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进化理论出现在全球各个学校的教科书上，所有人都对它非常熟悉，它已经变成刻入大脑的常识。
但眼下，一场隐秘又轰轰烈烈的学术界战争正在发生。
2014年，八名来自各个生物学领域的顶尖科学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题为《需要重新思考进化论吗？》
他们的答案是“需要，而且极其紧迫”。
他们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叫“扩展进化综论”（Extended Evolutionary Synthesis，简称EES）。在这个框架里，自然选择不再是进化最重要的推动力，基因变异、表观遗传、文化演化等与它同等重要。
2016年，来自英国、瑞典和美国的50多名世界知名科学家组成团队，在多个机构的支持下研究EES，用它解答传统进化论回答不了的问题。
然而，主流生物学界很不喜欢EES。
2015年，伦敦皇家学会主办“进化论新风向”会议时，有23名学会成员递交了联名抗议信，谴责其传播EES的观点，担心“会给公众造成思维混乱”。
那些研究它的人，也被主流学界嘲讽为“试图扮演革命者”，是“后真相时代的产物”。
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对？
最近《卫报》报道，这是一场事关进化论命运的思想之战，改变它等于改变现代社会。另一方面，它也是一场关于“谁是主流人物，谁是边缘人物”的地位之战。
只有赢下它的人，才能续写生物学的宏大叙事。
修改进化论的想法并不是最近才有的，它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归根结底，是现代达尔文主义（Modern evolutionary systhesis，也叫现代进化综论）的缺陷很明显。
大家都知道现代达尔文理论讲的是什么。
因为偶然的基因变异，动物碰巧获得了占优势的能力，比如视力好，这个能力让它的存活率更高，有机会生育更多后代。
这些后代多多少少遗传到了这个优势基因，而它们也会生出更多后代。就这样，一代又一代，经过漫长的时间，这种动物变得视力极好，就像老鹰那样。
这个理论很简洁、很合理，但有一个问题，它是从进化故事的中途开始讲起的。
在达尔文的理论下，眼球是理所当然存在的，什么晶状体，什么虹膜，通通不用管，它自然而然就出现了。
但是，像眼睛这样复杂精密的器官，它不太可能是一次基因变异后就有的。
印第安纳大学的生物学家阿明·莫泽克（Armin Moczek）说：“第一只眼睛、第一扇翅膀、第一个胎盘，解释它们如何出现，是研究进化生物学的主要动力。”
“然而，我们还没有好的答案。经典理论认为是一次意外的好运，然后动物自己慢慢改变带来的，这其实解释不了。”
现代达尔文理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它只关注自然选择，对其他进化因素毫不在意，导致大量有才华的科学家被排斥到边缘地带。
这是学术界的锅，不是达尔文的锅。
20世纪初，达尔文理论是一个日渐式微的理论，生物学也因为没有公式、数据，人们不把它当作“正统科学”。
在19世纪孟德尔的研究被重新发现后，达尔文理论吸纳了其中的思想，变得更受欢迎。
到上世纪20、30年代，英国统计学之父罗纳德·费雪（Ronald Fisher）等人提出了一种修正后的达尔文理论，叫现代达尔文主义，它也就是我们在课本上学的内容。
这个理论简明得就像一个公式，底下有很多数据统计和分析。
一瞬间，生物学变得无限接近于物理学那样所谓的“正统科学”，生物学家们扬眉吐气地建立各个研究协会，把现代达尔文发扬光大。
这没什么不好，可问题是，因为尽力把理论变得像个公式，它试图解释生物进化的一切问题，而那些解释不了的，就……假装没看见。
最先感觉不对劲的是分子生物学家。早在60年代，他们就发现自然选择没那么重要，反而是被忽视的基因变异更重要。
分子生物学家观察到，细胞中的分子在以非常快的速度突变，其数量之大与现代达尔文理论中“罕见的突变”相冲突。
并且，突变后的基因能否保留下来，也和自然选择没关系，它似乎是完全偶然的。有利于动物的不一定保留，不利于的动物也未必消失。
接着，古生物学家斯蒂芬·古尔德（Stephen Gould）和奈尔斯·埃尔德雷奇（Niles Eldredge）通过研究化石发现，进化不是缓慢进行的，它有几次短暂而集中的大爆发。
很显然，现代达尔文理论解释不了它。
之后就是研究动物可塑性的科学家们。
他们发现动物能以非常快的速度适应变化的环境，不需要几百万年那么久，可能只要几个月。
渥太华大学的动物学家艾米丽·斯坦登（Emily Standen）在研究塞内加尔多鳍鱼。它也叫金恐龙，是一种又有腮又有肺的鱼，生活在非洲的沼泽里。
大部分时候，塞内加尔多鳍鱼呆在水下，只有沼泽里水源干涸时，它会短暂地上岸，然后钻进下一个池塘。
斯坦登和同事们抓来111条幼年的塞内加尔多鳍鱼，先在水中养了两周，然后转移到只有小石子的地上。
因为有肺，塞内加尔多鳍鱼生活得挺好，并且身体在8个月后出现明显的变化。
鱼鳍上的骨头变得更加细长、尖锐，关节窝变得更宽，肌肉更大。它们的脖子更柔软了，肺部变大，其他器官为它移位。
这些变化让塞内加尔多鳍鱼更擅长在陆地上生活，同时，也让它们像一个新的物种。
这一切，只需要8个月。
生物学家阿明·莫泽克有类似发现。他专门研究蜣螂，在寒冷的环境中，蜣螂会长出更大的翅膀觅食，在温暖的环境中，它会长出更圆的身体和更大的胃。
这种变化在很短的时间就会发生，更让人吃惊的是，这些身体变化都来自相同的基因，根本不用自然选择。
“这个物种的基因不是一代代优胜劣汰得到的。相反，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它就能以很多形式生长，让蜣螂在不同情况下生存。” 莫泽克说。
北卡罗莱纳大学的教授大卫·普芬尼（David Pfennig）研究锄足蟾蜍。
它们通常是杂食动物，但如果只喂给它们肉，锄足蟾蜍会长出更大的牙齿、更强壮的下巴和更耐寒的肠道。
突然间，它们变成彻头彻尾的食肉动物，只吃甲壳类动物和蝌蚪。
“物种的可塑性提供了另一种进化路线。”普芬尼说。
生物可塑性在发育生物学中已经被广泛接受，但在主流生物学界，很多科学家根本没听说过它。它有意无意地被排挤到边缘地带。
这样的非主流进化理论还有不少，比如表观遗传学。
父母经历某些事后（心理或生理疾病）能将小的化学分子附着在DNA上，DNA本身没变，但这些分子能在他们的孩子身上显现，出现不一样的效果。
英国遗传学家马库斯·彭布雷（Marcus Pembrey）整理数据后发现，19世纪的瑞典男子如果在青春期经历营养不良，那么他孙子死于心血管疾病的可能性变小。
如果男子营养丰富，那么孙子死于糖尿病的可能性会增加。
女性的效果相反，如果女性在子宫里经历过营养不良，那么她孙女的平均寿命会缩短。
这些事情，现代达尔文理论又该怎么解释呢？
“现代达尔文理论就像一个背弃竞选承诺的总统。” 《卫报》写道，“它无法满足人们的要求，但仍然坐在总统办公室里，手握权柄。”
EES的出现，就是各个边缘地带的生物学家站在一起。这场战斗已经打了好些年，还没分出胜负。
EES的支持者中，也分为保守派和激进派。
保守派如科学家凯文·拉兰德（Kevin Laland），他呼吁大家团结起来，但不认为这是一场革命，现代达尔文理论还是可以的，只要做些修改就好。
激进派有进化学教授马西莫·皮柳奇（Massimo Pigliucci），他认为应该从现代达尔文理论的束缚下挣脱出来，清算过往的奇谈谬论。
2017年的学术会议，他承认EES支持者和主流生物学家之间有一场文化战争，“是的，但我们肯定会赢。”
从目前的战局来看，还是主流生物学家占上风。
毕竟，这么多年的基业不可能说倒就倒，很多科学家也不愿意趟EES的浑水，怕被认为哗众取宠。
最后的战斗结果，可能要几十年才能看到。
没想到学术界也这么腥风血雨，可真是有意思啊……