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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争议的代孕产业
1978年，英国一名名叫路易丝·乔伊·布朗（Louise Joy Brown）的婴儿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试管受精出生的人，登上了新闻头条。
世界上第一名体外受精婴儿
40年后，超过800万婴儿通过这种方式诞生，生育行业充斥着诊所、精子和卵子捐赠企业、咨询师和顾问。
代孕是最昂贵的选择之一，在道德和法律上也令人担忧，在许多国家是被禁止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剥削。但该行业在美国一直稳步增长，据估计，美国每年约有2,000名婴儿通过代孕出生。
加州已经成为一个联系纽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加州对同性伴侣和单身人士通过代孕成为父母的障碍更少，而在其他许多州，单身人士都被要求从代孕母亲那里收养孩子。
由于政府监管不力，该行业很容易出现丑闻。
2006年，加州的一名代孕协调员因从客户那里窃取数万美元而被捕。五年后，一个贩卖婴儿团伙的共谋者承认了电信诈骗罪，他们诱骗妇女到乌克兰生孩子，并将每名婴儿以10万多美元的价格出售。
2017年，总部位于南加州、负责协调跨境代孕的Planet Hospital创始人阿查里亚·鲁派克（Acharyya Rupak）因对客户资金管理不当而被判国际敲诈罪入狱。其中一个承包商是莉莉·弗罗斯特（Lilly Frost）的卵子生意My Donor Cycle。弗罗斯特和她的公司都没有被指控犯罪。
弗罗斯特的商业模式：代孕外包
25岁左右的单身母亲弗罗斯特是一名美容师，Craigslist上的捐卵广告将其带入代孕行业，她利用外包企图压低高昂的代孕费，向客户宣传在墨西哥使用代孕可以“比美国节省60%以上的费用”，并鼓吹其为“世界各地的夫妇都能负担得起的道德、透明和高质量的代孕”。
在My Donor Cycle和她的新公司Surrogacy Beyond Borders的网站上，弗罗斯特列出了加州和墨西哥的几名医生，以及一个由律师、社会工作者和实地协调员组成的团队。在一个工作人员页面的上方，有一张弗罗斯特咧嘴笑的头像，她的金发披散在她整洁的白衬衫上。
Lilly Frost她在网上发布的各种个人简介都说，她拥有波特兰州立大学（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的商学学位，还帮助建立了卵子捐赠和代孕伦理协会（Society for Ethics in Egg Donation and Surrogacy），这是一个旨在促进捐赠者、代孕者和父母公平的非营利组织。但这一切都是假的。
弗罗斯特在电子邮件中告诉她的许多客户，她可以提供很少有人敢于提供的东西：保证。只要支付一笔固定的费用——包括体外受精、法律费用、代孕和他们的医疗费用——她向客户承诺，无论发生多少次体外受精尝试或流产，他们都会成为父母。但花了数十万美元后，弗罗斯特客户中的许多人仍没有孩子——而弗罗斯特也破产了，并受到联邦调查局的调查。
她的企业的倒闭和一连串的心碎让我们看到了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监管的代孕行业会出什么问题。
屡次失败的代孕，被掏空的账户
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商业顾问阿克曼（Ackerman）就是被蒙在鼓里的受害者之一。她因子宫肿瘤无法生育，因此在2016年，和做投资经纪人的丈夫马特（Matt）选择与美国医生一起做试管婴儿。
Ackerman和其丈夫、后来在乌克兰代孕的2个女孩儿
阿克曼说，弗罗斯特没有提供固定价格的保证，而是向他们兜售一项协议，即墨西哥的代孕者将前往美国进行胚胎植入并分娩。
这对夫妇先向弗罗斯特支付了2万美元，然后在一个托管账户中存入了7万美元，用于支付其他费用。一年之内，这个账户的余额只剩29,690美元，三次让代孕母亲怀孕的尝试都失败了。
弗罗斯特随后向这对夫妇兜售了一个新的30,500美元的计划，并承诺一定会成功。该计划将完全在墨西哥进行，代孕母亲在坎昆。但代孕母亲在怀孕28周左右被诊断出患有子痫前期，一个男胎没能存活下来。死胎被火化了。弗罗斯特说托管账户里一毛钱也没剩。
代孕母亲患有性病阿克曼的经历并非孤例。在瑞士，恩佐·塞拉托雷（Enzo Serratore）和他的伴侣发现，他们的父母之梦因为同性伴侣收养孩子的禁令而受阻，于是他们求助于弗罗斯特。
2018年，弗罗斯特为他们找到了代孕母亲，但她的性病多次检测呈阳性。在退款要求被拒绝后，塞拉托雷妥协同意找一个新的代孕母亲，而这个新代孕母亲也感染了同样的病毒。
塞拉托雷疑心渐重，要求提供一份记录，说明他的现金存款是如何使用的，还剩下多少。
弗罗斯特回答说，钱都用光了，并表示不向客户提供这些服务。这位51岁的银行家总共花了5.5万美元。
商业模式失控 客户钱打水漂
一位来自圣地亚哥的43岁房地产投资者米格尔·布拉沃（Miguel Bravo）也是受害者之一。2020年春天，他注意到自己托管的5.3万美元被提走了，尽管他刚刚与弗罗斯特开始代孕计划。随后，弗罗斯特越来越难联系上，开始玩失踪。
事实上， 弗罗斯特陷入了经济困境，她的商业模式早已失控。
弗罗斯特在一次采访中说，关键问题是试管婴儿成功率令人费解得下降，这迫使她支付了比她预期更多的费用。当疫情爆发、新客户数量下降，她失去了支付不断增加的费用的能力。
但这还不是唯一的问题，2020年3月，一位客户在预产期前几周收到弗罗斯特发的短信，告诉他代孕母亲一直在撒谎，她根本就没有怀孕。这位客户是来自湾区的一名39岁的工程师，是几位要求不公开姓名的人之一，因为他们的经历让他们深感羞愧。在花费了16.9万美元之后，他和他的伴侣仍然没有孩子。
在另一起案件中，一名代孕母亲本应在加州分娩，却被边境警卫拒之门外，最终在蒂华纳分娩。这位客户是一名欧洲外交官，为了孩子的出生，他飞到墨西哥。但相关文件从未完成，现在他和代孕母亲共同拥有女儿的监护权。
大流行也使情况更加艰难，克利夫兰郊外鲍德温华莱士大学（Baldwin Wallace University）的教育学教授加里·克里斯蒂（Gary Christie）在2018年求助于弗罗斯特。但经过两年多的拖延——停滞的基因测试、感染的代孕母亲、多次不成功的胚胎移植——克里斯蒂最终放弃了，他花了96,250美元，比他的年薪还多。
骗完客户骗代孕妈妈
弗罗斯特向她的客户承诺的省下的钱，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她支付给墨西哥代理人的少得可怜的费用。
在美国，目前的价格从第一次做手术的4.5万美元到之前做过手术的8万美元不等，因此被认为是可靠的。弗罗斯特告诉客户，她给他们的代理人支付了1.4万美元，比墨西哥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略低。这笔交易包括一些生活费用。
她说，代孕母亲“通常是单身母亲，她们在为我们的客户提供这项服务的同时，看到了继续学业或为家庭购买房子的机会。”
坎昆的试管婴儿周期协调员阿苏尔·托雷斯（Azul Torres）医生说，许多代孕母亲很穷，来到她的诊所时，对这个过程的侵入性几乎一无所知。她说：“我认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的一位32岁的母亲是几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代孕母亲之一，她说自己从大学辍学，正在寻找一种方式来偿还债务，并开一家卖衣服的公司。和许多人一样，她是通过一个网络广告中联系到弗罗斯特的。
但随着生意陷入财务困境，代孕者开始受到影响，甚至生病得不到医疗护理。
代孕妈妈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她们经常被告知客户拒绝付款，而不知道许多人已经预先支付了固定价格的套餐。在给时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弗罗斯特说不知情。
谎言被戳破 FBI介入调查
2020年底开始，瓜达拉哈拉生物生育中心（Bioffertility Center Guadalajara）发信给几名医生，表示该中心将停止与弗罗斯特的合作，因为她向医生施压，要求削减成本。
然后在2021年春天，一名在弗罗斯特的公司工作的员工开始向客户介绍彼此，他们开始交换故事，要求弗罗斯特给出答案。
42岁的银行家Álvaro García Morillo是西班牙塞维利亚的一名客户，他说他损失了7万美元，“她在经济上和心理上都在摧毁我的生活。”
来自阿拉巴马州的63岁教授保罗·哈德（Paul Hard）开始直接支付他的代孕母亲和其他费用，因为弗罗斯特没有这么做，他在Facebook上创建了一个支持群。他称之为“Frosted”。
Paul Hard一家
到了夏天，FBI开始介入调查。
10月3日，弗罗斯特给客户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他们的钱没了，她的公司“完全资不抵债”。
有几个家庭试图要回他们的资金，但他们的律师告诉他们，弗罗斯特可能已经没有多少资产可以追讨了。
称自己是“善意的受害者”
现年37岁的弗罗斯特已经搬到了波特兰的郊区。在那里的一次采访中，以及后来的短信和电子邮件中，她描述了自己事业的衰落，说她对自己项目的失败感到“崩溃”，但问题超出了她的控制范围。
从她的角度来看，“到处都是坏运气”——从试管受精失败到大流行的旅行限制，这导致新生儿被困在没有父母的地方长达7个月。
她把自己描绘成自己善意的受害者，说她掏空了自己的退休账户，卖掉了自己在圣地亚哥的房子，试图履行对客户和代理人的义务。
弗罗斯特说，150多名客户因为她的代孕生意而有了孩子，这给了她一些安慰。但她拒绝让时报联系任何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