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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上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演讲时遭遇枪击,经过数小时的抢救,于当地时间下午5:03不治身亡,终年67岁。

安倍晋三是日本历史上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其在2012年上台后推行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被称为“安倍经济学”,引发全世界关注。

从数据上看,这些政策结束了日本“失落的20年”——自2012年末到2013年之间,日本经济出现了比较快速的恢复和增长,直到2018年才改变。

但遗憾的是,这未没能从根本解决日本人口少子老龄化痼疾。在任期内,安倍曾不止一次形容“少子化”是日本“国难”。而疫情的来临,不仅将其为日本经济带来的经济增长迅速“抹平”,人口下滑进一步加剧。

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曾创造性提出“低欲望社会”一词,他发现,在人口问题下,日本失去上进心和欲望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如今,“低欲望社会”几乎已成为日本的“代名词”,而据大前研一分析,安倍任期内推行的政策似乎“难辞其咎”。

回看安倍经济学推行的十年,为何未能挽回日本加速减少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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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政府对人口问题的安排,最初出现在2015年。

当时,有分析人士指出,依赖于货币宽松和财政支出的安倍经济学已经到了接近极限的地步,安倍不得不对其经济政策进行修改,并提出安倍经济学的“新三支箭”。其中之一是,培育新生儿童,将人口出生率提升到2020年的1.8%。

安倍已意识到,人口问题是日本经济最大的结构性问题。当时,日本出现了人口下降、老龄化程度上升的现象。而在安倍经济学的安排中,大规模量化宽松,以货币放水来刺激经济,但下降的人口让消费缺乏“土壤”。

更为严重的是,劳动人口数量减少,严重影响了日本经济发展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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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日本人口状况并未因政策的“倾斜”而有所好转。

从自然增长人数,即出生与死亡人数之差来看,日本屡屡突破“下限”:2016年该数据为-29.6万人,2017为-37.7万人,2018、2019年为-40余万人。2020年,日本迎来自1968年开始人口普查以来最大跌幅,自然增减首次突破-50万人。

劳动力人口同样面临迅速下降的困境。2019年1月中旬,日本厚生劳动省的一份报告指出,受日本全境人口减少的影响,日本劳动力持续萎缩。数据显示,2018年日本每100位务工者可选择的职位多达161个,已创下1973年来的最高值。



图片来源:日本总务省统计局2022年6月人口统计报告

疫情影响使跌幅进一步创下“新纪录”。

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数据,去年日本人口一年下滑近64.4万,降至1.25亿。这也意味着,日本人口已连续11年下滑。同时,2021年的降幅也为1950年有纪录以来的最大。

劳动力困局进一步加剧。2016年前后,日本15至64岁人口,即国际一般通用标准中的劳动适龄范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还在60.6%左右;但2021年这一数据已跌破60%至59.4%,人数为7450万左右。

半年多时间过去,按照2022年6月1日的最新估算数据,日本劳动力人口已较去年进一步减少约43万人,占比扩大0.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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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劳动力困局?2015年,日本从增加劳动力人口、改革劳动力市场入手,开出三张药方:即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增加移民、返聘老年人回归岗位。

政策甫一出台,就有人指出,女性步入职场,并非对日本劳动力短缺的针对性解决方案。原因在于,日本面临劳动力缺口的是建筑业、社会福利行业等薪酬水平低、对体力要求高的行业,女性或许不会成为上述行业的优先选项。

老年人在就业上遇到的困难更为明显。

2020年,日本通过《改正高年龄者雇佣安定法》,意味着日本社会正式进入70岁退休时代。而在更早之前,安倍晋三曾在一项未来投资会议上提出“终身不退休社会”“迎来100岁人生”等概念。

日本老年人对此接受度也不低——日本内阁在一项民意调查中发现,超8成民众表示希望在70岁以后还能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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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不代表企业有接纳老年人工作的动力。2019年,《日本新华侨报》一则报道指出,约有3成企业明确表示没考虑过老年人,剩下不乏软性拒绝的企业。

在日本,65岁以上老人绝大部分被限制在环境清扫、挖掘、销售和一般事务性工作,且有超7成老人只能以非正式员工身份工作。

放宽外籍劳工曾一度缓解日本劳动力紧缺难题。数据显示,日本社会增减人数(入境与出境人数的差值)多年连续上升,从2016年13.4万人上涨至2019年的20.9万人,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本各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

但疫情后,日本一度收紧入境限制,直接导致外国人入境数量骤降。2020年社会增减人数降至4万人;2021年进一步下滑至3.5万人。

今年4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子雷曾指出,日本社会劳动力短缺是因为之前的安倍经济学没有起到预期效果。

“女性劳动力有没有充分释放?老年人的活力有没有进一步发挥?婴幼儿的出生率有没有提高?‘安倍经济学’在这三方面的鼓励都没有体现。”他认为“不涉及上述三方面的改革,都只是改善日本劳动力结构的短期行为。”

根据预测,如果女性和老年人就业形势没有显著改善,到2040年前,日本劳动力将比2017年再减少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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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人口增长的效果尚不明确,老龄少子化的问题则已迫在眉睫。

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数据,截至2022年1月1日,日本国内年龄达到20岁的“新成人”仅120万人,比去年减少4万人,再度创下历年的最低纪录。而其2021年11月30日公布的2020年人口普查终值数据显示,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28.6%,较上次调查增加2.0个百分点,再次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到今年6月1日,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估计,日本65岁以上人口已达到29%,距30%的门槛再逼近一步。而根据国际通行的划分标准,当该指标达到20%,即进入超老龄化社会。



日本人口出生率水平及预测 图片来源:日经中文网


而对比安倍曾提出生育率达到1.8的目标,2020年日本总和生育率仅1.34。在公开场合中,安倍甚至直言,“现在事态十分严峻,说是国难也不为过”。

安倍并非没有采取积极措施。在2020年确定的第四次《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中,提到将实施无偿提供幼儿教育和保育服务等措施,并加入对不孕不育治疗的支持和扩大儿童津贴等内容,甚至首次提出“减轻3个以上子女的多子女家庭负担、为年轻人结婚提供支援”等具体措施。

但日本国内讨论声中,一系列政策只是治标不治本。

一种声音关于女性就业环境的改善。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一份调查显示,日本18至34岁之间的女性中有一半没有男朋友。对于为何不谈男朋友,很多受访日本女性担心“一旦结了婚就没有自由”,或表示“自己完全可以养活自己”“结婚会导致收入水平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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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日本社会学家山田昌弘在其所著《少子社会》一书中纠正了这种观点——越来越多的女性在职场打拼,是少子化的结果而非原因。

他指出,调查的绝大多数年轻人希望结婚,但社会的巨变导致年轻人组建家庭的愿望与现实之间出现差距。比如,社会经济结构变革使男青年收入变差,男女之间结构性无法匹配;年轻人也更愿意寄生在经济条件更好的父母身边。

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付鹏曾分析认为,在此背后是一个全方位的经济社会变化带来的系统性问题——城镇化发展的高房价、低生活质量、低欲望,都导致了日本年轻人不愿生育,以及出生率的急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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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人口问题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也伴随着安倍政府策略的影响。

大前研一曾剖析安倍经济学的立足点,即信奉“如果下调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GDP就会大增”。

但在他看来,这是认为人“欲望满满”的20世纪经济学,而在“低欲望社会”的日本,向市场抛出再多资金,不仅无法吸收,反而导致日元贬值、形成通货膨胀。“物价上扬薪资不涨,实际所得有所下降,招致消费低迷,陷入恶性循环。”

去年对外公布的一份政府报告直指,安倍政府加剧了日本贫富差距,普通民众不仅未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反而资产缩水。

这份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至2019年,“安倍经济学”带动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大幅回升。但是,仅资产排名前10%的富裕家庭财富增加,普通家庭资产缩水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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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年,“父母扭蛋”成为日本年轻人互相吐槽的“热词”,其所隐喻的是,日本当下人生的成功已经与家庭出身紧密联系起来。

在日本明星大学心理学系教授藤井靖看来,这是因为年轻人的期望和现实之间存在差距,并将对现状的不满归咎到父母身上。而其背后,则是日本社会近年来阶级固化严重,年轻人努力也难以冲破现实。

安倍经济学对劳动力的安排,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对未来的无望。

2018年,安倍政府公布了相关法律推进“高度专业(高专)制度”。这意味着,高收入的专业人才不享有法律关于超时工作规定的权益,若有“临时突发情况”,法定的超时工作的可大幅放宽至每年720小时、单月100小时之内。而根据以往的数据,由于过劳死的时间红线,是每月加班80小时。

正因如此,这一政策遭到许多人批判,甚至有人称其为“白领的义务加班”“无偿加班法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丁斗曾分析,尽管在2012年提出之初,“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就被视为“安倍经济学”的三支利箭之一,但在此后10年间,安倍经济学事实上仍然缺乏大刀阔斧的经济结构性改革。

对于日本而言,只有盘活自身经济存量的经济结构改革或供给侧改革,才能为自身经济的长期增长提供澎湃的新动力。

安倍遇刺市场影响:短期逆转“安倍经济学”可能性较低

市场短期内或定价“安倍经济学”的终结

2012年12月26日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以①大胆的货币政策、②机动的财政政策、③刺激民间投资的结构性改革为三大核心的安倍经济学的政策构想得以实现,给近10年的日本经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大胆的货币政策”是安倍经济学的代表,并且在此理念下所制定的货币政策框架也一直沿用至今:在安倍政权与安倍经济学的背景下,再通胀学派的黑田东彦被任命为日本央行行长,并先后导入了“以大规模购债为代表的货币宽松”、“负利率”、“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固定利率无限量购债操作”、“ETF、J-REIT、CP、信用债等资产购买”、“前瞻性指引”等一系列货币政策工具(图表1),给日本金融市场带来了一个长期的偏宽松的金融环境。安倍经济学启动以来,日元汇率相较美元贬值约37.5%(图表2)、日经指数上升了约163%(图表3)、日本10年利率下行了约77个基点(图表4)、日本央行的国债资产大幅扩大(图表5)、日本名义与实际GDP分别上升9.0%与4.5%(图表6)、日本也摆脱了通缩的局面(图表7)。部分投资者或认为该事件代表过去10年安倍经济学的结束或逆转,进而短期内或存在定价日本央行转向,做出逆转“安倍经济学交易”的可能性。

图表1:日本央行现有货币政策框架



图表2:安倍经济学前后的美元/日元汇率走势



图表3:安倍经济学前后的日经指数走势



图表4:安倍经济学前后的日本10年国债利率走势



图表5:日本央行所持国债资产的同比变化额(万亿日元)



图表6:安倍经济学前后的日本GDP走势



图表7:安倍经济学前后的日本CPI同比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