham)，保守派知名人士，如坎迪斯·欧文斯(Candace Owens)在内，很多共和党人都脱离了这个党的路线，对乌克兰和美国援助乌克兰的举措嗤之以鼻。
这一类右翼批评中一再出现的许多喻言断定，北约的扩张迫使普京采取行动，并导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此外，用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资金最好花在国内事务上，哪怕它们包括密苏里州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所暗示的美墨边境的持续军事化。
与此同时，在近年来殖民侵略最明目张胆的事端之一即俄乌战争问题上，包括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联合会（DSA）成员和他们支持的政客、左翼学者和评论家、大批自称网上“反帝国主义者”的人士在内，许多进步左翼人士倾向于支持侵略者俄罗斯(或至少不支持受害者乌克兰) 。他们的主要观点与右翼的看法如出一辙，即：战争的导火索是北约的扩张和俄罗斯的合理安全关切，原本可用于解决国内问题的资金被滥用了。但他们也反对战争完全停止，有时还赞成全面支持俄罗斯，所有这些都被包裹在了反对美国在海外进行干预的语言中，那些干预活动通常被解读为“美帝国主义”。
一直以来，极左翼那里有一小部分边缘人士的声音被轻蔑地贴上了“强硬派斯大林主义者”（tankies）的标签。他们往往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威权共产主义政府的镇压行为辩护。这一侮辱性称呼最初是左翼同道辱骂西方共产主义者的，1956年，苏联坦克隆隆驶入布达佩斯，镇压匈牙利人民的反苏起义，当时那些西方共产主义者曾为之欢呼。如今，这一术语在网上小圈子中流传最广，指的是高压政权的支持者，主要适用于那些为资金不透明的非主流新闻媒体工作的边缘记者持有的观点，那些记者称颂独裁者，比如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
在乌克兰问题上，许多“强硬派斯大林主义者”采取了亲莫斯科的立场，附和克里姆林宫的意见，他们或许未能区分俄罗斯（一个威权的资本主义寡头国家）和它的前身苏联（一个威权的共产主义国家）。这些立场包括错误断定乌克兰2014年的亲欧广场抗议（Euromaidan）是一场美国支持的政变，一些民选官员，如 DSA 支持的纽约市议会议员克里斯汀·理查森·乔丹(Kristin Richardson Jordan) ，以给出“强硬派斯大林主义者”虚假网络信息链接的方式直接共享了这一说法。但类似说法也出现在支持 QAnon 的共和党众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以及包括乔姆斯基和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米尔斯海默教授在内，看似严肃的顶级学者那里。（QAnon，是一种断定前总统特朗普正与好莱坞和民主党的一个由恋童癖人士组成的阴谋集团进行秘密战争的极右翼阴谋论。——译注）
实际上，在乌克兰问题上，将马蹄铁两端拉到一起的，不只有反对冲突或为俄罗斯加油的意见，还包括对符合这些立场的各派政治主张的乐意接纳。换言之，与马蹄铁理论批评者的断言相反，关于乌克兰问题，我们所见证的不只有表面上的政治相似性，还包括远为深层的(甚至是机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联盟。
米尔斯海默与基辛格的启示意义
米尔斯海默的研究在这里是富于启示意义的。他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国际关系学者，以世界事务分析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学派领军人物之一而闻名。该学派认为，国家，特别是大国，将采取理性行动，在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世界体系中最大限度动用它们的军事力量。这意味着，对自身感受到的安全威胁，它们的应对可能是暴力的。
除了臆想美国对2014年亲欧广场抗议的支持构成一场政变，对有关乌克兰的辩论，米尔斯海默最具影响力的贡献是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直接原因是，北约向俄罗斯在东欧和波罗的海势力范围扩张，包括向乌克兰示好。依进攻性现实主义视角的分析，俄罗斯的进攻阻止了这一美国主导的扩张。尽管该理论从乌克兰冲突爆发的第一天起就遭到广泛质疑，但米尔斯海默的解释已经广为流传。
他在《经济学人》的客座专栏和《纽约客》的专访中表达过自己的观点。他的研究被批评美国乌克兰政策的智库如昆西尽责经纶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提到。该智库的资金来源包括：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科赫基金会（Koch Foundation），科赫资助、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支持的国防优先事项组织（Defense Priorities）；以及左翼出版物，如毫不避讳社会主义倾向的《月刊评论》（Monthly Review）、乡绅派头的《当代事务》（Current Affairs）以及可靠的社会民主党后备军《国家周刊》（Nation）。米尔斯海默的观点也被俄罗斯外交部用推特转发。
通常情况下，人们是将米尔斯海默有关乌克兰的看法与他有关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更宽泛理论分开讨论的，因为对那些尊米尔斯海默为俄罗斯战略逻辑幕后军师的人士来讲，那些理论可能终究会变得寡淡乏味。举个历史上的例子：很难想象美国的进步精英会支持美国在1961年对古巴的入侵企图，因为这个国家是苏联在美国势力范围内部的集结地。但这种“红血牙爪”的现实主义，恰恰是进攻性现实主义所暗示的。
乔姆斯基强烈抨击美国外交政策和残酷的国际干涉主义，基辛格是美国前国务卿，擘画了相当多外交政策和残酷的国际干涉主义，两人被引用后的命运差不多。当这两人有关乌克兰冲突结束的理论重叠时，马蹄铁的两端实际上吻合了。最近，两人都呼吁西方和乌克兰不要升级与俄罗斯的冲突，而应寻求“和平”。
而且他们两人往往同时被左翼和右翼评论人士援引，用来支持他们有关乌克兰的主张，这包括最近在《纽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该文既认定美国无权干预目前的冲突，又认为美国有实力也有权利将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请到谈判桌前。（一篇文章，指“The War in Ukraine Can Be Over If the U.S. Wants It”一文，由《纽约》杂志网站发布于2022年6月1日。——译注）
当然，没有理由认为何以不同政治取向的人不应借用同一些专家的政治分析，但不顾一切地接纳学者和政治家的主张，仅仅因为他们与人们有共同的倾向，这表明极左和极右两翼一样，都缺乏真正的政治分析。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看法一致，因此都利用了确认他们立场的专家(绝大多数是知名英美人士，而少有乌克兰人，假如有的话)的意见。
看到左翼人士承认基辛格的看法有道理，而共和党人把它交给乔姆斯基，这相当耐人寻味。但有人认为，假如乔姆斯基和基辛格(以及米尔斯海默)意见一致，那么他们肯定是对的。但他们不是。最近，普京将自己比作彼得大帝，声称俄罗斯有权扩张到以前的殖民地，并且不再伪称西方的挑衅与他入侵乌克兰的决定有很大关系。这样就有了马蹄铁两端最有力的主张: 这是西方国家的错，是美国推动的。事实上，在乌克兰问题上，可以解释马蹄铁的或许是，它毕竟与乌克兰没有什么关系。
是什么团结了极左和极右
在政治右翼那里，格林、考松、保罗·戈萨尔(Paul Gosar)和马特·盖茨(Matt Gaetz)等众议员都反对美国支持乌克兰反俄罗斯，他们对美国作为一个民族和种族多元的民主国家的深深厌恶似乎驱动着他们的行动。在这个国家，最高法院2015年就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斯一案（Obergefell v. Hodges）做出的裁决赋予了同性婚姻以合法地位，至少在目前还是法律。
在极右翼那一端，许多人士鄙视那一现实，并意识到他们的政治目标与他们所认为的普京的成就（包括让俄罗斯性少数群体的生活变得极其困难）在意识形态上的接近。特朗普的前顾问、现 MAGA 行动人士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称赞普京整体上的反觉醒运动立场。俄罗斯的宣传机器非常精通美国文化战争的语言，人们普遍认为，普京和俄罗斯是身处文化战争前线的共和党MAGA一翼的盟友。
其他方面是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在美国政治的极化格局中，党派之争胜过国家利益，任何对拜登的支持都是不可接受的。假如拜登和民主党人采取某种立场(任何立场) ，那么这种立场必定是错误的，要予以强烈反对。一张网络上疯传的照片捕捉到了那一动态，该照片来自2018年一场特朗普竞选集会，照片中有两名男子傲气地穿着印有“我宁愿当俄罗斯人，也不愿当民主党人”字样的 T 恤。不幸的是，正如我们强调过的那样，许多 MAGA 政治家不只是说说而已; 他们在那条战线上是说干就干的。
在进步左翼阵营，人们行动的诱因更多的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完全不信任，而不是与普京的政策有任何明显的一致性。这些政治圈子里的许多美国人非常认可这样一种说法，即美国是一个糟糕的国际角色，通过各种战争 (尤其是，但不限于: 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 在国外造成了很多痛苦。因此，他们条件反射般地默认，不论美国对一场外部冲突的政策是什么，它都必定是自私自利，甚至是帝国主义的。许多左翼人士何以最终沦为亲克里姆林宫的复读机，将北约的扩张诠释为单边的美帝国主义，甚至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援引米尔斯海默甚至美国左翼的传统敌人基辛格等人的话支持自己的观点，原因即在于此。
当然，这样的诠释避开了多年来波兰等国家为加入北约而进行的游说，或者这些国家推行这一政治路线的原因，并且含蓄地剥夺了这些国家规划自己未来的任何权能。考虑到一系列类似主张正被拿来对付瑞典和芬兰，而这两个国家都有望加入北约，这就不只是矛头指向后苏联时期斯拉夫国家的文化沙文主义了，或许可以用一种分析性的冷战遗留问题或纯粹种族主义来解释。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样的思路导致(或者，有人可能会说，揭示出)进步派恰恰成了他们所声称没有的那样: 以美国为中心。他们将美国视为事实上的全球性大国，尽管是一个他们反对的大国，由此并非有意地重复了大国的比喻，比如美国应该(而且能够)在乌克兰实现停火，并就停火期限向俄罗斯和乌克兰发号施令。这包括这样的主张：美国理当说服乌克兰将领土和居住在那里的人民割让给俄罗斯。
这些貌似正经的进步派正在从左的方向复兴雅尔塔会议的观念模式，他们拒绝接受乌克兰人的权能，反对美国的武装介入，但又相信美国有实力和权利，用乌克兰的土地换取乌克兰的和平。处在这一悖谬的左翼反帝国主义中心的，是想要行使帝国权力的非帝国冲动，但只是表面上打着和平的旗号，而毫不在乎当地人的意愿如何。
这不是说，美国的极右翼和极左翼共享统一的外交政策愿景，而是说，他们的确共享关于乌克兰的共同愿景: 天真的反干涉主义。但或许，这些陌生同床人的存在，与其说只是确认了马蹄铁理论，不如说理当令我们质疑将政治光谱视作一个单向度的左右政治空间的简单化图景。
毕竟，包括桑德斯在内，许多左翼人士被认为支持国际主义、社会公正和再分配政策，他们之所以支持乌克兰，是出于与他们更广泛的政治立场一致的原因，那包括反对美国先前在海外的军事介入。许多右翼人士也是如此，他们被认为信奉自由市场，或整体而言持有保守的社会政治立场，他们支持武装乌克兰，也是出于与他们的政治立场一致的原因，那包括期盼美国在世界政治中扮演更强硬的角色。中间派(广义解释)也参与其中，因此才关于实际政策的相对共识。
那么如何解释马蹄铁的两端会相互吸引，离开光谱的其他部分呢？
磁力并非来自光谱两侧的政治内容。正如政治学家菲利普·康弗斯(Philip Converse)在1964年以及其他学者后来证明的那样，绝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持有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立场。很多那样的人，在很多方面都是局外人。因此，马蹄铁背后的力量是政治的另一个向度，没有这个向度，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在一些事情上，究竟为什么乔姆斯基和基辛格会受到人们的欢迎，而在太多其他事情上，那些人永远不会同意他们的观点。这是美国政治的民粹主义和反建制的向度。（菲利普·康弗斯，生于1928年，卒于2014年，美国政治学家。——译注）
作为一个术语，民粹主义已成为一个空洞的能指，而且对许多人来说，成了贬义词。民粹主义不只与巴西总统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Orban Viktor)、波兰政治家卡钦斯基(Jaroslaw Kaczynski)和特朗普等本土右翼领导人有关，还与桑德斯的总统竞选有关。在美国，假如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民粹主义历史上与平民党（Populist Party）的平等主义政治以及随后的左翼进步运动有关。
作为未来征兆的乌克兰
但在这里，我们所说的民粹主义只是一种世界观，它将普通民众即“人民”，与民粹主义者认为腐败的“精英”对立了起来。对保守派和进步派的民粹主义者来说，这可能意味着不同的事情。
例如，在右翼，民粹主义表现为“美国优先”的民族主义、孤立主义以及对专业人士和新闻媒体的不信任。在左翼，民粹主义表现为对传统政党的建制派、商业利益和主流评论家的不信任。这就是马蹄铁两端的民粹主义者普遍不信任传统主流媒体及其精英言论领袖，并经常从表面上更加独立和在意识形态方面具有明确一致性的来源寻求信息的原因。民粹主义还推动人们向内行动，走向一种孤立主义，这种孤立主义植根于这样一种信念：当美国介入海外事务时，它这么做符合这个国家的政治或商业精英的利益。
在这两种情况下，民粹主义都引发了一种反向操作，在一些罕有全国性共识的议题（如支持乌克兰）上，这种反向操作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者截然不同的动机引导双方达成了相同的立场:都不偏向乌克兰，都否认乌克兰人的权能，并给了普京以可趁之机。尽管事实上，无论是极右还是极左思想，当中都没有任何内在的东西导致对俄罗斯的支持或对乌克兰人困境的反对。
因此，如法耶那样概念化了的马蹄铁理论或许不完全正确。这并不是说政治光谱的两端天生就互相倾斜，换言之，不是说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天生就会结盟。假如说有不同的话，那就是，政治光谱的末端倾向于观点的广泛异质性。更确切地讲，是政治光谱两端的民粹主义和反建制冲动分离了一小部分追随者，这些追随者发现，尽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他们还是达成了一致。
当然，对理解人们的政治承诺的整体性来讲，传统的、单向度的政治光谱本身就是一种有缺陷的启发式方法，并不会造成妨碍。尤其是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要求福利国家向经合组织（OECD）标准扩张一点点，就标志着一个人是左派，否认民主选举的结果，则使一个人成为相当主流的右翼分子。
然而，某种民粹主义在左翼和右翼的盛行塑造了网络和媒体上的讨论，以及民主党和共和党政治家传递的政治信息和政策优先事项，这表明，不只政治版图，政治话语的本质都存在严重的分裂。
这不只是一个极化的问题，还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对政治现实的共同理解越来越不存在。乌克兰与其说是这一趋势的主角，不如说只是未来事态的征兆。
（本文第一作者扬·杜特凯维奇是哈佛大学法学院Brooks McCormick Jr. Animal Law and Policy Program政策研究员；第二作者多米尼克·斯蒂库拉是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本文原题“Why America’s Far Right and Far Left Have Aligned Against Helping Ukraine”，由《外交政策》网站发布于2022年7月4日。译者听桥，个别地方不明所以，为原文加上小标题并有多分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